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時候，是很難喜歡《包法利夫人》的，它不太合乎浪漫的情懷。雖然它具備一切浪漫劇的條件：年輕美麗的女主角，不幸的婚姻，負心情人，毀滅的結局。可事實上，卻沒有期料中的那種傷情。尤其是在大量閱讀各種西方小說的青春時代，《安娜·卡列尼娜》，《被汙辱與被損害的》，《簡愛》，《呼嘯山莊》，《約翰·克利斯朵夫》，特別是俄國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說：《初戀》，《貴族之家》，《前夜》等，從中攫取的多是美麗的委婉的憂傷。青春時代，大都是崇尚感傷主義的。不幸和犧牲罩了幻想的光環，格外照耀著經驗和認識都處於空虛的年輕時光。而《包法利夫人》卻熄滅了光環，令人看見底下黯然的真相。愛瑪的美貌、愛情、憂鬱、希望和絕望，甚至於她的死，都是在缺乏同情和讚美的描寫中，呈現眼前，更不要說別的了。這一切都不夠熱情和甜蜜，無法滿足自戀的情結。即便是成年，再一次讀《包法利夫人》，覺出了它的好，也不是為它醉心。相反，因你比年幼時清醒，於是便冷靜了，它原是沒有一點讓人做夢的企圖，你領受到的是更為真實的現實。所以，你是，折服，折服寫實的殘酷。
重讀的新近周克希先生的復譯本《包法利夫人》，他在序言中，提到儒勒·德·戈吉耶由小說而發明“包法利主義”這個名詞，定義為“人所具的的把自己設想成另一個樣子的能力”。其實，這已經囊括了包法利夫人命運的所有性質。多情和善感，追究起來，竟只是“把自己設想成另一個樣子的能力”，終因“設想”和真實力量懸殊，跟循既定的邏輯，形成整個事件的因果的骨骼。可事情卻又遠不是一個定義那麼簡單，如同現實一樣，“設想成為另一個樣子的能力”是一個漫長的複雜的日常過程，這個過程是因果的骨骼上的血脈、肌肉、豐富敏感的神經，也是決定它不是定義而是小說的全部理由。
還是要引用權威的語錄，序言中提到的左拉的話。如左拉這樣同是所謂自然主義者，他是能夠了解寫實的工作性質：“以《包法利夫人》為典型的自然主義小說的首要特徵，便是準確地複製生活，排除任何故事性成分。作品的結構僅在於選擇場景以及某種和諧的展開秩序……”“場景”、“和諧的展開秩序”，便是寫實的美學要素。那麼，“設想成為另一個樣子的能力”，及遭致滅亡，是經由如何的“場景”與“展開秩序”而實現的呢?
設想成為另一個樣子的能力，是從愛瑪十三歲的時候，開始孕育培養的。那一年，她被父親送去修道院讀書。愛瑪在修道院裡並沒有如通常那樣感到壓抑，相反，她以她的所好攫取了多愁善感的養料。宗教、教義、宗教儀式，還有修女，為她組織了一個不真實的夢幻世界，她在此沉醉不醒。這是她浪漫的天性所致，也多少因為外省修道院的人性的氣質。修女們對待愛瑪非常友愛，懺悔時，神父纏綿的絮語，講道中引用情人、婚姻的比喻，同學們偷帶進來互相傳看的精美畫冊，還有那個每月來修道院一星期做針線的老姑娘，唱古老的情歌，講故事，說新聞，甚至散播小說這種世俗讀物。在這裡，終因為遠離中心而綱紀鬆懈。於是，修道院便“充滿溫情”。愛瑪的感傷性格在此得到豐厚褊狹的營養，她對生活的想象，即“歡愉，激情，陶醉”的概念，也在此完成。在這些概念化的想象之下，蘊含較深又細水長流的日常生活，就顯得太平淡了，平淡到她認為是個錯誤。
她是在與包法利醫生結婚之後，尖銳地意識到這個錯誤。此前，閨閣的生活再是沉悶，到底還說是有出路的，出路就是結婚。居住分散的外省鄉間，又不是世家出身，婚姻的機會其實很有限。於是，當包法利這個鄉間醫生一旦出現，她便將幸福的指望交給了他，而緊接著就感到了失望。包法利這個笨人，實在是有著感人的愛，即便是對他從未愛過的前妻，也含著溫情，何況是他深愛的愛瑪。“他情不自禁地經常要去撫摸她的梳子、戒指和披巾”;他對她言聽計從;為了換個她樂意的環境，不惜放棄他好不容易立足行醫的託斯特，遷去永鎮;在愛瑪死後，還按著她的喜好行事;他終於發現愛瑪不忠實的證據，被嫉妒打擊得一蹶不振的時候，當他久久望著妻子的情人羅多爾夫，“他彷彿又見著了跟她有關的一樣東西”，竟也嫌隙盡釋。這樣的愛是愛瑪沒有從書上讀過的，因此便是在她想象之外。“而她又沒法理解自己不曾身經的事情”，這其實是致命的缺陷，她的世界就是那麼狹小，她沒有體驗的情感於她都是不存在的。由於她對客觀的外界缺乏理解，或者說理解的願望，她才可能一任發展“設想成另一個樣子的能力”，走入幻覺的深淵。
如同《包法利夫人》的副題“外省風俗”，包法利醫生就是“外省風俗”的最好體現。他比愛瑪更早登場，也更晚退場，是為愛瑪的劇情演出序幕和尾聲。這大約就是左拉所說的，“和諧的展開秩序”，命運的因素依著自然的規律漸次進入，逐步形成事端，又在事畢會留下影響。小說的開頭便是幼年的包法利入學讀書。這是一個老實、呆笨、心底淳厚、少見識但盡職守責的孩子，有多少鄉村醫生是用這樣的坯子做成。他們巡遊鄉間，會的就那麼幾手，可卻包治百病。有治不好的，也不見怪，因為有上帝召喚做後盾呢!而醫生的品格就是見證。像愛瑪這樣一個鄉下地主的女兒，與好名聲的包法利醫生結婚，已是她的福分。再不會有更加出奇制勝的機遇了，除非出現神話，比如辛德瑞拉的故事。而性格嚴謹的自然主義向來不製造神話，他們從不企圖扭轉“普通生活的平常程序”，於是他們便也無法扼止愛瑪，這一個沉溺於自我幻覺的女人，一廂情願地製造神話。當然，他們同樣無法扼止生活的程序不斷地擊破她的臆造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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