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讀後感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什麼？對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哪些感想？所謂供給側改革，主要是相對於過去的巨集觀調控手段而言。下面是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心得體會，希望你能喜歡。

20xx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重大的創新性理論概括，總結了中外發展實踐的經驗與教訓，更建立在我國現階段經濟基礎上，是為了解決我國現實經濟社會問題提出來的。因此，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簡單套用教科書中的理論，也不能簡單比照別國的發展歷程，而應從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個“大邏輯”出發。

認識、適應、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最直接的變化是經濟增長從高速轉為中高速，但不能認為僅僅經濟增速發生變化就是進入了新常態。一些深層次的、趨勢性的變化，是判斷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要依據。當前，世界經濟復甦疲弱、需求不振。國內消費結構升級加快，個性化、多樣化需求趨勢日益明顯。過去多年形成的生產能力不適應變化了的需求，一些行業出現了嚴重產能過剩，無效供給過多、有效供給不足。我國過去依靠低成本比較優勢參與中低端環節的國際分工，既是由我國工業化的基礎、空間、任務決定的，也是由世界經濟增長黃金期國際市場的機會造就的。現在，全球價值鏈重構加快，傳統產業向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我國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變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發達國家依靠結構性改革和創新鍛造新的競爭優勢。同時，過去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約束不強，現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這些變化既表明我國國際分工地位逐步提升，也表明主要靠資源要素投入驅動的粗放發展方式到了非轉變不可的時候。

進入發展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基本面是好的。經過多年努力，服務業的地位不斷上升，對外投資迅速發展，消費拉動經濟的作用逐步增強。這些都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階、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積極表現。同時，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工業企業利潤下降、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等矛盾和問題比較突出。這裡面既有周期性問題，也有結構性問題，但主要是結構性問題;矛盾既出現在需求側，也出現在供給側，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這些結構性問題、供給側矛盾，很多是體制性的，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因此，保持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就要抓住經濟發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適應後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進入新常態是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科學判斷，是我們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巨集觀背景和邏輯前提。既然已經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就不能沿用過時的發展思路、體制、政策、措施。尤其是現在我國經濟體量增大，如果不能審時度勢、順勢而為，就會錯過經濟轉型升級的最佳視窗期，增加以後解決問題的難度。因此，必須順應新常態趨勢性變化的要求，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同時，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解決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問題為核心，除舊佈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著力減少無效、低效供給，為有效供給騰出市場空間，從而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使我國經濟在合規律的演化中行穩致遠。

第一、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位。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隨著經濟總量的大增，GDP年平均9%左右的高速增長已經不現實，中國經濟進入了經濟結構調整升級，發展速度放緩的新常態。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增長速度換擋、結構調整陣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疊加，以往過度強調需求側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理論體系和改革路徑已難以實現適應當前國情，一方面長期以來的“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策略帶來了產能嚴重過剩，環境汙染嚴重、經濟結構失衡等不良

反應。另一方面，對於需求側的過度強調與干預，造成了民眾“剛需”難以被滿足的社會問題，同時對經濟調整與提振的效果也並未達到預期。[2]

第二、逐漸失去勞動力優勢

中國人口紅利拐點的出現，至少會帶來三大後果：一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逐步減弱;二是由於老齡人口增加，人口撫養比提高，儲蓄率將會下降，推高資金成本;三是勞動力人口總量減少，帶來“民工荒”等用工短缺現象。這三大後果直接導致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降低。

第三、資源環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要素資源的供給約束日益加劇，過去三十多年，我國過度依靠投資和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已使得能源、資源、環境的制約影響越來越明顯。據統計，目前我國淡水、一次能源、鋼材、水泥、常用有色金屬等五類主要資源的平均消耗強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約90%，是世界上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最高的國家之一。石油、鐵礦石、銅精礦、鋁土礦等重要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均超過50%，進口壓力不斷增大。可以說，資源的邊際供給增量已難以支撐傳統的經濟高速發展路子，這也在客觀上促使中國經濟逐步回落到一個新的平穩增長區間。[3]

資源緊缺的同時，存在著嚴重的環境汙染，給人們的生產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第四、全球經濟格局調整帶來的挑戰

自20xx年國際金融危機至今，世界經濟增長已經經歷過了兩次探底。各個經濟體增速分化加劇，政治、經濟、地緣等各種因素相互交織和對世界經濟影響加深，世界經濟仍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當前，世界經濟仍將面臨諸多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復甦道路依然曲折，大幅回暖的概率較小，使得中國的外部經濟環境更加複雜。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在

相當長時期依然存在，全球經濟貿易增長乏力，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關係複雜變化，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全球經濟分化嚴重。

發展中國家在擺脫貧困時，往往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容易忽視技術進步、結構優化，以致出現經濟與社會、城鄉、地區、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失衡和分配不公，結果出現社會危機或經濟負增長、失業率提高、收入差距擴大等。一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之後，如果不能迅速有效地進行制度變遷和政策轉化，形成新的增長動力，那就可能出現增長停滯，導致經濟和社會問題叢生。此外，在低收入經濟體和高收入經濟體的兩面夾擊下，中等收入經濟體極易被擠出國際分工體系，這種外部環境的惡化也會加劇經濟增長的困境。

縱觀國際國內經濟發展形勢，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嚴峻的挑戰，同時也存在在巨大的機遇。我們要抓住機遇，轉型升級發展，完成經濟的又一次騰飛，要實現這個目標，供給側改革是一個非常好的改革之路，如何做好供給側改革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研究內容。

第一、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過去，我們過多地通過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特別是政府投資政策和貨幣金融政策，從需求側“三駕馬車”來拉動經濟增長，“有形之手”伸得過長。今後，我們要更加強調供求平衡，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強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要更多地發揮好企業和個人的作用，充分調動其積極性和創造性，將政府的主要職責定位於制定好法律、法規、標準和政策，為企業和社會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環境。

第二、去產能、去庫存

過去中國的發展更注重需求端，需求由消費、投資和淨出口“三駕馬車”

組成。主要靠出口、投資、基礎建設等需求方面拉動經濟的發展。隨著經濟發展動力的不足，國家的一些經濟刺激政策也著力於需求端，導致嚴重的產能過剩，主要包括鋼鐵、煤炭、房地產、紡織等能源、基礎建設和出口類工業上。新一屆政府意識到了靠經濟刺激已經無法繼續使得經濟快速發展，必須尋求產業轉型升級。

20xx年是真正意義的去產能元年，中央施政重心從需求側向供給側傾斜，產能調整從控制增量向清理存量過渡。可能採取的措施：財政直接或間接補貼;清理不良資產;加快兼併重組;提高環保能耗等行業標準;打破剛性兌付;完善破產清算制度;建立產能檢測體系等。通過這些措施，將過剩產能消化吸收，不給國家經濟和社會造成大的不良影響。

從歷史經驗看，去產能會給經濟帶來一些影響，一是關注相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相關政策提振市場情緒帶來的交易性機會，二是相關出清較快行業由於業績改善帶來的結構性機會，三是在改革取得階段性成就時，改良後的舊經濟與新經濟共振帶來的新增長週期催生的系統性行情。

第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在去產能、去庫存的過程中，必然會造成很多的資金和就業等問題，必須合理的疏通，更重要的是為資金和勞動力找到更好的方向。 一是通過改革加快培育各種創新主體，如創業者、創新型企業、創新型地區或園區、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創新型政府等;二是通過改革(如保障產權、減稅、簡政放權、放開價格等)激發各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三是通過改革痛下決心以可控方式和節奏主動釋放風險，打破剛性兌付，退出殭屍企業，淘汰落後產業，培育有市場競爭力的新產業和新產品;四是通過改革促進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知識增長等要素升級。[4]

尤其是創業和創新對中國目前經濟發展有著更重要的意義，目前，中國

很多的產業都處於模仿和探索的階段，缺乏更多的原創和高品質的產業。可以通過幾個方面來為創業創新提供支援。

完善創新創業體系。創新創業體系的建立與完善不但有助於提升供給側參與主體“質與量”，同時還對供給側模式的完善和豐富有積極意義。一方面，雙創中湧現出一波又一波活躍的市場主體，讓供給側參與主體的數量得到了不斷的提升。另一方面，創新創業催生出的新技術新思路，也在不斷幫助供給的改善和質量的提升。此外，創新創業所帶動的商業模式迭代，也為供給側改革不斷提供借鑑和參考：以打車軟體為例，在通過效率提升改善了供給，同時還挖掘了市場中新的需求。

從供給側進行改革遏制了之前投資拉動產能擴張的惡性迴圈，供給側改革不會一蹴而就，而是長期的。供給側改革實際上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升級的一個過程，有些工作已經開展過一段時間了，影響改革程序的因素很多。總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要把困難考慮到前面，做好度過經濟困難時期，迎接未來經濟良性發展的心理準備。

20xx年11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期，在國務院常務會議同樣強調，要"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加快供給側結構改革，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需求，促進經濟持續增長。一時之間，供給側迅速成為學術界、企業界及政府對外發言中的的高頻詞。作為企業管理者，我們必須努力學習，緊跟國家經濟改革步伐，讓企業在社會變革中把握主動。 對企業發展的幾點思考

供給側帶來的壓力。供給側改革是國家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國家給創新力不強的企業下達的病危通知單。長江公司基礎差、底子薄，一直主攻硬質合金中低檔市場，隨著私營企業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我們的產品漸漸失去了價格優勢。過去的兩年中，原料價格一直在低位徘徊，使長江一直引以為傲的碳平衡料產品價格優勢未能充分顯現出來，公司在過重的內部負擔及嚴峻的外部形勢嚴峻壓迫下艱難前行，無法賺取利潤。隨著國家供給側改革的到來，長江較弱的盈利能力凸現，很有可能將成為改革重點。

壓力往往能激發潛力。供給側告訴所有經營者，在中國的這一波改革中不進則退。為了讓企業獲得生存的機會，長江干部員工只能背水一戰，為應對更加嚴酷的競爭，我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是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機構改革，公司的組織機構由原來的14個減少至9個，精減率為35.7%;正職由原來的14人減少至9個，精減率為35.7%;正職由原來的14人減少至9人，其中6人是高管兼職真正的中層正職僅為3人，副職由原來的17人減少至10人，精減率為41.2%.第二是狠抓內部管理。將公司管理工作分解為65項考核內容300多個可量化指標，逐一掛到每一位幹部身上，希望做到360℃管理無死角。第三是加大創新獎勵力度，鼓勵幹部有特色，工作有創新。拿出30萬作為創新成就專案獎勵，只要員工在產品研發、裝置改造、工作方法等方面有新的發明和亮點，均給予獎勵，希望用這種方法在企業中培養一種思變、求變的氛圍，培育出一批有創新思維的人才。第四是培養廣大管理者效益意識。要用一種不怕麻煩的態度樹立精細思想，用分析、比較等多種手段去向管理要效益。 供給側改變最終改變的是生產經營方式。過去我們生產相對固定的產品，併為它尋找相應的客戶，如我們生產拉絲模，銷售員就去找需要拉絲模的客戶。而供給側告訴我們，今後的經營方式將發生逆轉，我們要完善生產水平，提升生產效率，擴大有效和中高階的供給，

增強供給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滿足客戶個性化、及時性的要求，一句話就是：提供使用者想要，銷售直達終端。

企業是經濟的微觀基礎，無論是"需求側"還是"供給側",都是中國改革的探索，變化是思維方式，不變的是創新發展。所以，我認為企業經營者只有始終保持一個永不停歇的創新之心，才能思變、求通，為企業找到一條正確的發展之路，為員工福祉，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第一章 中國需要供給側改革

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辦? 首先應該說下不應該如何辦。

第一，不應該出臺大幅度刺激需求的政策。刺激需求只能有暫時效果，但是改變不了潛在的經濟增速，更會惡化經濟中的扭曲。第二，不應該過度依賴央行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要起作用，必須配套結構調整措施。 勞動力的結構在產生變化，很多經濟刺激計劃創造的是農民工的勞動力需求，對大學生的勞動力需求，並沒有很大幫助。比如製造業資訊化速度不盡人意，“網際網路+”沒有“+”到製造業，針對這些障礙，找出解決之道。這樣才能使我們勞動力的需求和勞動力的供給匹配。 政府應當將產業政策集中在教育、科研、智慧財產權保護、金融體系改革等基礎性的方面，這有助於創新產業的培育。而非直接支援某一產業，以免造成產能過剩。

需求側的政策大多是巨集觀的短期政策，而供給側改革更多地考慮如何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可持續的生產率的提高和技術進步，所以它可能是一個更長期性的政策。

第二章 供給側改革前世今生

供給和需求是經濟分析中不可拆分的一對，正像不存在“需求經濟學”一樣，“供給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從來就沒有，今後也不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一個獨立分支。媒體通俗語言講的“供給經濟學”泛指20世紀80年代裡根政府推行的以減稅為中心的一套政策，加上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統稱“里根經濟學”。

像四萬億的那類投資，是鼓勵內需。鼓勵內拱，是鼓勵私營的工業轉向為供給國內的市場而產出。

應對生產過剩型的經濟危機，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有效。因為財政政策可以侷限在基礎設施領域，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則不分物件地刺激全社會投資，因而導致產能擴張和下一輪的供求失衡。 供給側改革實際還是調結構 撒切爾主義對通脹的原則就是，治理通脹要不惜以犧牲就業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