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在《史記》中，司馬遷將重點評價內容放在封禪方面，強調了帝王權威在當時的社會的表現，以及人們對皇權的認知。通常情況下，人們一向認為司馬遷刻意醜化漢武帝的形象，但在《孝武本紀》的讚語中，我們並不能得出這一結論。儘管司馬遷的文字描述凸顯了漢武帝對無上權威的崇拜和好大喜功的虛榮，但從另一種角度說，封禪往往被視為帝王權威合法性的象徵，而司馬遷在本文結尾處的讚語中並沒有否認這一點，至少沒有對漢武帝進行口誅筆伐。儘管司馬遷在文章中表達了對漢武帝種種缺陷的諷刺，但同時也肯定了這樣一個結論：封禪行為的背後蘊入了國家治理的最高目標，是治國臻於最高理想的儀式標誌，也是國家祭禮系統的頂點，應當處於無限延宕的狀態，並形成一定的禮治模式。因此，司馬遷對漢武帝的描述並非全是貶義，的確達到了客觀公正。
相比之下，班固在《漢書》中的文字顯得更加厚道，他用許多褒義詞彙將漢武帝捧為聖人，在“贊曰”二字之後，班固用煥焉、洪業、三代之風、雄才大略等詞語突出漢武帝能力之強，並將其作為後世帝王的楷模，與司馬遷筆下的漢武帝堪稱天壤之別。這種寫作方式和語言表達和《史記》所體現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反，而思想格局和批判精神顯然低於《史記》。儘管不能因此確定班固刻意誇大漢武帝的才能和功績，也不能說班固刻意扭曲事實，但終究採用了春秋筆法，不能排除有歌功頌德的嫌疑。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行三銖錢……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其省萬人。罷苑馬，以賜貧民。”……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曼，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雁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雁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三月，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奸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其赦天下。”……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
從這種角度分析，《史記》的成書必然處於思想動盪的年代，它的人文精神更側重於對國計民生的思考，而不是後世腐朽的儒家倫理道德。儘管《史記》的字裡行間帶有司馬遷個人濃厚的主觀色彩，以至於讓讀者更傾向於將《史記》列為文學作品而非史學典籍，然而《史記》中的批判精神恰好是對當時社會最真實的揭露，它反映了一個龐大帝國在強勢崛起的背景之下，有多少類似與宗教信條般荒誕不經的理論來維持統治階級的利益，以及滋生了多少客觀現實問題與階級矛盾。與之相反的是，班固的生活年代相比於司馬遷的生活年代，其時代背景、文化氛圍，以及是非標準的評價方式都有明顯的差別。和之前不同的歷史時期相比，東漢的文化格調明顯缺乏之前戰爭年代的陽剛之氣和鬥志爭心。具體而言，在東漢儒家經典讖緯化解說的大背景下，班固粉飾新朝與西漢的血脈接續關係，運用的理論就是已經完全成熟的陰陽五行學說。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儒家思想的濫觴反而在潛移默化中推動了學術語言的嚴謹性。《漢書》和《史記》相比，在語言表達上似乎更具有真實性，而不同於《史記》中類似於小說的表達;此外，儘管班固從司馬遷的作品中提取了不少現成的文字，卻也通過比較和《史記》形成互補關係。例如，《漢書》增述了事件因果與人物,整合成了"太子無辜"這一評價點,並以此敘述出凶手與原因。也就是說，在東漢意識形態明顯衰弱的情況下，班固仍然可以發揮出一定的學術造詣，並將《漢書》的創作作為一個時代的史學符號。
太史公曰：餘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裡。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畤諮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礻亶，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第一，司馬遷和班固的個人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不同。司馬遷更像是一名擁有先秦古風的大學問家或名士，他對仁政和民本思想格外重視。從他對陳勝、項羽等人的描述可以看出，司馬遷並不將皇權專制視為理所當然，也不認為真理的解釋權在帝王手中，所以司馬遷才會借陳勝之口說出“燕雀安知鴻鵠之志”這句話。也正是因為司馬遷對嚴刑峻法持反對態度，因此才會間接批判商鞅和秦始皇等崇尚法治之人，並且在《酷吏列傳》對漢武帝時代的政治進行嚴厲的抨擊。例如，司馬遷對漢武帝時期嚴刑峻法盛行、酷吏大行於世的諷刺，其目的是勸諫漢武帝恢復漢初寬緩的政治局面，正本清源，以德治國。 這在很大程度上類似於孟子的仁政思想，側重於先秦儒家的道德理念，在思想大一統的漢朝是十分難得可貴的。
班固在思想或價值取向方面比起司馬遷無疑要遜色一籌，他生活在東漢時期，社會背景和西漢初期已是截然不同。民族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在被漢武帝和董仲舒合謀扭曲篡改之後，再加上光武帝時代的讖緯之學濫觴，東漢的人文精神在氣節和風骨方面已經明顯大不如前。班固持正統思想與經義眼光來評價作為正統的先代帝王，種種描述體現著班固以經學思想為核心的價值尺度，其目的是為了宣揚漢德、匡正漢主和挽救時弊。因此，受主流價值觀影響，班固比起司馬遷，必然會多一些忠君思想和儒家的倫理道德。
第二，兩部作品的創作背景和創作時期的主流意識形態不同。司馬遷的生活年代距離漢初不遠，思想文化比起後世更有開放性以及思維活力。儘管漢武帝將學術控制在專斷政治之下，並通過表章儒術與收集遺書等手段來粉飾太平，牢籠英雄和統一思想，但漢武帝時期的國家大背景仍然處於國力上升階段，並且在很多領域呈現出強勢崛起的趨勢，因此，文化專斷與思想扼殺在漢武帝時代並沒有真正形成。從某種程度上說，漢武帝之前的中國社會始終保持著一種原生文明，民眾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文明體系的影響之下完全可以保持原始與樸素，這一時期的史官也完全沒有必要去粉飾太平或者歌功頌德。按照西北大學孫皓暉教授的說法，這種最為原始樸素的民族精神可以被稱作“原生文明”，這種文明通常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國家或民族擺脫自發生存狀態，進入自覺生存的第一生命載體，以及理性生存階段的社會創造。因此，作為私人修史的文學家而言，司馬遷仍然可以保持較高的思想獨立性，並且能夠對當時惡劣問題持批判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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