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節徵文14號作品又是一年教師節。

教師節徵文14號作品又是一年教師節。

雖然母親和姐姐、姐夫都是教師，加上祖父原本是教私塾的，尚可算是教師世家，但是每到教師節我總是別樣的心情，我想，這和母親一生的境遇有很大的關係。

母親1930年出生於遼寧省莊河縣，在家行小，上面兩個哥哥兩個姐姐。3歲時外公去世，外婆雖是個裹小腳的，但是一個寡婦家含辛茹苦的拉扯著5個孩子，卻也並不封建。外公去世時家中境況還算殷實，外婆不顧族中非議，兩個舅舅都供到大學，兩個姨媽全部供到國中。母親因為是最小的，所以一直供到高中畢業。不知是外婆的高瞻遠矚還是上蒼眷顧，這樣一路供下來，到1948年東北全境解放鬧土改時母親高中正好畢業，外婆家的成分也成了下中農，那年母親18歲。

18歲高中畢業的母親因東三省那個年代特殊的教育體系而顯得頗有才學：國小時趕上“滿洲國”，在家說中國話可是在學校裡日語算是“國語”，不得不學；德語、義大利語因屬於日本的盟國所以作為“外語”必選其一，母親選的是德語，不知是外婆的先見之明還是啥的，反正由於外婆的叮囑，離開母校後同事們誰也不知道母親竟然還熟練掌握著日語、德語，甚至還會說俄語、朝鮮語（俄語是上世紀五十年代青年的時髦語言，約等於現在的美式英語；莊河縣屬丹東，隔鴨綠江與朝鮮相望，有不少的鮮族）。否則文革會更加倒黴。

1948年的東北百廢待興幹部奇缺，母親高中畢業後便留校任教，轉年擔任教導主任。新中國成立後，各級政府機構重新整合，雖然有著高中的學歷，但是因為還有下中農的成分，母親政審絲毫沒有遇到障礙，整合後便赴任縣中心學校校長，那年母親20歲。

嶄新的國家、嶄新的事業，20歲的母親意氣風發，和那個年代所有的年輕人一樣，在做好學校正常教學管理的同時，抗美援朝（丹東地處最前沿）、“三反五反”、“反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躍進”、“四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巨集偉大業中去，雪片似的入黨申請書母親也記不得寫過多少次了，來一次運動就是黨組織的一次考驗。就在1955年，母親與時任駐當地空軍某機場衛生隊長的父親戀愛結婚，父親在世時津津樂道的就是1955年，那年他雙喜臨門，另一喜就是初次授銜時父親被授予空軍上尉軍銜。

1963年至1966年的“四清”運動席捲神州大地，母親作為縣裡一個工作組的組長當然義無返顧，然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文革時母親被當作“劉鄧路線”打倒了。好在外婆家在方圓幾十裡地都有著相當好的人緣，母親也就是陪鬥，並沒有吃多少苦頭，然後就被下放回家，當然工資也就沒有了。當時父親被空四軍借調在越南援越抗美，由於國際政治方面的原因還要保密，一南一北兩地隔絕。

沒有了工資也就沒有了菜金，自留地也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兩個舅舅兩個姨媽都在外地，兩個舅舅由於解放前的大學學歷在文革中正自顧不暇，兩個姨媽的零星匯款也是杯水車薪，父親在外“執行任務”不知死活，家裡上有老母下有三個孩子，母親只好偷偷的在野外開荒種菜。1983年母親去世時大哥描述的一個場景至今還深深的刻在我的腦海：夜半時分，母親揹著我一手提馬燈引路一手領著姐姐，大哥扛著鋤頭鐵杴，深一腳淺一腳，躲閃著巡邏的民兵向著村外“我們的”菜地走去……

1968年7月，父親援越抗美回國了！

剛剛回國的父親顧不得春城昆明良好的休整環境，顧不得洗去戰爭的硝煙，立即到後勤軍需部門領齊他儲存的所有的國外補貼——滿滿三大旅行袋的煉乳、罐頭、雞蛋粉，在那個全國“大串聯”正是如火如荼的年月，由昆明輾轉武漢倒車，再從武漢到北京中轉，由北京到瀋陽，從瀋陽到丹東換乘長途汽車，縣城下車步行了幾十裡地！父親終於回家了！

剛剛從戰爭中走出來的父親得知家庭狀況後雷霆震怒，立即找到他的老部隊空軍某機場，部隊答覆“上級命令部隊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因此對母親的境遇無能為力；父親找到當時的縣委，可是縣委已經被砸爛無人敢管；父親找到學校的當權派質問，又被母親“劉鄧路線”的一大堆帽子壓的張口結舌，不知所云。

無奈之下，從1948年就開始自己職業生涯的母親只好接受了她最最不願意接受的現實：當一名隨軍家屬，併發誓從此不再涉足教育行業！這樣，1968年的10月，把外婆送到瀋陽大舅家，我們全家5口人到達了父親的新部隊（由於母親堅持的緣故，父親接受了新部隊空四軍的挽留）駐地——上海。

隨軍家屬的生活與教育行業是“渾不搭界”，其間發生的一些由於對學生的教育方面的問題曾經與我的老師相互切磋長達數年的事情與本篇主題似無關聯，容我另篇敘述。如果說這段隨軍家屬的生活與職業婦女有關，也只能說由於母親的文化知識，成為了當時部隊家屬製藥廠的藥劑化驗員；再進一步和教育行業有關的話，1974年左右全國搞過一陣“向陽院（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少年兒童的陣地）”，母親被部隊政治部門指定為部隊大院“向陽院”輔導員，小小的展現了一下教育方面的技巧（其實也就是管理孩子，根本談不上、也不敢談什麼教育），不過沒有了我們的“雞飛狗跳”，那一段時間裡部隊大院確實清淨了許多。

1978年父親轉業，在父親的強烈要求下我們回到了祖籍河北（父親說他南北轉戰半輩子，老骨頭一定要入祖墳）。此時已經48歲、離開教育行業已經整整12年的母親在《人民日報》上彷彿又看到了新的希望：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議召開了！當時母親熱淚盈眶，一遍一遍的大聲讀著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這個細節一直震撼著我，因為那是我記事以來第一次看見母親流淚！

母親激動了，她徹夜不眠，一頁一頁的奮筆疾書，手持厚厚的手寫材料跑當地教育局，跑當時的“市革委”，落實政策只有一個要求：我要教課！

當時全國都在抓教育，全國的教育行業都缺人才，當地教育局看了母親的簡歷和材料，馬上組織專人“外調”到了母親的家鄉，母親家鄉的教育部門聽說母親願意重新執教，當即便發來一封公函：如果母親願意回去執教，“家屬子女的就業上學問題一切從優解決”。當地教育局一看有人往回搶，立即按待遇為母親落實了政策，並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把母親安排在一所剛剛由企業子弟國小轉為市立國小的學校當業務副校長，主管教學。

闊別學校12年的母親當然不會計較這些，不但抓起了學校的全盤教學，而且自己擔任了一個畢業班的班主任。那時的我晚飯前經常被父親派出去執行母親是否到家的“偵察任務”，以便在母親進家門前擺好飯菜，而且常常因為“謊報軍情”被父親責罵：因為我明明看見母親與學校老師邊說邊走到我家樓下了，半小時幾十分鐘也不見母親上來。我只好又執行父親的“第二套方案”：下樓很禮貌的請那位老師阿姨上來邊吃邊談工作，此計屢屢奏效，那位老師阿姨一定大拍額頭，“糟了，我那一家子”，然後匆匆而去。我與父親看著母親無奈的眼神，每每露出“勝利的微笑”。然而當母親家訪快半夜回來匆匆扒兩口飯就馬上批改作業進行備課的時候，我們父子交換的只有苦笑了。

一個學年下來，母親的教學能力顯露效果：她那一個班級考上重點國中的人數比往屆該校一個年級的人數還多。市教育局隨後就找母親談，想讓母親擔任一個市重點國小的校長，誰知母親堅決不幹，調動可以，正校長堅決不幹，還是主管教學的副校長，否則寧肯不調。下班回來說起此事，我和父親都感到詫異，問母親原因，回答令我們啼笑皆非：我幹正校長，再來個運動我還是首當其衝，還要被打倒；我主管教學業務，不管誰當權，也要抓教育，我還能幹我的本行。

由於母親的堅持，教育局選了一位臨將退休的老校長為正職，母親實際主管全盤工作。重返教育戰線的母親彷彿又回到了二十年前，又一篇沉甸甸的入黨申請書交了上去，上面寫著：間斷了十四年的申請……我知道我不夠一個黨員的標準……但是我珍惜十四年後我能夠重新獲得申請入黨的資格，因為這是黨給我的……

1981年暑假，我家一喜一憂：喜是母親終於在她51歲的時候成為預備黨員了！32年的願望終於得以實現！而這憂：母親在體檢中查出患了乳腺癌！

父親怕母親經受不住便隱瞞了惡性的訊息，只是催促母親進行手術，母親不知就裡，很坦白的告訴父親：我剛剛成為預備黨員就動手術休病假，同志們怎麼看我？既然是良性的，等我轉正以後做！父親無奈，知道母親的脾氣又不能說出真相，只好在這一年的時間內採取一切可以採取的措施預防病情惡化。

1982年暑假前母親剛剛黨員轉正，父親馬上催促母親住院，母親這次很聽話，利用暑假做了病灶切除手術，然後就是理療、化療……

1982年暑假開學後，母親感覺身體尚可，便堅持要開始上班，父母多次談判，最後達成了一個父親臨去世也不能原諒自己的折中意見：半天上班、半天休息。結果上班不到半個月就暈倒在辦公室被抬回家中，然後一直臥床。

1983年除夕夜（另文敘述）……

1983年2月26日（陰曆正月十四）18時40分，母親在市醫院急救室闔然長逝。

母親去世時年僅五十三歲！

謹以此文獻給教育戰線的老中青三代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