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可以是知識分子嗎？

知識分子：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在更寬泛的語義中，知識分子是一個“理念人”的角色，薩義德把它刻劃成“流亡者，邊緣人，業餘者，對權勢説真話的人”。在近現代西方思想史上，關於“知識分子”這個詞彙，一直存在着歧義，其中不乏極端對立的分歧。
在《知識分子之背叛》一書中法國評論家班達為知識分子下過一個很著名的定義：他們是一小羣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家－國王，他們構成人類的良心，“他們是特立獨行的人，能向權勢説真話的人，耿直、雄辯、極為勇敢及憤怒的人”。而與班達極端對立的觀點來自美國著名的文化學者Ｐ·約翰遜，他曾經寫道：“隨便在街頭挑十個人，他們對於道德和政治事務所能提供的合理見解，至少不亞於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人物”。關於中國文人的反思，自古以來也縷縷不絕，其中，既有“天行健，君子將自強不息”般的壯語，也有“無事袖手談性情，有難一死報君王”式的譏嘲。

在進入工業文明之後，隨着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化，職業和社會階層的增多，導致了對知識分子角色認同的新演變。純理想主義的認知開始讓位於更現實的界定。

葛蘭西是一位活躍於上世紀40年代的意大利思想家，他將知識分子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傳統的知識分子，例如教師、傳教士、行政官吏，這類人“代代從事相同的工作”；第二類是有機的知識分子，“資本主義的企業家在創造自己的財富的同時，也創造出了工業技術人員、政治經濟專家、新文化的組織者、新法律系統的組織者等等。他們一直努力去改變眾人的心意、拓展市場，以引導消費者和選民的意見，贏得贊同。他們一直在行動，在發展中壯大”。

法國哲學家福柯的觀點與葛蘭西較為相近，他將知識分子區分為“普通的知識分子”和“特殊的知識分子”，前者他列舉的人物是薩特，後者則是主持了原子彈計劃的美國物理學家奧本海默，福柯認為，奧本海默式的知識分子已經取代了薩特式知識分子在現實世界中的作用，他們用自己的專業更為直接地參與到了改變世界的運動之中。

企業家：那些天生的妥協主義者

對任何一位企業家來説，沒有另一個世界比他創造的企業更為重要，也沒有另一種標準比創造盈利更讓他有成就感——我們很難將一個有社會責任感、正義感，而公司卻瀕臨破產的企業家稱為“卓越的商人”。

於是，一個問題開始浮出水面：那些有機的或特殊的知識分子在改變世界的商業活動中，有沒有可能同時將自己演變成企業家？譬如，發明了燈泡的愛迪生、發明了汽車的亨利·福特以及發明了集成電路然後創辦了英特爾公司的羅伯特·諾宜斯，他們還應該被稱為知識分子嗎？

至少在西方思想文獻中，我們沒有讀到肯定的答案。令人驚奇的是，甚至沒有一個思想家在這方面有過任何猶豫。1965年，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出版了《理念人》，它被認為是過去一段時間對知識分子命題梳理得最為清晰的著作。科塞用相當的篇幅對“美國當代知識分子”進行了剖析，他將他們分為五大類：“自由職業的知識分子”、“學院派知識分子”、“科學知識分子”、“華盛頓的知識分子”以及“大眾文化產業中的知識分子”。

很顯然，在科塞的視野中，企業家沒有被當成考察的對象之一。

2001年，美國當今最好的商業史作家理查德·泰德羅出版暢銷書《影響歷史的商
業七巨頭》，他為過去一百年來美國最傑出的七位企業家作了生動的列傳，其中包括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汽車之父亨利·福特、ＩＢＭ創始人老托馬斯·沃森以及當今全球最高市值公司沃爾瑪創始人薩姆·沃爾頓等。他如此描述這些創造了令人咋舌的財富的企業家：他們都是冒險家、變革家、實幹家，他們都有超常的自信，這自信或來自於內心的安全感，或來自於對別人判斷的不信任，無論如何，他們都只相信自己，經驗證明這種自信是正確的，他們開始認為自己是無限的，這種想法有時會使他們在以後的生活中變得狂妄自大。

泰德羅進而寫到，企業家為了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不得不做出苛刻的事情，“我上去了，你就下來了”，商業就是競爭，它能挖掘出我們最好的東西，可有時也會讓人性的醜惡在瞬間膨脹。每一個偉大的企業家都曾經在某些方面打破過某些規則，有時候對規則的破壞讓世界獲得了加速度的進步，而更多的時候，它也造成新的社會不公。

也是在這裏，我們發現了企業家與知識分子兩大社會角色間的精神分野線：知識分子強調的是反對的精神，而企業家是天生的妥協主義者，知識分子以真理追求為惟一目標，而企業家則是資源的配置者，知識分子屬於弱者、無人代表者的一邊（薩義德語），企業家往往代表富裕的既得利益羣體，在知識分子看來“原則永遠大於利益”，而企業家卻“只有利益而沒有原則”，後者有現實的——在絕大多數時候可以量化的利益訴求，而前者生存的價值則要抽象得多……
最不可能的知識分子

如果一位卓越的企業家偏偏要以知識分子的價值觀來改造世界，那將是一番怎樣的景象？

這似乎是兩個必然對立的族羣，如果説有哪些職業是無法產生知識分子的話，企業家可能是最容易入選的一個。而如果一位卓越的企業家偏偏要以知識分子的價值觀來改造世界，那將是一番怎樣的景象？索羅斯的故事也許可以讓我們讀出其中的艱辛和荒謬。

出生於匈牙利的索羅斯（1930－）在國際金融投資行業的聲望僅次於巴菲特，他所打理的量子基金是過去30年裏為投資者帶來最高獲利的基金機構。索羅斯早年深受德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1902－1994）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影響，渴望用自己的理想來改造世界，即便在他為了“餬口”而踏入金融界也不改此心。

在所有的企業家角色中，金融資本家大概是離知識分子最近的一種。金融衍生工具的產生及運用本身便是資本主義商業文明的產物，隨着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在過去的30多年裏，兇猛流動的國際資本通過利率、貨幣匯率和股市的波動，對各國經濟成長均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對個別處於轉型時期的國家來説，甚至在某些時刻左右了它的中長期興衰週期。因此，擁有數十億乃至上百億資本的金融大鱷往往需要擁有全球性的視野以及政治家的宏觀操控能力，也因而常常萌發通過資本手段改造社會的衝動。

而索羅斯可能是最有此類激情的金融大師。索羅斯是一個市場基本教義派的堅決反對者，他認為應該用強有力的管控機能來維持資本主義市場的商業秩序，同時，他還猛烈地抨擊政府的弱勢。在成功運作量子基金之餘，他更樂意把自己打扮成一個“世界政治家”，他寫過《打開蘇維埃體系》、《為民主背書》、《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等一系列政治性專著，在一篇文章中他自稱，“有時，我覺得我像一個龐大的消化系統，一端吸入金錢，另一端則輸出，把兩端連起來的是一些思考”。

作為全球最成功的金融投資大師，索羅斯卻深深地陷入了企業經營者與知識分子的角色掙扎，“作為一名市場參與者，我總是儘量提高自己的利潤，但作為一名地球公民，我關注的是社會價值：和平、正義和自由。但是，我無法以市場參與者的身份發揮這些價值觀……在股市上，成與敗可以用金錢的增減來衡量，這毫無困難，可是如果人們行事純以結果論成敗，就會遠遠地偏離公共利益。往往固有價值與市場價值南轅北轍，市場是競爭性的，而其目標就是要贏，而固有價值則有其自我存在的異議。就市場的參與者，我希望做個贏家並以一個公民或人類的身份增進公共利益。有時候很難區分這兩個角色。”這樣的言論充滿了矛盾、徘徊和無法宣泄的鬱悶。

1979年，索羅斯成立了一個“開放社會基金會”（Ｏｐｅ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ｕｎｄ），他把目標定為“幫助封閉的社會開放，促進開放的社會更開放”。在接下去的很多年裏，他便透過這個基金開始放飛他的知識分子夢想。用他的話説，“基金會做了許多看似急迫的事，目的是支持民間力量，並幫助建立法治及擁有獨立商業領域的民主國家，每個基金都由當地公民組成的委員會主持，他們可以決定什麼是當地的優先急務。”

索羅斯希望用一己之能力建立一個超越於政府體系和普通意義上的金融機構以外的另一個烏托邦式的集團。在後來的時間裏他也確是這麼做的。1984年，他在自己的祖國匈牙利建立了他的第一個東歐基金，隨後在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蒙古、前蘇聯、甚至海地等31個國家組建了基金機構，竭力於這些國家的金融開放體系的確立。他還出資創辦了中歐大學、國際科學基金會等，每年至少為之支付3億美元以上的經費。

在上個世紀90年代，當前蘇聯和東歐地區爆發此起彼伏的政權地震時，幾乎在每次動盪中你都可以看到索羅斯的身影。1997年他突襲泰幣，引爆了影響整個世界經濟的亞洲金融風暴。1998年8月，俄羅斯金融突然徹底解體，當局被迫對盧布進行強制性休克式改革，索羅斯日日往返於莫斯科、華盛頓之間，穿梭於美國財長魯尼與俄羅斯總理丘拜斯中間，扮演了一個上躥下跳、無比興奮的角色。他在英國的《金融時報》和美國的《華爾街日報》上發表聳動性文章，提出一攬子解決俄羅斯金融危機的方案。而結果卻是，美、俄雙方都把他當成了金融解體的替罪羊，輿論更是對他唾沫亂飛，儘管他指天發誓，“上帝作證，在這其間，我沒有炒賣過一張盧布。”

直至今天，在很多人眼裏，索羅斯還是一個帶有神祕邪惡色彩的金融巨鱷，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新加坡的李光耀等亞洲政治家對之恨之入骨。在如此眾多的金融行為中，他有沒有讓量子基金得利是一回事，至少在他興風作浪的那些地區和國家裏，他收穫到的幾乎全是道義上的大失敗。而這正與他的初衷形成了如此鮮明而富有諷刺意義的反差。

1998年10月，索羅斯揹負無數惡名、兩手空空地回到位於紐約的辦公室，在心情無限沮喪的時候，他寫出了一本《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在書中他回顧了這段充滿了戲劇性的心路歷程，他闡述了自己的理想，抨擊了惡俗的現實政治和經濟，為自己的作為進行了勉為其難的辯解，最後他充滿無奈地寫道，“我不願公開作辯，因為我怕被人指為無知的理想主義者。我也並不指望別人和我一樣，為一個理念介入如此之深——我必須聲明，我就是因為生財有道才這麼做。”

索羅斯最後講了實話。“生財有道”是自詡為知識分子——或者説他確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索羅斯敢於實現自己理想的惟一前提。在企業家與知識分子的角色搖擺中，在一條無法穿越的“悖論之道”上，索羅斯僥倖逃身。

1998年以後，索羅斯似乎收斂了很多，他開始熱衷於“比較傳統的美國慈善工作利益的領域”——弱勢羣體的福利、未成年懷孕、支持安樂死、反對毒品以及教育的不公平。2003年底的《商業週刊》公佈1999年至2003年全球慈善捐款最多的50位企業家名單，索羅斯以24．31億美元排在微軟的比爾·蓋茨夫婦及英特爾公司創始人戈登·穆爾之後，名位第三，據該刊稱，索羅斯所捐佔了其個人資產的68％。

索羅斯回到了“金融家的軌道”，儘管他是如此的不屑於“用樂善好施的方式來體現企業家對社會的責任心”。
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的“儒商”

讓我們把話題回到中國，這個充溢着濟世情結的正在轉型中的東方國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我們一直困擾於企業家與知識分子的角色甄別，迄今已經到了紊亂的地步。

我們似乎從來沒有對知識分子與企業家的社會角色和各自的責任進行過界定，相反的，很多人將之混為一談。不知形成於何時的“儒商”一詞是將之渾攪在一起的“經典之作”。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隨着市場經濟大潮的湧動，一大批習慣於在書齋裏過平靜生活的知識分子開始了焦灼不安的躁動，他們成批地躍入商海成就了各自的一番事業。也是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始終沒有放棄對這羣人的“知識分子幻想”，而他們自己也似乎始終以此自居，企圖用“知識分子的價值觀改造中國企業家羣體”。

2000年前後，隨着ＩＴ產業和知識經濟在全球的方興未艾，一個“知本家”的新概念更是橫空出世，再度把企業家與知識分子緊密地糅合在一起。有人為“知本家”下過這樣一個定義：知本家是“以知識為本的人”，這裏的“知識”既指資本，也指根本、基本，知本家既包括企業家、也包括思想家（《光明日報》1999年11月5日文章）。進而更有人指出，“知本家”這個概念的意義在於“一方面把‘知識經濟’的核心概括出來了，另一方面把知識分子從舞台邊緣推向了中心”。

這些似是而非的論斷，這種貌似呼應的社會期望，終於讓中國企業家與知識分子共同陷入了角色紊亂的窘境。在已經塵埃落定的企業家成長史中，我們至少發現了兩則很有典型性的案例：

牟其中——這位至今身陷牢籠的前南德集團總裁仍然是迷霧纏身，上個世紀60、70年代，牟因創作萬言書《中國往何處去》而蒙冤坐牢（值得對照的是，也是在那個年代，一位叫楊小凱的吉林青年因寫作同樣題目的長文而入獄10年，他後來潛心經濟學，現被認為是最優秀的華人經濟學家）。改革開放以後，牟其中躍身商海，一度成為大陸首富，然而在此之後，牟其中的救世情結極度膨脹，他提出要改造一萬家國有企業，要打造北方香港，要劈開喜瑪拉雅山脈引入印度洋暖流，這些遠離了企業家經營追求的構想最終讓他陷入了財務和人文的雙重危機。牟與索羅斯頗為相似，後者無非比他稍稍幸運一點而已；

劉波——這位14歲考入大學、出身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博士是另一個耐人尋味的典型，他憑一部《傳世藏書》憑空生出5000萬元的資本，從此在資本市場上翻手風雲，將誠成文化包裝成“中國第一文化概念股”，有報道稱，劉波平日好穿對襟青布衫，“能穿布鞋的時候絕不穿皮鞋”，他的總裁辦公室滿架皆書，一室斯文，他還長期包租名人別墅，常常夜宴賓客長歡達旦，大有名士風範。在很多報章上，他都被視為“新儒商”的標板人物。而其結局卻是，以文化之名行炒作之實，誠成文化因業務曠缺而遺留下無數黑洞，劉波不得不逃亡海外，身後留下40億元的貸款包袱和滿天的謾罵追討聲。

牟、劉兩人都以儒商自居，且公眾也以儒商視之，然而，其各自的行徑或誤於“烏托邦”或幾近欺世，總之都不倫不類，終而無法為世間所容。在某種意義上，“儒商”一詞實在值得大大地商榷，或儒或商，其實根本無法表裏。如果儒是代表知識分子（“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商是代表企業家，那麼，在可以考據的歷史中，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一個成功的、值得借鑑的“儒商”。在一個現代商業文明社會中，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根本無法通過企業家的角色來完成，反之，企業家如果不拋棄“知識分子幻覺”，則永遠不可能實現職業化的改造。

牟、劉現象在當今中國決非偶然也不是僅有之例，它其實具有相當的普遍性，理念上的渾攪以及模糊，已經在公眾輿論層面造成了不小的混亂，有人甚至用“企業家＝知識分子＋流氓”這樣的公式來為企業家“定型”。如果再不進行必要的理念梳理，中國企業家的成長及公眾對知識分子的價值評判都將蒙上無法擺脱的陰影。
企業家參與社會公共事業的路徑

企業家在思想傳播方面並非完全漠然的局外人，相反他們將用自己的方式來產生影響。其中運用最為普遍的方式就是基金會，基金託管人已成為當代思想觀念的重要守門人。

“他們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他們可以改變這個時代的秩序、制度和文化。”當泰德羅用這樣的語氣為美國的企業家寫下頌詞的時候，大概沒有人會發出不屑的笑聲。也許在中國，在一個亟需用財富和變革來改變整個國家命運的轉型時期，企業家在未來所要承擔的責任並不比亨利·福特們遜色。

將知識分子與企業家的社會角色進行徹底的剝離，甚而使之對立，是歷史的宿命，是各自更為有效及理性地承擔責任的必須。這樣的割裂看上去有點嚴酷，但卻是一個無法妥協的事實：在一個成熟的商業世界中，企業家可以是慈善家、政治家、藝術家，卻不可能是一個知識分子。

那麼企業家在思想傳播方面是否便是一個完全漠然的局外人？《理念人》的作者劉易斯·科塞認為決非如此，相反他們將用自己的方式來產生影響，而其中運用最為普遍的方式就是基金會。

2003年底的資料顯示，目前僅在美國就有2000多個各種背景的基金，每年提供超過20億美元的經費用於各種文化交流、研究和推廣活動。一些知名大公司，如微軟、惠普、思科、英特爾等都設立了自己的基金會。“在這個國家，任何規模的重要文化項目，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基金會的影響。”

據科塞的觀察，美國基金託管人的組成情況是：他們中間來自東海岸的高等學府的人佔了非常高的比例，而且他們從事着有聲望的職業，其中又以企業管理和法律居多。一項對20個大型基金會組織的託管人的研究表明，這些人多數來自總人口中極小的一部分，他們幾乎半數具有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大學的學士學位，另外三分之一在其他私立學院受過教育。從職業背景看，37％的人來自企業界，19％來自法律界，只有14％來自教育和研究部門。

科塞進一步分析説，基金託管人是一個代表着某種“成就”價值和傳統的精英集團。他們對什麼樣的撥款應支付、什麼樣的要停止，具有最終的決策權，他們的一般傾向成為基金政策及其在文化視野上的影響的最主要決定因素。通過金錢的威力，他們處於一種可以促進某種思想或研究方向，同時忽視或消除其他思想或研究方向的地位。因此，僅僅從基金會控制着知識分子從事工作所需要的資金這一個理由，也可以説它是一個對知識分子行使着極重要權力的機構。

科塞説，這些提供了金錢的人們，他們已成為當代思想觀念的重要守門人。

在華人企業家中，最為知名的是由香港李嘉誠先生設立的李嘉誠基金會。成立於1980年的李嘉誠基金會，主要投入於對教育、醫療、文化、公益事業等做有系統的資助，歷年來，捐款累積逾港幣50億元。20世紀80年代初，李嘉誠出資在家鄉興建了汕頭大學，本世紀初，又出資創辦了長江商學院，他還投資延聘張藝謀拍攝了一套“知識改變命運”的電視公益廣告片並投放巨資播出。該基金會是中國教育部青少年科研計劃、國際儒學聯合會、中國外交教育及科研、清華大學未來互聯網研究、中國敦煌研究等眾多人文項目的主要贊助方。

2002年，李嘉誠基金會出資99萬元與國內最有影響力的純學術月刊《讀書》設立長江讀書獎，用於獎勵當年度最有價值的學術文章及書籍。結果在首次評選中，由於評委之間的相互角力，竟爆發出一場有關評獎規則和程序的大風波。各方學者自佔山頭，一時間火力四射，甚而到了人身攻擊的地步。而在這一過程中，李嘉誠及其基金會並無一言發表，秉持了出資方的超然立場。

在李嘉誠基金會的網站主頁上有李先生的一段文字：“人生在世，能夠在自己能力所逮的時候，對社會有所貢獻，同時為無助的人尋求及建立較好的生活，我會感到很有意義，並視此為終生不渝的職志。”在李嘉誠心目中，這大抵是他自以為最有價值的生存和工作目標了。他沒有把自己當成或包裝成一個知識分子，我們也確乎無法將他視為一個知識分子，然而沒有人會否認他對社會的貢獻，否認他所秉承的奮鬥理想的崇高性。

美國第33任總統哈里·杜魯門曾經在他的白宮辦公桌上寫下過一行字，今天，幾乎很少有人記得他在任內曾經出台過哪些政策和法令，可是他的這行字卻不經意地流傳了下來：“責任在這裏。”

對不同社會角色的人來説，責任都在眼前，無非內涵各有不同。政治家的責任是治理好這個國家，企業家的責任是創造更多的財富和就業機會，傳媒人的責任是讓不同的聲音都能無障礙傳播，而知識分子的責任則是永遠地站在世俗的對面——有的時候不惜為捍衞反對的權利，為反對而反對。

在這個轉型的大年代，我們都有屬於各自的責任。




上傳日期：2004-07-13
作者/轉載：吳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