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醉酒駕車撞死人的事件真的越來越多，還是“後胡斌飆車案”語境下媒體對此類案件報道增多，讓人產生這類事故越來越多的感覺。新近，杭州又發生了一起酒後駕車撞死人的悲劇。8月4日晚，魏某酒後駕駛保時捷越野車，撞死橫穿馬路的女子馬芳芳。
跟同城的胡斌案一樣，駕車者身份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焦點。媒體報道強調，今年29歲的魏某是杭州某公司的市場部經理，車主系其父，也是該公司法人代表兼董事長——新聞這樣交代並沒有問題，但我不喜歡某些媒體刻意在大標題中強調“杭州保時捷撞死人案司機父親為董事長”。像在胡斌案中刻意強調胡斌的富二代身份一樣，這是在迎合社會的某種情緒，渲染社會的斷裂，並營造一種對抗的氛圍，把一場酒後駕車引發的交通事故，描述成一場貧富對抗、強弱對立、社會斷裂的標誌事件。
這樣的渲染是很可怕的。在胡斌案中就表現得淋漓盡致，回想一下當初某些媒體的標題：富二代闊少飆車撞死大學生 ——這多麼讓人血脈賁張，多麼讓人憤怒，多麼強烈地刺激著公眾本就脆弱而敏感的貧富神經，在斑馬線上營造了一種多麼可怕的貧富對抗、強弱對立場景。可實際上，傷亡者譚卓早已畢業工作多年，而胡斌才是杭州某大學的在讀大學生。如果根據實際身份把這樣的描述轉換為“在讀大學生開車撞死公司白領”，輿論肯定又是另外一種反應和情緒，可見這種身份標籤的悖謬。
顯然，一些媒體之所以那樣描述，是迎合輿論中部分人對貧富差距的受害想象，在利用這種情緒進行炒作。“杭州保時捷撞死人案司機父親為董事長”也是如此，看似在陳述一個事實，實際是在刻意強化那種“富二代沒幾個好東西”、“富人為富不仁欺壓良民”的輿論偏見，傳播“醉酒駕車者都是富人”、“強者肆無忌憚欺凌弱者”的仇恨印象。
醉酒駕車的多是富家子弟，這其實是媒體對身份的選擇性強調營造出的一種幻覺。據有關部門統計，近年來我國每年死於車禍的人數高達10萬左右，其中相當部分是“酒精”所致。中國每年由於酒後駕車而引發的交通事故多達數萬起，數以萬計的家庭因為交通事故而支離破碎。另有資料統計，從1994年到XX年,全國因酒後駕車而導致的死亡人數平均每年以 7.3%的速度增長——不知有些媒體有沒有深思過，每年數萬起的酒後駕車案中有多少富人作的孽，多少是富二代飆車引致，多少是寶馬闖的禍?
不說遠的，就說近來各地發生的幾起酒後或醉酒駕車撞死人的事故吧。成都那起醉酒駕車釀成4死1重傷的驚天血案，司機孫偉銘只是成都某技術公司一名普通員工，開的也不是名車。廣州中山一路“5·15”造成3人死亡的特大車禍，醉酒駕車的司機樑某是一個普通人。嘉興中院近來審理了一起案件，從安徽老家到嘉興打工的高某，酒後駕車撞死了自己的妻子……在這樣的案件中，媒體從來不會強調肇事者的身份，因為那樣的身份沒有“新聞性”。而一旦是個富人或富二代，身份就會在新聞標題中被強化，於是留下“富人名車草菅人命”的印象。毋庸諱言，公眾情感因為這樣對貧富身份的刻意渲染而進一步被撕裂，正像在胡斌案中所顯現的那樣：既干擾了司法獨立，又撕裂了社會情感。
很明顯，醉酒駕車並不是哪個階層的原罪，不是專屬哪個群體的罪惡標籤，而是一種普遍性、平均分佈的罪惡，人人都可能醉酒，人人都可能開車，人人醉酒開車都會危及交通安全。醉酒駕車只是一種醉酒者對法律的侵犯，對公共安全的危害，是醉酒駕車者與社會的矛盾，而不是富人與窮人的矛盾。公眾的敵人是肆意踐踏法律的醉酒駕車者，而不是富人，只不過有時碰巧是一個富二代而已。
確實，改革轉型期的中國，貧富差距拉大是一個現實，貧富對立導致的許多問題也客觀存在。但負責任的媒體應報道真相，以客觀的輿論監督消弭這種斷裂，理性地引導公眾情緒，而不是利用這種情緒進行炒作，惟恐對富人的仇視情緒還不夠，為這種情緒推波助瀾火上澆油。評論者更要有一顆仁心，更要把尊重規則置於首位，獨立、客觀、理性地進行判斷，而不是被怒氣衝衝、情緒化的輿論所引導，迎合那種非理性的情緒。貧富差距的問題需要我們共同去解決，而不是人為地渲染。
最後回到保時捷撞死人事件上來，需要輿論聚焦的是如何以嚴刑峻法遏制頻發的酒後駕車，嚴懲那些踐踏規則者，而不是在撞人者身份上炒作和起鬨。這是公眾與醉駕者的對立，而不是窮人與富人的對立。渲染那種與事件無關的情緒，只會轉移對真問題的關注。
黨的以來，以為的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黨的建設呈現新亮點，突出的一點是強調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黨性問題說到底是立場問題，在指導思想和路線方針政策以及關係全域性的重大原則問題上，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站穩政治立場最根本的是堅持黨的領導，擁護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基本要求，始終做到政治立場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中國共產黨從當年非常弱小的一個黨走到今天，靠的是什麼?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嚴格的紀律和規矩。比如，黨指揮槍的原則，德才兼備、任人唯賢的方針，“四個服從”的紀律，請示報告制度，“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毛澤東特別強調紀律，黨中央定了的事，黨組織定了的事，黨員必須無條件地執行。如果有不同意見，可以通過內部渠道去反映，但是前提必須服從，任何黨員都不允許公開反對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毛澤東本人做得非常好，他受委屈的時候，也服從當時的領導。
今天，雖然我們面對的環境、面臨的任務跟那個時候很不相同，但是，紀律這一條一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因為當下不是當年嚴酷的戰爭環境，在有的人看來好像紀律沒那麼重要了，好像不講紀律也沒什麼了不起。如果放任這種現象，黨必然軟弱渙散，沒法肩負起領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以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使命。
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站穩政治立場，其依據是憲法、法律和黨的紀律、黨的規矩。同時，也要看到，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站穩政治立場，對黨、對人民有好處，對黨員、幹部也是愛護。
在xx屆中央紀委第二次全會上強調，要“嚴明政治紀律，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政治紀律一直是我們黨最重要、最根本的紀律，是黨的全部紀律的基礎，也是我們黨事業興旺發達的生命線。新世紀新階段，在領導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的歷史程序中，我們黨面臨的各種風險和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只有嚴明政治紀律，才能保證黨的路線、綱領和目標的實現。
黨的規矩包括四個方面：第一，黨章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章程，也是總規矩;第二，黨的紀律是剛性約束，政治紀律更是全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動方面必須遵守的剛性約束;第三，國家法律是黨員、幹部必須遵守的規矩;第四，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同時還要理清楚“黨的紀律”和“黨的規矩”之間的關係。黨的紀律是剛性的規矩，而“黨的規矩”的外延要比“黨的紀律”更大，是紀律的有效補充。
“政治規矩”作為一個新詞被頻繁提出，其背景就是在於隨著反腐力度的加大，個別黨員幹部暴露出來的問題觸目驚心，而其中都和不遵守“政治紀律”有很大關係。比如，在原則立場上，不守規矩主要體現為不能自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包括“在原則問題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場搖擺”，“對涉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等重大政治問題公開發表反對意見”，甚至是“對中央方針政策和重大決策部署陽奉陰違”，“口無遮攔，毫無顧忌”。
有了規矩、懂了規矩，最終還是要落在自覺遵守規矩。要做到這點，五個必須不可少：一是必須維護黨中央權威;二是必須維護黨的團結;三是必須遵循組織程式;四是必須服從組織決定;五是必須管好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嚴守政治規矩，需要建立在高度自覺基礎之上，對政治規矩形成源自自覺、發自內心的真誠敬畏和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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