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在記憶當中，父親的形象總是那麼的高大，感恩父親的付出，下面我們一起看看這篇《父親》。
十三歲那年夏天，父親出了一趟遠門，再沒有回來。父親是乘坐一輛大貨車走的，因那輛大貨車偏離了軌跡，駛入了山谷，父親也隨之去了天國。
父親走了，走得很倉促，以至沒有給我留下太多的印象，記得最清楚的是他那張飽經風霜的臉，和一雙長滿老繭的手。父親是個礦工，但他天生是一名農民。因他在礦井上班回家後，那雙剛放下工具的手，轉眼又拿起鋤頭去了坡地。礦山沒田，但他旱地的活，開荒挖土種菜栽紅薯無所不能嫻熟至極。
父親是解放初期，離開那個生養他的家鄉，揹著簡單的鋪蓋卷，含淚告別親人，一路風塵，輾轉數百里，沿途賣力，歷經磨難，才來到礦山的。如果不是家鄉的貧困飢寒，為了謀生，他又怎會捨得離開那塊世世代代，祖祖輩輩繁衍生息的故土呢。
其實，如果用現今許多人的眼光去看父親，我認為父親當年的選擇錯了。錯的不是他離鄉背景，也不是他棄農從工。而是他不該去當一名礦工，一名生與死作伴，一名累與苦不離，一名危與險相隨，一名病與痛作伴的礦工。礦工有什麼好，那個年代的礦工，還是用原始的方法開礦生產，用大錘鋼釺鑿巖打炮眼，用肩擔手鏟出礦當苦力。吃的是野菜紅薯米飯，乾的是玩命的活。民謠曰：“十七、十八學打窿(採礦)，二十七八逞英雄，三十七八平平過，四十七八揹竹筒。"她道出了當年礦工的辛酸苦辣，也是礦工的真實寫照。父親當了一輩子的礦工，到頭來他得到了什麼?他什麼也沒得到!不，他得了，他得到的是一生的操勞和默默無怨的付出，還有用透支的身體，換來的那一張張，血紅的“先進生產者”獎狀。
父親走時我還是個懵懂少年，我只依稀記得父親很勤奮，這是一種令我們兄妹不敢挑戰的，不可比擬玩命般的勤奮。要知道父親這種勤奮，具有一般人望塵莫及的非凡性。因為父親長期從事井下工作，身體受到極大的傷害，從醫學角度講不可以，也不可能再去從事超負荷勞動。他只40多歲，就有了可怕的三期矽肺病。矽肺病是礦山井下工人的職業病，解放初期礦山條件很差，企業的勞動保護措施幾乎還是空白。加之象父親那一輩農民工，勞動保護意識不強，完全不曉得工作中花崗岩產生的粉塵，猶如一條條看不見的“毒蛇”，於無形中慢慢侵入他們的肺孔，久而久之，會使他們的肺部板結成塊，失去應有的功能，而不能自由呼吸，導致生命之花過早的枯萎。三期矽肺病是這一職業病的頂級，它如癌症晚期般桎梏著父親有生的歲月。從外表看貌似一個正常的漢子，卻是基本上喪失了勞動力。父親只四十多歲就退休了，那時候在父親這種年齡退休的礦工還有很多。我知道父親那一代礦工，他們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水深火熱中獲得新生，從奴隸到主人，心中油然生起一種超強的報恩意識。他們工作不講條件，不計報酬，只講貢獻。上世紀五十年礦山生產工作條件差，井下深處通風不好，氧氣稀薄，他們便赤身裸體不戴口罩打幹鑽搶進度。血氣勇氣加蠻氣，這種不講科學的拼命精神，產生的結果是生產一年比一年好，身體卻一天比一天差。
父親退休時的工資只有四十多元，微薄的退休金卻要養活一家大小七口人，其難度可想而知。生存的嚴峻性，迫使得父親為了解決溫飽，鋌而走險去挑戰生命的極限。父親退休了本應靜養安度餘生，可家庭的責任不允許他安享天年。於是父親拖著病驅，喘著粗氣，堅強地與母親披星戴月，開始了一場墾荒大戰。在我的幼年孩提時，我所見到的父親從早到晚，他幾乎都在山上山下，幾十塊大小不等，長滿紅薯、玉米、高糧、黃豆等十多種雜糧，和各種蔬菜的坡地勞作。父親用辛勤的汗水潤育了五穀雜糧的生長，也哺育了一代後人的成人。在我破碎的記憶中，父親還做過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大事。六十年代初礦山的冬天異常寒冷，那時礦山取暖用的是木炭。一些外地人專門到離礦山四五里遠的大山，燒木炭賣給職工家屬，一擔木炭要三五塊錢，家家戸戶一個冬天烤火烤衣被加起來要買幾百斤，算起來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而我們家本來就人口多，工資低，根本無力支出這筆“巨資”。於是父親作出一個“嚇人”的決定，自己上山燒木炭。燒木炭除了要有一定的技術方法，它還是個苦累活，一窯炭原材料(權木)就要砍幾千斤。父親是個講話算數，做事認真，吃得苦的人。他打聽到離家五六裡遠的江西一座山上，有一個廢棄的燒炭破窯，便捲起一床被子，領著十三的哥哥去修窯燒炭。半個多月後，炭終於燒出來了，父親雖然累得憔悴不堪，心裡卻充滿如釋重負般的喜悅。我至今也沒弄懂父親是怎麼學會燒木炭這門絕活的，特別是一個三期矽肺病患者，連走路喘氣都困難，他又是如何在那荊棘叢生，野畜出沒，險象繁生，食不裹腹，舉步艱維的深山裡，去完成砍柴裝窯運送木炭，這一系列健壯人都覺得辛苦的工作的。
父親去世時還沒到五十歲，他在這個世間的一生很短暫，就象一顆流星在天空劃過一道微弱的亮光，便悄無聲息。我只能在無窮的遐想和懷念中，去尋覓父親的足跡，感悟他未知的博大心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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