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穀梁》中所貫穿的思想與《公羊》有很大的不同。與《公羊》相比，《穀梁》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強調禮樂教化，尊王而不限王，力主仁德之治——可以說是部分地迴歸了儒家傳統，將官方政治思想從“更重法家”轉變為“更重儒家”。(當然，後臺君在這方面的水平十分有限，理解很膚淺 ，說得未必對。大家若有興趣深究的話，可以考慮對比著讀一下這兩本《春秋》的原文，其間的區別還是很明顯的。)
說到《穀梁》這本書的淵源嘛，就比較詭譎了。《穀梁》學派的門人號稱此書最早傳承於子夏弟子穀梁赤，也是口口相傳下來的。但後世不少學者都認為這其實是一本“偽書”，不承認它的口授淵源。比如顧頡剛老先生就曾很明確地說這本書“是冒牌的，漢代中葉做的書，沒有價值”(顧頡剛《中國史學入門》)。
在西漢歷史上，劉詢的祖父劉據是最早偏愛《穀梁》的人，劉詢也因此而對《穀梁》產生了興趣，拿來一讀發現，相比於《公羊》，《穀梁》學說更符合自己的理念。《穀梁》部分地迴歸了“仁德”這一儒家的核心理念。這恰恰是劉詢很多政策的出發點：關注民生，從百姓角度出發來思考和釋出政策。在對政策進行調整的同時，劉詢也萌生了將《穀梁》推上官學正統地位的想法。
於是便有了“石渠閣五經大會”。在這樣一次隆重嚴肅的五經大會上，劉詢和自己的嫡系大臣蕭望之等人一起出面，聯手抬高穀梁的地位，並正式設定穀梁春秋的博士，將其納入正統。
這是劉詢對“漢家制度”的批判性繼承的成果。經過劉詢這麼一折騰，“漢家制度”也與時俱進了。
甘露三年劉詢執政末期，曾經組織過一次關於儒學的學術會議，史稱“石渠閣五經大會”
這次會議是幹啥的呢?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忽略，最需要關注的是其中的公羊和穀梁之爭。
什麼羊?什麼谷?後臺君不是說這是一次嚴肅的學術會議麼?難道討論的是農業技術問題?
彆著急，待後臺君慢慢解釋。
《公羊》和《穀梁》都是對《春秋》的註解，二者和《左傳》一起被合稱為“《春秋》三傳”。在當時，公羊和穀梁是解釋《春秋》的兩大主流學派。而聯絡到《春秋》在當時的特殊地位，二者之爭名為學術之爭，實為治國理念之爭。
漢武一朝，以《公羊春秋》作為官方版本。《公羊》的傳承起於戰國時期齊國人公羊高，此人是孔子著名門生子夏的徒弟，他的學說在齊國地區一直口口相傳，到西漢中期由後人記錄在竹簡和帛書上，正式形成《公羊春秋》的文字——請大家注意，口授和書傳的區別很大，口口相傳的隨意性很高、變動也很大，往往是說著說著就變味了;但一旦成書，有了確定的文字，變化起來就要困難得多。《公羊》的文字著重闡釋《春秋》的微言大義，強調尊王攘夷、大一統的思想——要後臺君說，這簡直就是披了個儒家馬甲的法家嘛。但這些主張與當時的政治實踐配合十分密切，符合時代發展的客觀要求。
漢武帝劉徹為西漢第七位皇帝，在他執政期間在中國歷史上創造了六個第一：
一，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用儒家思想統一中國思想文化的皇帝;
二，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設立太學用以培養人才的皇帝;
三，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用極大力度拓展中國疆土的皇帝;
四，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鑿空西域，開啟絲綢之路的皇帝;
五，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用皇帝年號紀元的皇帝;
六，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用罪己詔的形式進行自我批評的皇帝。
由於他的種種創舉，因而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中，漢武帝所佔據的地位是極其重要的，尤其是他建立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家思想統治地位影響了中國往後全部的封建統治，直至今日，我們的生活受儒家文化影響依舊很深。
在劉詢看來，曾祖父確立的漢家制度還不夠完美。在執政過程中，他還對這一套制度進行了調整，加入了自己的原創部分，實現了對漢武帝的“批判性繼承”。
縱觀劉詢執政時期所做的事情，可以看到兩個特點：第一，劉詢的改革內容並沒有觸動漢武帝時期的政治框架;第二，所有改革，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司法，都出於同樣一個出發點——幫助百姓安居樂業，休養生息。
第一點體現了劉詢對漢家制度的繼承;而第二點則體現了劉詢與劉徹不同的地方：政策的出發點發生了變化。
漢武帝功績很大，這點歷史有公論。但漢武帝的絕大多數作為都直到漢宣時期才真正落到實處。誠如錢穆先生所言：“漢武武功，實至昭宣以後始得遂成也。”(錢穆《秦漢史》)如果沒有漢宣帝來繼承漢武帝的衣缽，恐怕後者的功績也會隨著他本人的逝去一同灰飛煙滅吧。這一點，歷史也有公論。因此，單就功績而言，二人是相輔相成的，孰高孰低很難講得清楚。
然而，後臺君之所以褒漢宣、貶漢武，更重要的原因是二人截然不同的價值觀。漢武帝的所作所為背後所體現出來的價值觀，毫無人性可言，讓人髮指。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漢武帝的作為，甚於此百倍千倍。他把自己當作世上獨一無二的“神”、高高在上的“天子”。為了實現一個人的政治抱負，千萬大漢子民要麼戰死沙場，要麼受餓挨凍——而這些，都被漢武帝有選擇地忽略了。在帝國利益面前，個人的生死無足輕重;民眾的存在，純粹是為天子服務而已。所以，犧牲你們，那是應該的。
對於這樣的價值觀，我以為，不管在哪個時代，不論出於什麼樣的理由，都是不對的，都是應當被唾棄的。
而劉詢則不同。他凡事以百姓為出發點，養民、安民、富民，把“天下利益”作為自己的最高政治目標。將這樣的人排在漢武帝之前，無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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