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澤，圍場農業局高階農藝師，1980年，承德農校畢業分配到圍場農業局。
30年來，他的足跡遍及全縣37個鄉鎮、312個村，累計培訓農民10餘萬人次。
3月12日，王文澤在給農民講課時，突發腦幹出血被送進醫院。
自6月7日從縣醫院出院回家，至今仍躺在床上，但他家的電話已變成了“農技諮詢專線”。
“有‘化瓜’現象，不是瓜的品種有問題，就是棚內溫度過高……要適當放風，給棚內降溫，再就是進行人工授粉……”8月11日下午3時，王文澤躺在床上，拿著手機給新撥鄉岱尹下村的付金龍講解蔬菜種植技術，話語略顯含混、吃力。
自打6月7日從縣醫院出院回家，王文澤家的電話就成了“農技諮詢專線”。可電話那邊的農民朋友哪裡知道，王文澤不久前才從死亡線上掙扎回來。3月12日，王文澤在廣發永鄉協力永村講解“馬鈴薯產業提質增效”時，突發腦幹出血被送進醫院，在醫院和自家床上一躺就是5個月。
這期間，王文澤仍堅持盡己所能為農民服務。從1980年參加工作以來，他已在農業技術推廣一線奔波了30個年頭。鄉親們離不開他，他也離不開鄉親們。
“小王”變“老推”
“遠看像賣炭的，近看像要飯的，仔細一看是農技推廣站的。”這句順口溜兒形象概括了農技推廣人員的清貧與艱苦。可王文澤在兩次面臨工作變動機會時，都放棄了，甘願做個“老推”。
王文澤所在的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位於我省最北部，處於內蒙古高原與冀北山地的過渡地帶，海拔在700-XX米之間，由於地處高寒，無霜期短、海拔差異大，農業種植有很多特殊要求。圍場是個農業大縣，農業人口比例達87%。這就意味著，要發展縣域經濟必須搞好農業，而搞好農業的關鍵是針對地理、氣候等特點採取適用的農業技術。
1980年，25歲的王文澤從承德農校畢業，被分配到圍場農業局。同事眼中的“小王”“認真、踏實、有股子‘鑽’勁兒”，很快就能在一線獨立開展工作。而他講的農業技術課，更為農民們稱道。用龍頭山鄉小錐子山村黨支部書記王海峰的話說，就是“沒廢話，淨乾貨，一聽就懂、一用就見效”。
講生物防治，他跟農民說：“生物防治就是不用花錢買農藥，用身邊常見的植物來防治害蟲。比如，栽蔥時，把大籽蒿(一種當地常見的蒿草)切成小段，埋插到壟中，這樣，蔥不著蟲，長勢好、口味也好。”
如何解決重茬種植胡蘿蔔長水癩的難題？他說：“種蔥頭。蔥頭有殺菌功效，用它換茬，下一年再種胡蘿蔔，就不會再長水癩。”
蔥頭產量高，市場又好，綜合效益與種胡蘿蔔持平。新撥鄉二道河子農民趙志會說：“他說的真管用，這樣換茬種，年年都有好收成。”
在小錐子山村，最初王文澤是在村黨員活動室講。能容納60多人的屋子，常常人滿為患。後來，乾脆把課堂挪到院子裡。他在月臺上講，一講就是3個多小時，趕來的農民越聚越多，大家興致勃勃地聽，不時還提出問題。他總是三言兩語就回答得清清楚楚。再後來，講課現場架設起大喇叭，讓全村各個角落、甚至田間勞作的人都能聽到。
常年田野奔波，他變得又黑又瘦；他衣著簡樸，不愛言說，往農民堆兒裡一站，看不出有什麼特別。可是一講課，他馬上像換了個人，口若懸河、神采飛揚。
正是覺得自己對農民有用，王文澤捨不得離開農技推廣崗位。1985年，農業局辦公室曾經需要一名祕書，他思忖再三，沒有去。1995年，農業局推薦他到鄉鎮作領導，他又一次謝絕。
每年，他下鄉時間都在150天以上；多年來，他足跡遍及全縣37個鄉鎮、312個村，累計辦班上千次，培訓農民10餘萬人次。
要讓農民聽得省力，先要自己多費力
王文澤講解農技，往往三言兩語就破解了生產難題。可很少有人知道，他背後為此付出的辛苦。
推廣一項技術，要讓農民願意聽、聽得懂，先要自己練“本事”。
1985年，王文澤聽說芥藍菜子有市場，便在母親和妻子的責任田裡試種了6畝。對於種這種“沒聽說過”的蔬菜，妻子不理解，鄰居說他“瞎胡鬧”。
由於天旱，6畝芥藍基本絕收，當年借錢投入的XX多元錢打了“水漂”。那時，他的工資僅每月40多元，夠他還好幾年的。
類似的失敗有好多次，他沒有退縮，只是默默地不斷改進、完善、調整方向。
1989年，他又在自家的責任田裡試種地膜土豆。有人笑他“給田地蓋被子”。可到秋天收穫時，人們開了眼：一犁挑開，白花花的土豆又多又大，別人家畝產1000公斤，他家畝產2500多公斤。
鄉親們說：“王文澤還真有兩下子，明年我們也這麼種。”
圍場地理位置特殊，氣溫過低而降雨量較大，容易引發馬鈴薯晚疫病。一旦大面積發病，對於幾十萬畝的馬鈴薯種植大縣來講，損失不堪設想。
為有效防治馬鈴薯晚疫病，在長達4年的時間裡，王文澤從防治時機、藥劑搭配、操作方法等方面潛心研究，日復一日地觀察、比對，並向國內業界專家不斷討教，最終整理出一套防治方法。XX年，在他的技術支援下，大頭山鄉賀家營村建立起500畝防治晚疫病示範園區，疫情來臨時，園區外的土豆，乾癟枯黃、一片死秧，而示範園區內的土豆，則是生機盎然。事實面前，他的防治方法終於得到農民群眾認可，得以推廣，並見到成效。他的論文《馬鈴薯晚疫病綜合防治》，也在亞洲土豆聯合會議上交流，使這項技術得到更廣泛的傳播。
“活財神”的清貧與富有
王文澤在圍場有個響噹噹的綽號——“活財神”。可當筆者走進他家時，卻沒看到一點財神的影子。王文澤的家是幾間平房，一進門，右側一排堆放雜物的櫃子，一直頂到屋頂。走進去，對面是簡陋的、昏暗的廚房，右側就是他和妻子的臥室兼客廳：十幾平方米的狹小空間，一張鐵架雙人床，一個破舊的長沙發，見縫插針擺放了幾件家電。
妻子王桂珍在前些年“農轉非”後，沒有固定收入，一度靠撿破爛補貼家用。靠著微薄的收入，既要供兒女上學，又要贍養老人，還要負擔一家的日常開銷，他們的生活十分清苦。妻子說：“他整天在外面跑，顧不得家裡，如果他用技術自己包地搞種植，我們早富了。”
其實，王文澤已經“富”了。“富”在農技推廣取得的綜合效益。他和同事成功推廣了胡蘿蔔、甘藍、白菜等30多個種植專案。僅地膜覆蓋馬鈴薯，全縣推廣面積已達24萬畝，每畝平均增產500公斤，人均增收800多元。
“富”在農民朋友多。每次講課，他都把自己的電話號碼寫在黑板上。“我結識過的農民朋友近萬人，許多人一直與我有聯絡。”王文澤以此為榮，農民朋友到縣城辦公室找他，經常是推門就進，從不見外。
如今，就是在病床上王文澤也並不“安生”，除了接聽諮詢電話，還拖著活動不便的腿腳進行恢復性鍛鍊。
“我想早日康復，重返講臺。”王文澤一如農民，簡樸、實在，滿腦子都是莊稼和收成。三十春秋“種”科技，他用自己的清貧，換來了農民的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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