二十世紀的人類社會充斥著滄海桑田般的變幻，現實社會主義的興起和遭遇挫折與失敗則是本世紀最重要的歷史變遷。在歷史告一段落的地方，人們終於可以，也需要冷靜地思考了。
社會主義運動在實踐中的危機反映了理論上的危機。實踐表明，馬克思主義尚未能夠對於變化了的時代以及社會主義運動遇到的新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作出概括和系統的回答，從而失去了現實性。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正在經歷著一次發展的危機。馬克思主義具有徹底批判精神，而其自身正在接受歷史最嚴格的批判，一塊金幣即使表面已磨光，仍有其價值；一種理論被歲月蝕去光彩之後，就必須加以重鑄。馬克思主義需要發展，需要一次新的理論綜合。唯其如此，馬克思主義才能新生，才能繼續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作出貢獻。
一、“電冰箱社會主義”的破產
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瓦解，標誌著十月革命後出現的現實社會主義從蓬勃發展到遭受嚴重挫折，走過了它生命中的第一個週期。在社會科學領域裡，對一個相對完整的歷史過程的解讀，最具認識意義。蘇聯、東歐的演變為我們提供了窺探現代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奧祕的視窗。
關於蘇聯、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垮臺的原因，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是“經濟沒有搞上去”。這樣的斷言實在是過於輕率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俄羅斯是個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1913年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值僅相當於當時美國的6.8％。在歐洲，俄羅斯當時的人均國民收入只及英國的1／6，不到法國的1／4，主要工業品人均產量與當時歐洲最落後的西班牙不相上下。而到1985年，即戈爾巴喬夫上臺的當年，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相當於美國的80％。斯大林時期於1928年至1937年進行的工業化運動，使蘇聯在短短十年內走過了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用了一百年走完的工業化道路，一躍而為歐洲的第一工業國。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劫難的蘇聯繼續發展，終於成為能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這不能不說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奇蹟之一。
如果說蘇聯綜合國力強大而人民生活水平與之不夠相當的話，當年東歐多數國家人民生活的實際水平則相當不錯。以匈牙利為例，在卡達爾時期，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均農業生產總值居世界第二位，十種主要食品人均消費量均在世界前十位之內，住房、醫療保健、教育水準等都居於世界前茅。當時世界銀行依據匯率計算，也將東歐國家列為中等收入國家。
從經濟史的角度觀察，在過去的年代裡蘇聯、東歐在發展經濟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換一個角度──從社會心理的角度觀察，當這些國家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不斷上升，逐步接近西方國家的時候，社會挫折感、失落感卻在人民中間蔓延開來。人們日益感到不滿足，日益嚮往西方，越來越感覺自己窮、西方富。這種現實與心理的反差值得深思。
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曾用一個簡明的公式來表達社會主義：蘇維埃＋電氣化＝社會主義。幾十年過去了，在原蘇聯、東歐國家，蘇維埃（政權）有了，電氣化也有了，而社會主義卻消失了。
當年這樣的問題就曾引起過東歐的共產黨人的認真思考。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綜合國力的加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是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發展？七十年代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曾在黨的機關報《人民自由報》上，以“電冰箱的社會主義”為題開闢專欄，就此展開討論。當時的討論並沒有產生什麼結果，而今天曆史終於為那場討論作出了結論。
二、社會主義：滿足需要還是改變需要
“電冰箱社會主義”破產的理論意義在於：它以極其尖銳的形式將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再一次提到了當代社會主義者面前。也將經濟發展是否即意味著社會進步的問題提到全體人類面前。
“電冰箱社會主義”的理論實質是將社會主義定義為──與資本主義相比較，更有效和更普遍地滿足社會成員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的一種生產方式及社會制度。更常用的表述為：社會主義是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的、能夠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社會制度。蘇聯、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始終十分重視發展生產，這並沒有錯。但是，問題在於：當強調社會主義要滿足社會需求時，能不能反過來說，只要生產發展了，人民富裕了，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實現呢？抑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發展生產力？
的確，以往人們談論社會主義的時候，常常提到“生產力的充分發展”、“物質極大豐富”，並以此作為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物質前提。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就曾有過這樣的論述。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中分析“資本生產力”發展的極限時認為：一但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於是，以交換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也就擺脫了貧困和對抗性的形式。這就是說，在技術高度發展的條件下，對勞動的佔有意義下降，甚至是不必要的。人們據此推論，當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使“物質極大豐富”，甚至充分“湧流”的時候，社會成員對物質財富的佔有也就成為多餘，導致社會分化的物質前提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
在暢想佔有成為多餘或價值喪失的時候，不應忘記這些命題是有前提的，即：人的物質需求在數量和品質上的有限性。假定人的物慾是無限的，物質需求趨於無限大，需求的滿足則微不足道。然而，在現實性上，人們的物質欲求恰恰是沒有止境的，他們正是馬爾庫塞所稱的“單向度的人”。不消除人們無限膨脹著的物慾，企圖通過發展生產力、增加財富以推動人類接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猶如精衛填海、徒然無功。若人們的物質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滿足，社會分化就要不斷地發生。這樣，有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論證就不可避免地要陷於悖論。
社會主義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並通過不斷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求來鞏固和發展自己。但是，人的需要是現實的。這就要求我們要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研究和認識人的需要的現實性。人的需要具有二重性：自然性和社會性。需要的自然屬性是人的動物性需要，即滿足人的生理方面的需要。需要的自然性本質上是物質性的，物質財富的多寡決定其滿足的程度。需要的社會屬性反映了人的社會性。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需要的社會性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人存在其中的社會關係製造著人的需要，二是社會性需要要在社會關係中得到實現和滿足。需要的社會性在本質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著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物質財富的佔有與運用僅是其形式而已。
需要的二重性在現實中是統一的。西方經濟學中制度主義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曾深入地分析過需要二重性的統一問題。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服裝是金錢文化的一種表現”。服裝既有對人體的機械效用，更是要滿足人的精神需要──“時新性和榮譽性”，以證明其支付能力和社會地位。服裝，這種原本最“自然”的需要也被賦予了社會性。
迄今為止的歷史中，人類表現出的對於物質財富的強烈欲求，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會的原因。物慾，既是自然的，又是社會的。從社會原因方面看，人類需要的滿足方式是互動的，但在私有制條件下，相互掌握著需要物件的人們卻在財產關係上被彼此分割，每個人客觀上掌握著他人的需要物件，主觀上卻只關心自己需要的實現。這樣，人們就要將所掌握的他人的需要物件──生產資料、產品等，變成滿足自我需要的手段。這時，如果某個人單方面地關懷他人需要，就會立即喪失自我。生存競爭由此成為私有制條件下人與人關係的實質。生存競爭使人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儘可能地多佔有，否則就會一無所有。人不是天生貪婪，而是必須貪婪。可見，無限膨脹的物慾並不是人類的自然需要的表現，而是“社會地生產出來的需要”，確切地說，是私有制的社會關係製造出來的需要。
在現代西方社會中，人類需要的異化被推到極致。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深刻改變著人類的需要方式和行為，消費變成了滿足生產的手段，人不是消費的主人，而是消費的奴隸。人的需要中的精神因素正喪失殆盡，精神文化需要正在蛻變為物質需要的形式，它的一切內涵都可以也必須用金錢，這個“一般等價物”加以衡量。正如馬克思所說：“不僅商品間的質的差別，會在貨幣上面消滅；貨幣，當作徹底的平均主義者，還會把一切的差別消滅。”一但佔有不再是手段，而變成了目的本身，一切精神與價值就統統被扼殺了。除了更多地佔有物質財富，人類的活動便不再具有其它任何意義。實際上，“人”已經死了，剩下的只是貪得無厭的消費動物。
盧卡奇將需要的徹底異化稱為“物化”，並視其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徵。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西方社會真是被“大簡化”了。
以往的歷史表明無限制地追求物質財富是人類的一種現實的生存狀態，然而問題在於物慾是否即人類的本性？物慾是永恆的嗎？馬克思說得好：“整個歷史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盧卡奇說：“歷史的本質正在於此，如果加以固定化，那麼一切都會變成假象，歷史是不斷變革的形成人類生活的客觀形式的歷史。因此，不可能通過以一種經驗和歷史的方法來研究各種特殊形式的連續的現象，來理解這些特殊的形式”。在一種形式下固定不變的、被認為是絕對真理的東西，在另一種形式下終將消亡。社會主義就是消滅“物化”的新的社會形式。
社會主義不僅要滿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質在於：改變人的需要。以往當人們闡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時總是強調：與資本主義相比，社會主義能夠更有效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更充分、更公平地滿足社會成員的物質、文化需要。然而，不去改變需要本身，就永遠談不上物質的豐富，物質相對睏乏，公平分配終究難於實現。人類的什麼樣的需求能得到充分的滿足？顯然，在社會生產力獲得較大發展後，人類的自然需要是有可能被充分滿足的，而需要中傳統的社會性因素則是永遠無法滿足的。因此，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要消除物化，使人類從無休止的物質追求中解脫出來，恢復人的需要中的精神性質；使人類在滿足自身的自然需要之外不再追逐物質的佔有和享受；使人類社會從注重物質生活向注重精神生活轉變；使人類在創造性勞動和審美中實現自我價值；使人類最終建立起一種樸素的生活方式。
以公有制為主要特徵的生產關係的建立，為消除物化、改變人的需要創造了條件。公有制使客觀上掌握他人需要物件的人們，在主觀上也關懷他人的需要成為可能。生存競爭停止後，無限的物慾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會基礎。但是公有制提供的還僅僅是消除物化、改變需要的可能性，而非現實性。社會主義的實現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革，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僅是這場變革的表面層次。在此之後，必然要進一步推進思想、文化領域中的革命，以改變人們的傳統觀念，創造出道德與美學的新天地。
當然，在經歷了那麼多的曲折之後，我們對此的理解不應該、也不再會簡單化了。在落後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面臨著消除貧困、發展經濟的艱鉅任務，集中精力發展社會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處於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滿足需要與改變需要不能彼此分離，它們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互為條件、互為因果、相輔相成。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必須使人們的主觀世界也得以改造，否則就不能算是社會主義。格瓦拉曾說過：“我們對沒有共產主義道德的經濟型社會主義不感興趣。我們為克服貧困而戰，也為克服異化而戰。”
人們通常將蘇聯和前東歐社會主義的失敗視為“斯大林模式”的失敗。然而這種模式究竟什麼？人們時常提及的諸如：廣泛的國有化、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等，還只是這一模式的具體形式。“斯大林模式”的實質在於：運用國家政權力量，以高度組織化的方式進行社會動員和管理社會生產，實現國民經濟的超常規發展。在三十年代蘇聯工業化的高潮中，斯大林提出了“技術決定一切”，“幹部決定一切”兩個口號。斯大林的“口號”與列寧的“公式”是一脈相承的，它們共同構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兩個基本要點：專家治國和發展優先。
開端蘊涵結果。“斯大林模式”使蘇聯及前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從一開始便陷入了“趕超”的陷阱。如果說現實社會主義實踐中有什麼教條主義的話，恐怕最大的教條主義便是認為：只要有了社會主義制度，一個國家在經濟上就能超過資本主義，特別是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邏輯上講，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應當比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更有效率。但是，邏輯不等於現實。影響經濟發展的實際因素遠遠不止於制度。在當代具體的歷史條件下，資本主義的西方已經壟斷了全球的大部分資源與市場。在現存的世界經濟格局不發生根本改變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可能在經濟上全面趕上和超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原社會主義國家過分強調製度因素，把對於社會主義的信仰變成了一種“制度拜物教”，從而提出了不切實際的趕超目標。為實現目標，不得不嘗試各種方法，政策左右搖擺不定，竭澤而漁，寅吃卯糧。特別是迫於自上而下的社會動員機制難於持久的情況，轉而以調動個人對自身物質利益的關心，作為社會動員補充機制，更導致了經濟政策與社會主義價值取向的背離。結果使這一模式出現了嚴重的內在矛盾。
從經濟的絕對增長角度看，由於經濟總量終究無法趕超西方發達國家，政權作出的基本社會承諾必然落空，而在這種模式下政權的合法性恰恰在於保障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所以最終紛紛在道義上破產；從相對增長看，由於不是改變，而是廣泛鼓勵個人對其物質利益的關心，所以需求的滿足總趕不上需求的形成。物慾不斷擴張的社會成員得到不是滿足感而是挫折感，進而導致了經濟實際上在發展，社會卻越來越不滿意的社會主義型的“相對貧困”現象。蘇聯、東歐的實踐，實際上演變成了把西方式的、資本家的生活方式擴大到全社會的嘗試。這樣流於荒謬的“社會主義”難免破產。
如果認為：經濟基礎及社會制度因素還不足以實現社會主義，僅是提供了一種客觀可能性，而實現社會主義的關鍵在於：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使人們的主觀世界得到改造，即關鍵在於改造人們的思想觀念。那麼，這就涉及到了進一步的問題：決定歷史發展的到底是客觀還是主觀？換言之，社會歷史發展是被物質決定的，還是被主體選擇的？
三、歷史發展：決定的還是選擇的
歷史是什麼？歷史的變遷是否在遵循著一種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長久以來人們為此爭論不休。而當代社會主義實踐再次將這一問題凸現出來。
將人類歷史發展歸因於人類的生產活動是馬克思學說最基本的觀點之一。蘇聯的哲學教科書又將其進一步演繹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從發生學的意義上看，這些也許都是對的。但是，誰也無法否認，社會與自然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領域，而其根本區別就在於社會歷史活動是具有主體參與的活動。主體性以及主、客體辯證關係的存在決定了社會歷史領域與自然界有著性質不同的運動發展規律。
歷史的面貌是由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構成的，是客體和主體在不同層次上產生與發揮作用的結果。歷史是主客體的統一。在社會領域，人類擁有的物質生產條件、生活方式等，為社會歷史的發展變遷提供的是基礎性的因素，但沒有直接構築與描繪歷史的圖景。直接的構築與描繪歷史圖景的是作為主體人，是人的思想意識與行為活動。在歷史領域，所謂的客觀必然性，實際上是以可能性的形式提供的──因為，物質基礎只能限制主體的活動而不能直接支配主體的行為。物質基礎的決定作用表現為：它可以決定人不能做什麼，但它卻不能直接告訴人們能做什麼。物質條件提供的可能性與人們的行為之間並沒有一一對應的因果關係，這就為人們的主體性活動留下了一個可能性空間。歷史面貌的最後決定是主體在客體提供的可能性空間範圍內活動和選擇的結果。
人們談論歷史規律的時候，常常提及客觀物質條件的第一性問題，即歸根結底的決定作用。這種觀點在方法論上是在用抽象代替具體，用一般混淆特殊。僅從發生的意義上看，當然一切都來源於物質世界，一切都由物質生成、演變而來。但是，在具體的歷史程序中這種概念是毫無意義的。歷史程序是主客觀的統一。在具體的歷史程序中，到底是客觀還是主觀起決定作用，純粹是個實踐問題。一般來說，當客觀條件尚不具備的時候，客觀條件對歷史發展起決定作用；而當客觀條件具備之後，主觀條件具備與否就起決定性作用。在具體的歷史程序中，並不存在固定不變的、絕對的決定性因素。
把社會歷史發展歸結為客觀性的歷史決定論或曰經濟決定論，在歷史觀上的基本缺陷是：丟棄了歷史觀察的時間維度。歷史決定論或經濟決定論並不否認社會領域是人的領域，也承認人的社會活動是有目的、有意識的。但決定論認為不能由此得出社會規律是依人的主體性而轉移的結論，也不同意歷史規律是主客觀統一的看法。因為，他們認為社會規律就其本性而言是客觀的，它的基本公式即是：“只要有……就會有……”。堅持歷史規律客觀性的核心理由是認為：主體的意願、目的、動機等，最終還是由客觀條件決定的，即主體本身同樣是被決定的。
抽象地說存在決定意識、主觀來源於客觀，也許是對的。但是，如果引入時間維度，使我們進入四維時空，那種主客體、主客觀的線性關係就不復存在了。在時間的維度上，客體對主體並不具有一種恆定的、持續的決定作用；同樣在時間維度上，主體也會依照自身的邏輯和價值取向自行演繹、發展。主體的社會意識一旦從客觀世界中產生，也就脫離了客體而獨立存在了。任何一種社會意識必有其客觀來源，但此意識已非彼意識，意識的產生與意識的發展不是一回事。客觀中有的未必意識得到，客觀中沒有的可以去創造。意識與主體性的發展需要自身的積累和飛躍，而這些並不都是以客觀條件為轉移的。社會意識並非社會存在的附屬物，而是其對立物。客觀性與主體性是社會歷史發展中兩個異質的環節，將其進行形而上學的對照只會導致一種簡單化的庸俗歷史觀。
在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程序中，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客觀物質基礎是生產的社會化。作為物質基礎的生產社會化及其程度制約著實行社會主義的歷史主體無產階級的活動範圍和水平，當生產社會化條件尚不具備、尚不成熟的時候，就搞不了也不能搞社會主義。但是，當生產社會化條件具備之後，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逐漸轉向取決於各國無產階級的主觀條件了。在類似的客觀條件下出現不同的結果，顯然是主體性因素起了決定性作用。
物質基礎提供的歷史發展的可能性空間與人的主體性是一個對立統一的整體，二者之間的關係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個對立統一體內部矛盾的主要方面隨著歷史發展也在發生著變化。歷史的長河沖刷著客觀世界，也激盪著人們的主觀世界，歷史也是主體性發展成長的歷史。人是一種否定性的社會存在，主體性的本質就在於：人的否定意識，對現實的批判意識。這是人類在實踐中創造自我、發展自我的主觀方面的原因。
主體性成長意味著人們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能力的加強，進而意味著主客體關係的改變，意味著歷史發展的可能性空間被主體“撐”大──歷史程序中的客觀因素作用下降，主觀因素作用上升。
在主體性的幼年時期，人被自然與物質生產、生活條件緊緊地束縛，生活在必然王國之中。物質生產條件所能提供的可能性空間極其狹小，人的選擇性極小，甚至無可選擇、極其被動。極小的可能性空間中出現的現象是：有什麼樣的生產力，就有什麼樣的生產關係；有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麼樣的上層建築。那時代表不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石器、青銅器、鐵器等生產工具，甚至可以直接標誌著人類的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馬克思就曾視蒸汽機為資本主義時代的標誌。然而隨著主體性的成長，那種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嚴格對應關係便逐漸被打破，社會主體調節社會矛盾的能力日益加強。今天人們甚至看到封建君主制、資本主義議會制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並存於生產力水平大致相當的同一時代的歷史奇觀，這是主體性發育成長的表現。我們已經親身感受到了主體性因素對社會歷史發展影響作用在上升，我們也許生活在一個歷史角色轉換的時代，歷史舞臺上傳統的主角──客觀性正讓位於主體性、主觀性。這一點是否由於現實社會主義的挫折與失敗變得更加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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