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老師、同學們：
大家好!
端午節，現在作為我國的法定節日，這充分證明了我們重視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已經增強了許多。
眾所周知，農曆五月初五是端午節。
端午節，門插艾、香滿堂、吃粽子、灑白酒，賽龍舟這些活動喜氣洋洋。這些，曾經在端午節是最受歡迎的活動，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社會節奏加快，外來文化的入侵，中國人民不再眷顧流傳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了，而是把重點放在“聖誕節”“愚人節”這樣的節日中，面對這樣的形勢，我們感到悲傷，發出端午節是否不再姓“中”這樣的疑問。
正當我們還沉浸在西方節日的歡聲笑語中時，據可靠訊息稱，“亞洲一個國家正在準備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端午節為其文化遺產，現在端午節已被列入國家遺產名錄。”
聽到這個訊息，中國人民除了驚訝只有尷尬，這不僅僅是一個傳統節日的得失，不僅僅是少了一些慶祝活動。
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傳統的中國節日，文化內涵豐富，保留了華夏民族獨特的文化記憶，每過一次傳統節日，就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一次加強和洗禮，如今，這個擁有那麼多年曆史的傳統節日，眼看著即將成為他國的國家遺產，我們會有多麼尷尬?
不用說，這些年來，中國的傳統節日，似乎總是離不開吃。端午節吃粽子，清明節吃青菜團，元宵節吃湯圓，中秋節吃月餅，春節更不用說了——大魚大肉讓你吃到不想吃。
農耕社會對飢餓的恐懼形成了中國傳統節日中最獨特的習俗——吃。滿足了溫飽需求的人們正在奔向全面小康，什麼時候吃都可以，傳統節日的吸引力一下子失去了特有的魅力。
在傳承傳統文化方面，我們守著“聚寶盆”卻不善於保護和挖掘。比如繁體字，當代青年有多少人熟悉並會使用繁體字?你不懂文字怎麼能理解古代文化呢?另一個造紙的例子，中國的造紙工業是傳統手工業流失的結果，許多高質量的紙到日本或韓國購買，他們不僅繼承了我們傳統的造紙技術，而且有了新的發展。
以端午節為例，它已經融入到各個周邊國家的文化中，形成了獨特的生命力。在韓國，端午節被稱為輪渡節，這是一個在插秧後祈求豐收的節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人注重創新，但往往容易忽視對傳統的堅持，文化的缺失必然會導致精神上的斷層甚至扭曲，而這種斷層又會給精神文明帶來什麼呢?
俗話說：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如何保護和傳承我們的傳統文化，顯然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外國節日的興盛與傳統節日的衰落形成鮮明對比，凸顯出這一問題的緊迫性。
事實上，不僅是傳統節日，中國民俗文化的生存環境也正面臨著經濟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挑戰。
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憑藉其強大的綜合國力、先進的科技手段和發達的文化傳播手段，積極傳播西方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生態造成了一定的衝擊。
中國傳統節日豐富多彩，文化內涵豐富，保留著人類獨特的文化記憶。我們必須敬畏和重視祖先創造的歷史文化遺產。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棟樑，中華文明需要我們共同的傳承。同學們，不要冷落中國自己的傳統節日，讓華夏文明在中國徹徹底底的紅起來吧。
敬愛的老師，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好!
我們的祖國在漫長的歲月裡，孕育了長青的山川，長碧的江水，也培育出千千萬萬的中國人。 作為一箇中國人，可堪自豪的事實在是太多了。讓我們倍感自豪和驕傲的是我們的傳統美德和民族精神。所以我今天演講的題目就是。
就中國文化的發生來說，有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不同的兩源；就學術思想而言，也具有多元互補的特點，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動互補是其顯例。傳統中國還有發達的民間社會，主要以家庭和家族為中心，構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會依託物。
現代化的多元模式，主要是文化的民族內涵和現代性之間的張力問題。因此，在一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中間呈現的諸多問題，常常離不開文化的思考。就是說，從文化的視角解讀現代社會，有可能把很多問題說得更清楚一些，單一的政治解讀、經濟解讀、軍事解讀，都不容易把一個國家和社會研究明白。
我的一個看法是：社會的問題在經濟，經濟的問題在文化，文化的問題在教育，教育的問題在文化。這是一個文化與社會與政治與經濟之間的互動迴圈圈，這個迴圈圈為我們提供了對社會現象作文化解讀的可能。我不是文化決定論者，但我覺得，當代中國文化方面的欠賬太多。因為我們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把文化混同於意識形態，以至文化排斥多於文化建設。殊不知文化建設是需要依賴社會的。經濟的市場化自然是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但社會不能市場化，社會的教育與學術尤其不能市場化。人類的道德理性（譬如操守）和美好的情感（譬如愛情），不能市場化。總之，經濟強國的建立，不能以犧牲文化的基本價值為條件。
現代性語境下的文化問題，有一個自我的文化身份和與他者的關係問題。走向現代，那麼傳統呢？走向世界、一切方面都試圖與國際接軌，那麼自己呢？所以，便有了對自身角色作文化辨認的需要，而角色離不開自己的文化傳統。如果說一百年前、三十年前，可能還會有學者認為現代化和民族的文化傳統是不相容的，但今天，已經很少再聽到這種聲音了。我們長期反思的結論是：現代化不能完全丟開自己的文化傳統，不能離開自己的出發點，不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有文字可考的歷史，曾經創造了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與文化。當歐洲還處於中世紀的時候，中國的唐代就已經迎來了自由歌唱的歷史時期，唐代的多元繁榮是中國文化史的最輝煌的記憶。
多元共生是中國文化的顯著特點。就中國文化的發生來說，它是多元的，具體可以說有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不同的兩源。我們過去講中國文化，一般都講黃河文化，以黃河文化為基準，因而黃土地文化、農耕文化、內陸文化、寫實主義文化等等，成為人們概括中國文化的常用語言。但長江文化為我們提供了不同於黃河文化的範例。甚至長江上游、中游和下游所呈現的文化面貌也是如此的不同。
長江上游四川廣漢的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的造型和黃河流域非常不同，有非常誇張的千里眼和順風耳，充滿了神奇的想象力，甚至使人懷疑這是中國人制作的造型嗎？從這些青銅器的構造上，我們約略可以想象出四川人的性格似乎帶有青銅器的剛性。而長江中游的楚文化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一年我參觀河南的博物館，看到黃河流域出土的大量青銅器，各種鼎器的造型渾厚莊嚴，有力度，感覺很震撼。後來館長帶我去看另一處存放的青銅器，一排的鼎器，但造型輕巧，下座雖大，腰身卻很細，年代也跟黃河流域差不多。館長讓我想想是哪裡出土的？我說可能是三楚。他說是啊，“楚王好細腰”嘛。宮廷的審美取向已經影響到了青銅器的造型。由這一點可以看出，楚文化確實有自己的特點。長江下游的浙江則有大規模的玉器出土，就是有名的良渚玉器，不光有人身上佩戴的飾物，而且有生產工具和軍事器械，例如玉斧、玉刀、玉箭、玉劍等等。所以考古學家懷疑，我國古代是不是可能有一個玉器時期。這些潔白堅硬的玉器，或許也可以讓人聯想到浙江人的一些性格特徵。
所以，不僅長江文化和黃河文化不同，長江上中下游的文化也有很多差異。黃河文化的那些人們熟悉的特徵，不一定完全適用於長江文化。長江自古以來航運便利，可以直接和海洋聯絡起來，如果說黃河文化帶有內陸文化的特點，那麼長江文化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帶有了海洋文化的特點。長江流域南面的嶺南文化，更是很早就直接跟海外建立了廣泛的聯絡。
就學術思想而言，中國傳統文化也具有多元互補的特點。學術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是最高形態的文化。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動互補是其顯例。佛教是在東漢時期由印度傳到中國的，這麼一個外來宗教慢慢變成中國自己的宗教，是由於儒家的思想有極大的包容性。道教的產生也在東漢，當佛教思想剛剛傳進來的時候，起來進行反駁和討論的居然不是儒家而是道教。因為道教是宗教，所以對另一種宗教的理念不能認同。南北朝時期的範縝寫過有名的《神滅論》，就是批評佛教思想的。他為什麼寫這個文章呢？據陳寅恪先生考證，範縝的曾祖父、祖父、父親以及他自己，都信仰天師道，這是道教的一個分支，他反對佛教，是由於他有道教的家傳影響。
歷史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有宗教戰爭，但是中國這麼長的歷史，很少有宗教戰爭。這是由於中國的文化思想有極大的包容性，特別是儒家思想。所以然者，在於儒家不是宗教，或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正因為傳統社會佔主流地位的儒家不是宗教，儒釋道三家的思想才融合得很好。漢以後儒家是在朝的思想，道家和道教以及佛教主要在民間。對於一個知識人士而言，三家思想的互補使得精神空間有很大的迴旋餘地，進退、順逆、浮沉，均有現成的學說依據，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儒家思想給人以上進的力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傳統士人的共同理想。但是，如果仕途受到了挫折，乃至革職、斥退、罷官的時候，道家無為的思想便可以給他很好的支撐。道教崇尚自然，可以讓他暢遊于山水之間。甚至遭遇罪愆，如果信奉佛教，剃度出家，也可以避世完身。總之生命個體不會陷入完全的絕境。所以，多元性、包容性和自性的超越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理性的基本特徵。
傳統中國還有發達的民間社會，主要以家庭和家族為中心，構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會依託物。依據文化人類學的法則，文化傳統可以區分為大傳統和小傳統。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比如中國傳統社會的儒家思想，就是大傳統；而民間文化和民間信仰則是小傳統。大小傳統是互動和互相依賴的，當大傳統遭遇危機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在民間文化中搜尋到它的碎片。所謂“禮失，求諸野”，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今天到東南亞一帶，看到那裡的華族社會，其中國文化傳統的根性仍然相當牢固，甚至比我們國內看得更重。
中國文化自有令人自豪的不間斷的傳統，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和漢字有關係。漢字我們使用了兩三千年，從秦朝的統一文字到現在，一直是中華文化的載體，電腦盛行原以為會使我們的漢字遇到危機困難，實際結果卻並非如此，現在漢字進入電腦極為方便，說明我們的漢字在現代背景下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我們文明不間斷的有功之臣。相反，20世紀初前半期，許多志士仁人以為漢字將成為現代化的“累贅”的想法，未免是杞人憂天。不過從清朝中葉以後，中國的發展落在了世界文明的後面。不少史學家喜歡講清朝如何不可一世，喜歡講“康乾盛世”，但是我個人的看法，中國落後的直接觸點其實還是發生在清朝。由於康熙晚年到後來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不與外人建立正常的交流關係，使中國處於與世界隔絕的狀態。唐朝為什麼那樣強大而且繁榮？胸懷寬廣地與中亞以及其他國家建立穩定的文化商務關係，是重要的一因。十七世紀的時候，歐洲人很願意跟中國交流，但是清朝統治者不接受他們伸出來的手。顯例是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以給乾隆祝壽的名義率船隊來華，帶有喬治三世國王給乾隆帝的祝壽信，希望與中方簽署一項貿易協定，並在雙方首都互設使館。清朝認為根本無此必要，價值1.56萬英鎊的600箱禮物收下了，馬戛爾尼則除了拿到一柄精美的玉如意，等於空手而歸。我以為至少是此次，不是西方而是清朝統治者主動放棄了交流的歷史機會。否則，如果當時能夠主動開啟和歐洲經商的通道，後續的發展也許就不是後來的面貌了。
到了晚清，中國的大門被西人的船堅炮利開啟，歐風美雨狂襲而至，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發生了危機。1911年持續幾千年的帝制解體了，最後一個皇帝被趕下了龍椅，以“三綱五倫”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就是傳統社會的大傳統，還能夠繼續發用嗎？中國的固有文化能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生？或者換句話說，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性應該是怎樣的關係？傳統中國經過怎樣的途徑才能順利地進入現代中國？中國傳統文化在今天還有意義嗎？百年以來一直存在爭論，直到今天仍不能說已經獲致完全的解決。
就中國文化的發生來說，有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不同的兩源;就學術思想而言，也具有多元互補的特點，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動互補是其顯例。傳統中國還有發達的民間社會，主要以家庭和家族為中心，構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會依託物。
現代化的多元模式，主要是文化的民族內涵和現代性之間的張力問題。因此，在一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中間呈現的諸多問題，常常離不開文化的思考。就是說，從文化的視角解讀現代社會，有可能把很多問題說得更清楚一些，單一的政治解讀、經濟解讀、軍事解讀，都不容易把一個國家和社會研究明白。
我的一個看法是：社會的問題在經濟，經濟的問題在文化，文化的問題在教育，教育的問題在文化。這是一個文化與社會與政治與經濟之間的互動迴圈圈，這個迴圈圈為我們提供了對社會現象作文化解讀的可能。我不是文化決定論者，但我覺得，當代中國文化方面的欠賬太多。因為我們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把文化混同於意識形態，以至文化排斥多於文化建設。殊不知文化建設是需要依賴社會的。經濟的市場化自然是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但社會不能市場化，社會的教育與學術尤其不能市場化。人類的道德理性(譬如操守)和美好的情感(譬如愛情)，不能市場化。總之，經濟強國的建立，不能以犧牲文化的基本價值為條件。
現代性語境下的文化問題，有一個自我的文化身份和與他者的關係問題。走向現代，那麼傳統呢?走向世界、一切方面都試圖與國際接軌，那麼自己呢?所以，便有了對自身角色作文化辨認的需要，而角色離不開自己的文化傳統。如果說一百年前、三十年前，可能還會有學者認為現代化和民族的文化傳統是不相容的，但今天，已經很少再聽到這種聲音了。我們長期反思的結論是：現代化不能完全丟開自己的文化傳統，不能離開自己的出發點，不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有文字可考的歷史，曾經創造了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與文化。當歐洲還處於中世紀的時候，中國的唐代就已經迎來了自由歌唱的歷史時期，唐代的多元繁榮是中國文化史的最輝煌的記憶。
多元共生是中國文化的顯著特點。就中國文化的發生來說，它是多元的，具體可以說有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不同的兩源。我們過去講中國文化，一般都講黃河文化，以黃河文化為基準，因而黃土地文化、農耕文化、內陸文化、寫實主義文化等等，成為人們概括中國文化的常用語言。但長江文化為我們提供了不同於黃河文化的範例。甚至長江上游、中游和下游所呈現的文化面貌也是如此的不同。
長江上游四川廣漢的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的造型和黃河流域非常不同，有非常誇張的千里眼和順風耳，充滿了神奇的想象力，甚至使人懷疑這是中國人制作的造型嗎?從這些青銅器的構造上，我們約略可以想象出四川人的性格似乎帶有青銅器的剛性。而長江中游的楚文化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一年我參觀河南的博物館，看到黃河流域出土的大量青銅器，各種鼎器的造型渾厚莊嚴，有力度，感覺很震撼。後來館長帶我去看另一處存放的青銅器，一排的鼎器，但造型輕巧，下座雖大，腰身卻很細，年代也跟黃河流域差不多。館長讓我想想是哪裡出土的?我說可能是三楚。他說是啊，“楚王好細腰”嘛。宮廷的審美取向已經影響到了青銅器的造型。由這一點可以看出，楚文化確實有自己的特點。長江下游的浙江則有大規模的玉器出土，就是有名的良渚玉器，不光有人身上佩戴的飾物，而且有生產工具和軍事器械，例如玉斧、玉刀、玉箭、玉劍等等。所以考古學家懷疑，我國古代是不是可能有一個玉器時期。這些潔白堅硬的玉器，或許也可以讓人聯想到浙江人的一些性格特徵。
所以，不僅長江文化和黃河文化不同，長江上中下游的文化也有很多差異。黃河文化的那些人們熟悉的特徵，不一定完全適用於長江文化。長江自古以來航運便利，可以直接和海洋聯絡起來，如果說黃河文化帶有內陸文化的特點，那麼長江文化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帶有了海洋文化的特點。長江流域南面的嶺南文化，更是很早就直接跟海外建立了廣泛的聯絡。
就學術思想而言，中國傳統文化也具有多元互補的特點。學術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是最高形態的文化。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動互補是其顯例。佛教是在東漢時期由印度傳到中國的，這麼一個外來宗教慢慢變成中國自己的宗教，是由於儒家的思想有極大的包容性。道教的產生也在東漢，當佛教思想剛剛傳進來的時候，起來進行反駁和討論的居然不是儒家而是道教。因為道教是宗教，所以對另一種宗教的理念不能認同。南北朝時期的範縝寫過有名的《神滅論》，就是批評佛教思想的。他為什麼寫這個文章呢?據陳寅恪先生考證，範縝的曾祖父、祖父、父親以及他自己，都信仰天師道，這是道教的一個分支，他反對佛教，是由於他有道教的家傳影響。
歷史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有宗教戰爭，但是中國這麼長的歷史，很少有宗教戰爭。這是由於中國的文化思想有極大的包容性，特別是儒家思想。所以然者，在於儒家不是宗教，或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正因為傳統社會佔主流地位的儒家不是宗教，儒釋道三家的思想才融合得很好。漢以後儒家是在朝的思想，道家和道教以及佛教主要在民間。對於一個知識人士而言，三家思想的互補使得精神空間有很大的迴旋餘地，進退、順逆、浮沉，均有現成的學說依據，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儒家思想給人以上進的力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傳統士人的共同理想。但是，如果仕途受到了挫折，乃至革職、斥退、罷官的時候，道家無為的思想便可以給他很好的支撐。道教崇尚自然，可以讓他暢遊于山水之間。甚至遭遇罪愆，如果信奉佛教，剃度出家，也可以避世完身。總之生命個體不會陷入完全的絕境。所以，多元性、包容性和自性的超越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理性的基本特徵。
傳統中國還有發達的民間社會，主要以家庭和家族為中心，構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會依託物。依據文化人類學的法則，文化傳統可以區分為大傳統和小傳統。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比如中國傳統社會的儒家思想，就是大傳統;而民間文化和民間信仰則是小傳統。大小傳統是互動和互相依賴的，當大傳統遭遇危機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在民間文化中搜尋到它的碎片。所謂“禮失，求諸野”，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今天到東南亞一帶，看到那裡的華族社會，其中國文化傳統的根性仍然相當牢固，甚至比我們國內看得更重。
中國文化自有令人自豪的不間斷的傳統，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和漢字有關係。漢字我們使用了兩三千年，從秦朝的統一文字到現在，一直是中華文化的載體，電腦盛行原以為會使我們的漢字遇到危機困難，實際結果卻並非如此，現在漢字進入電腦極為方便，說明我們的漢字在現代背景下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我們文明不間斷的有功之臣。相反，20世紀初前半期，許多志士仁人以為漢字將成為現代化的“累贅”的想法，未免是杞人憂天。不過從清朝中葉以後，中國的發
展落在了世界文明的後面。不少史學家喜歡講清朝如何不可一世，喜歡講“康乾盛世”，但是我個人的看法，中國落後的直接觸點其實還是發生在清朝。由於康熙晚年到後來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不與外人建立正常的交流關係，使中國處於與世界隔絕的狀態。唐朝為什麼那樣強大而且繁榮?胸懷寬廣地與中亞以及其他國家建立穩定的文化商務關係，是重要的一因。十七世紀的時候，歐洲人很願意跟中國交流，但是清朝統治者不接受他們伸出來的手。顯例是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以給乾隆祝壽的名義率船隊來華，帶有喬治三世國王給乾隆帝的祝壽信，希望與中方簽署一項貿易協定，並在雙方首都互設使館。清朝認為根本無此必要，價值1.56萬英鎊的600箱禮物收下了，馬戛爾尼則除了拿到一柄精美的玉如意，等於空手而歸。我以為至少是此次，不是西方而是清朝統治者主動放棄了交流的歷史機會。否則，如果當時能夠主動開啟和歐洲經商的通道，後續的發展也許就不是後來的面貌了。
到了晚清，中國的大門被西人的船堅炮利開啟，歐風美雨狂襲而至，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發生了危機。1911年持續幾千年的帝制解體了，最後一個皇帝被趕下了龍椅，以“三綱五倫”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就是傳統社會的大傳統，還能夠繼續發用嗎?中國的固有文化能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生?或者換句話說，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性應該是怎樣的關係?傳統中國經過怎樣的途徑才能順利地進入現代中國?中國傳統文化在今天還有意義嗎?百年以來一直存在爭論，直到今天仍不能說已經獲致完全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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