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場“徵夢”，從傳統到現代，從單一到多樣，生動地勾勒出了“中國夢”的走向和前景。
中華民族，一步步墮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尷尬境地，飽受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威脅和凌辱。面對“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仁人志士心懷夢想，尋找民族獨立和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之路。洋務派主張借法自強，“師夷長技以制夷”;維新派大力呼籲“興民權”、“開議院”，建設“少年中國”;革命派認為“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發動了被稱為“亞洲的覺醒”的辛亥革命，敲響了封建帝制的喪鐘。1921年，從上海石庫門搖曳的燈光裡、浙江嘉興南湖的紅船中走出來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建設“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為己任，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進入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又借鑑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作出改革開放歷史性決策，成功開創、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帶領人民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實現一個又一個夢想。
“中國夢”的這種走向和前景，著名時政作家凌志軍曾為我們作過生動描繪。凌志軍本身就是個“中國夢”。他沒讀過中學沒讀過大學就直接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 爾後成名成家，被譽為“中國的威廉·曼徹斯特”。他曾經這樣富有寓意地描述清華創業園的一個房間：屋裡裝著38 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方
格，由一張簡易電腦檯和一把轉椅組成，電腦檯後面坐著的那個年輕人，是老闆，也是會計，還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員工。只要花500 元，就能在這裡坐一個月。而他們在這裡的時間通常不會超過半年。很多人失敗了，但總有人成長起來，擴大隊伍，搬到樓上。樓上有單間辦公室，沿走廊排列，室內可以擺四五套辦公桌椅，門外掛一塊公司招牌。站在走廊上，可看到兩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筆直伸到盡頭。12 個月，或許8 個月後，這些公司中的一部分也會垮臺，但必定有幾家繼續成長，它們將搬到更大的寫字樓去，佔據整整一層，若干年後或是一棟，或是一個或幾個院子，或是在全國各地或世界各國設立某地“分部”、某國“總部”……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生生不息的力量”，可以看到“中國夢”的美好願景。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趙汀陽教授對於中國的現代化之夢提出了一些很有意義的看法，他認為為了追求這個現代化的強國夢，毛澤東以非凡的想象力構思了一個“最新最美”的純潔之夢。毛澤不西的絕對新社會，因此， 他提出“一張白紙”最適合於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一窮二白”正是新的中國夢的起點。他認為一種全新的社會操作能夠形成全新的經驗，從而發展出全新的生活方式。“新社會”應該是掃除了一切社會都難以避免的所有醜惡現象的純潔社會，毛澤東真的驚人地做到了這一點。解放初期全國在一定程度上消滅了黃、賭、毒，以及其它骯髒犯罪，新的社會秩序逐步建立，有的地方甚至達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境地。“新社會”在拋棄舊模式、歡迎新經驗、探索新制度等方面，都是對“新”和“不斷的新”有著無比的熱情。毛澤東的純潔夢想至今還鼓舞著中國老百姓和許多第三世界人民。
我們很難想象如果一直沿著《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的方向前行，這個純潔之夢是否還會有發展的機緣，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上世紀70 年代末期的中國社會已瀕於崩潰的邊緣，鄧小平不得不把中國現代化的夢想重新調整回到物質現代化的方向上來，提出了“發展是硬道理”。這一戰略轉變首先表現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使得國家經濟有了極大發展，貧窮問題有了初步緩解。但問題又變成貧富差距的加深和三農問題。於是，現代化發展的夢想就進一步表現為追求均衡的“可持續發展”與“和諧社會”。其中可以看出中國現代化夢想對西方經驗的綜合性重新建構，既借鑑了美國式的物質競爭，又試圖借鑑歐洲式的追求生活質量與平等，想把美國夢的一部分和歐洲夢的一部分結合起來，同時與中國幾千年來的“和諧夢想”聯絡在一起。
總之，中國夢的核心是要建立一個既不同於西方也不同於中國古代的現代化的新中國，這是一個具有“新中國精神”的新中國。英國的撒切爾夫人曾經斷言，中國不大可能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因為中國沒有足以影響世界的、獨立的思想體系。趙汀陽教授認為：“如果中國的知識體系不能參與世界的知識體系的建構，而因此產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識體系，不能成為知識生產大國，那麼，即使有了巨大的經濟規模，即使是個物質生產大國，還將仍然是個小國。” 趙汀陽教授分析說，我們現在能夠用來思考各種事情的概念體系、話語體系和知識體系基本上都是西方所定義的，尤其是那些決定性的概念，比如人權、民主、自由、公正、真理等等，主要是西方所定義的意義和所指，而這些西方所定義的概念本身就存在著許多難點，尤其不完全適合中國經驗。新中國精神應該意味著我們必須以中國的方式為中國想象一個社會理念、一種生活理念、一套價值觀，而且還需要想象一種中國關於世界的理念，因為中國必須成為一個為世界負起責任的大國。假如中國沒有能夠發展出一套概念體系、話語體系和知識體系，就不能以新的中國精神參與不斷髮展的世界文化的重新建構，這就是說，我們不可以僅僅滿足於有地方特色的中國文化，更不能封閉於古代社會產生的傳統文化之內，而必須對它重新詮釋，尋求它在全球文化中所能作出的貢獻。如果不具有世界性(world-ness)，中國夢就只能是一種自我玩賞。我十分認同他的觀點。
泱泱大國的“中國夢”，不是、也不可能是“單向度”的夢。從個體看，它是中華兒女的富民夢;從集體看，它是強國夢;從民族看，它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復興夢。歷史告訴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事實上，“中國夢”的三個向度展示的是三種面相，它們既相互區別又互相聯絡。沒有富民夢，強國夢、復興夢的實現勢必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沒有強國夢，即便是實現了富民夢的中華民族也必然一盤散沙，不可能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沒有復興夢，富民夢、強國夢必然缺少前行的燈塔，擺脫不了形而下的物質屬性。從這個角度說，富民夢是基石，強國夢是關鍵，復興夢是目標，三者脣齒相依，缺一不可。只有三個夢全都實現，“中國夢”才算完整、完美。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是千百年來人們從歷史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重要結論。
戰國趙括“紙上談兵”，兩晉學士“虛談廢務”，終究禍國殃民;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國內政界、學界出現了“姓資”與“姓社”的爭論，鄧小平果斷提出“不爭論”思想，初衷就是擔心空談和爭論使中國錯失發展的戰略機遇。後來的事實充分印證了這種思想的正確和遠見。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何況凝聚了幾代中國人夙願的“中國夢”。它的實現，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努力、接續奮鬥。作為一種作風，實幹要求所有中國人踏踏實實工作，勤勤懇懇幹事，不浮躁、不虛誇;作為一種能力，實幹要求我們不僅要有幹事的勇氣，更要有幹事的方法和技巧。當前我國已進入改革攻堅期、矛盾凸顯期，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上勢必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困難，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有實幹的精神和態度，更要有實幹的才能和智慧。
物質生活的魅力是單調、簡單和貧乏的，沒有一個社會能夠僅僅依靠高水平的物質生活去長期維持人們的生活意義和興趣，人終究要過的是精神生活，只有精神生活才具有無限豐富發展的空間。這些問題是人類社會的根本問題，而目前世界上的各種夢想都還不能夠很好 地解決這些問題。
是的，在個人和國家的前進道路上，一個人的成功，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強盛，都離不開夢想的支撐、智慧的思考和勤奮的追索。夢想照耀現實，現實滋養夢想;“中國夢”提升著中國，也感召著世界，讓我們共同祈禱“我有一箇中國夢”，讓我們共同祝願每一箇中國人都能實現自己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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