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科課程論基礎》讀書筆記

關於第一章(《導言：語文科課程論》)

說實話，翻開書，要先把“可讀性最差”的第一章通讀下來，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然我偏於感性，愛把“文字要感性才好看”這句話掛在嘴邊，但這些年一直從事相關語文教學的課題研究，還是深知理性的不易的。讀完第一章，感受最深的就是王榮生先生的“理性”。敏銳的洞察力和縝密深刻的思辨力簡直令我折服。

語文教育研究的歸屬參照系的建構需要理性。理性的建構——用韓雪屏先生的話形容，是基於“為這個領域的研究做了大量的清理和整飭工作”的基礎上的“高屋建瓴的構架”。以往，我對語文教學研究的感知是“連成一片”的，教材問題、教法問題、研究課題……幾者似乎都是同一個平面上的若干點，有些具體問題甚至糾纏在一起，無法“擇”清楚。王榮生先生對語文教育研究的歸屬參照系的建構思路異常清晰，他區分出語文教育研究的五種性質(型別)和七個層面(範圍)(p35)，並對每一種性質、每一個層面進行了概念的界定和狀態的描述。

王榮生先生歸屬參照系的建構，使我的頭腦中形成了一個立體的座標軸。眼下，我似乎很可以藉此給自己所做的相關語文教學的各種工作先做個定位——實際的語文教學、教研組長、景山學校校本教材的編寫、我這幾年從事的以“景山寫作學院”為基地，開展網路環境下，寫作教學系統的建構與實踐的課題研究，我所開設的探究式語文活動課(“關注北京傳統文化”校本課程)……——這些工作，究竟屬於語文教育研究的哪種型別(性質)、隸屬於哪個層面(範圍)。我需要對這些工作的性質和範圍做清楚準確的界定。這樣做的意義在於：使我未來的工作得以按照它隸屬的型別與層面所應有的工作方法而展開。如何給自己的工作準確定位則是後話，這需要我繼續深入研讀《語文科課程論基礎》，對這個歸屬參照系精確地理解並掌握。

關於第二章(《語文課程目標分析框架的破與立》)

這一章讀起來不算吃力。關於這一點，我要感謝首師大的饒傑騰先生。近幾年，屢次聽饒先生的講座。XX年在首師大讀研究生課程，那是第三次聽饒先生談論對課標中“人文性與工具性的統一”這個目標的看法吧。我的筆記記錄了饒先生當時所言，他說：“翻開新課標，看第一部分：‘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所謂‘工具性’和‘人文性’，這只是兩個角度。”“把“工具”與人文性割裂開來，對立起來，這是不恰當的。何謂‘工具’?它是根據人的需要產生的。一根粗一些的樹枝掉在地上，這還不是工具。但被原始人拿起來夠樹上的果子，這根粗一些的樹枝就變成工具，成為人的手臂的延伸了。工具是因人的需要而產生，供人使用的，否則樹枝還是樹枝。這根樹枝本身，深深打上人的烙印，它的產生和使用就充分體現了人文性。工具是不能與人割裂開來的，它本身就有人文性，這是‘工具的人文性’。”饒先生的這一番話在當時帶給我不小的震動。一方面引發了我對“工具性”與“人文性”二者關係的思考，另一方面，使我開始學著用審視的目光去解讀課程標準，在實踐課標標準的過程中不那麼盲從。

饒先生此番評價與王榮生先生在第二章第2節《襲用分析框架的批判》開始部分中的分析觀點相同，都是反對將“人文性”與“工具性”置於對峙的兩極。王榮生先生對襲用分析框架做出了質疑(“破”)，除此，還建構了“層疊蘊涵分析”的新框架(“立”)。我正處在初步學習階段中，對這新框架以及後面的取樣(美國的語文課程目標)比較暫不做評價，單是這種邊一“破”即“立”、“破”邊“立”的研究方法，我就非常欣賞。

我認為，“破”是批判，某種意義上說，是破壞甚至摧毀。事實上，這些年語文教育界的改革，“破”的事做得相當多了。(而且還有個怪現象，對語文學科，誰似乎都有資格也有能力“破”它一“破”。)但“立”呢?實在是少之又少。在我看來，“破”是否定秩序，而“立”是建設，是建立新秩序，至少能為建立新秩序提供可能。這才是推動事物(不論是教育還是國家)發展的根本所在。 在語文教育界不能讓只“破”不立的風氣與勢力佔上風。否則，危害甚大。對語文教改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反思、清算是極為必要的，但後來的建設，即提出新理論、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更為重要。王榮生先生為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立”的範例。

關於第六、七章(《語文教材的兩個理論問題》、《語文教材的選文型別鑑別》)

我想我真是非常幸運的。

幸運之一：在北京景山學校執教，這是一所教改試驗的學校。我有很多參與教改的機會。

幸運之二：從XX年起，景山學校啟動了我校九年義務教育制國中四年學段語文教材的編寫工作，至今已經五年。作為為數甚少的編委會成員，我有幸參加了教材編寫工作。

幸運之三：由於參加校本語文教材的編寫工作，得以有機會對國中九年義務階段的其他教材進行比較研究。

幸運之四：國中四年教材已經完成首輪的編寫工作。編寫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有很多困惑。大的困惑如：如何突出景山學校語文教學的傳統特色，做出適合景山學校學生語文能力與素養髮展的教材?小的困惑如：歷史上景山學校的語文教學曾旗幟鮮明地提出“以寫作為中心”，目前我們則是大力提倡以讀帶寫、以寫促讀，那麼究竟該如何在教材中協調讀與寫的關係?國中階段乃至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寫作能力發展究竟有沒有規律性?寫作教學究竟能不能安排出相對合理的序列?文言文教學在國中階段應該有怎樣的地位?具體應當有多大的比重?(剛剛頒佈的《國家“xx”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在中學語文課程中適當增加傳統經典範文、詩詞的比重，中國小各學科課程都要結合學科特點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容”。這一點又將給語文教材的建設帶來怎樣的變化?)

教育、教學中的困惑恰恰就是我們應當著力研究的課題。那麼，研究的方法與過程該如何?我很慶幸的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讀到了王榮生先生此書中《語文教材的兩個理論問題》、《語文教材的選文型別鑑別》這樣兩個章節。的確有頓開茅塞之感。在我面前，多了一條研究的路徑(p240“課程內容的研製與教材編制的工作是兩個相對獨立的領域。)，多了一種審視自編教材(為教材定性)的角度，多了一種可供參考甚至實踐的教材選文方式……我尤其欣賞王榮生先生語文教材的選文型別鑑別的定篇、例文、樣本、用件的分類標準。特別是在界定每一個型別的時候，展開了國內外選文案例的比較，這一點對讀者(如我)非常直觀有效。我個人很喜歡書中列舉的那些高水平的國外教材選文的例子，很開眼界。(且激發了我學好英語的興趣)對照這些例子，我想，我校的自編教材同樣有比較突出的“‘定篇’低檔、‘例文’失當、‘樣本’不當”、“‘用件’連‘當’的機會也沒有”的問題。(p317)反思教材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這與研究不夠有直接的關係(研究的水平取決於研究者的態度、能力，研究的深度與廣度等諸多要素)。兩個研究都不夠：課程內容的研製與教材編制的工作本應是兩套人馬完成，但現在我們沒有分開，特別是對課程內容的研製，在我的主觀印象裡這幾乎是空白。另外，對景山傳統的語文教學經驗研究得不夠。哪些能夠保留下來，哪些不是規律性的東西，哪些還有待進一步發展——我個人認為，景山學校六十年代的語文教改的成功經驗從現代教育理論研究的角度看，過於感性了，需要進一步挖掘整理，從理論上論證、甄別、提升。這一步工作力度不夠，課程內容沒有明確，教材編寫水平就上不去，或者也是過於感性，憑經驗、憑編寫者個人(或小集體)的喜好。(研究是要能沉下心來，要有不急功近利的態度。我們的教材編寫，不論從我校的小區域性，還是更多教材的編寫，據我所知，還是比較浮躁的。)

幸運的是，我校的校本教材還在修訂之中，不論以教材編寫者或執教者哪一個身份，我都還有機會繼續實踐。特別是作為執教者，應該有自覺的意識、清醒的頭腦處理教材。用教材教——按照定篇、例文、樣本、用件的分類標準甄別教材選文，並設計相應的教學方案，這是作為執教者所力所能及的事情。當然，王榮生先生的這套分類標準會不會帶來更好的教學策略與教學效果，還要在實踐中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