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紅旭心懷大愛，捨己救人，在危難時刻捨身勇救兒童，用實際行動書寫了一名人民教師的價值追求和責任擔當，踐行了人民教師的光榮職責和神聖使命，塑造了新時代人民教師的光輝形象。王紅旭同志是踐行“四有”好老師要求的先鋒模範，是教育系統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在青年教師中幹實事湧現出的傑出代表。為大力表彰和學習宣傳王紅旭同志先進事蹟，教育部決定追授王紅旭同志“全國優秀教師”榮譽稱號。
我校廣大教師要以王紅旭同志為榜樣，學習他愛崗敬業、愛生如子的高尚師德，學習他潛心育人、辛勤耕耘的赤誠情懷，學習他以德施教、為人師表的品格風範，學習他心懷大愛、捨己救人的崇高精神，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深入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以更加奮進的精神狀態，爭做為學為人的“大先生”、爭做黨和人民滿意的“四有”好老師，努力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
如今，王秀麗的女兒在女高讀書，生了大病，為了方便照顧女兒，她搬進了女高的教職工宿舍。12年了，建校時種下的芒果樹已經鬱鬱蔥蔥，走在女高的路上，王秀麗指了指掩在樹後的教職工宿舍，說，“她開心的時候，會拿喇叭在那喊我”。
秀麗啊，你出來一下，秀麗啊。聽到張桂梅的聲音，王秀麗通常是穿著睡衣就往外跑。那個瞬間，小喇叭變成了張桂梅手裡的一個玩具，用來呼喚自己的好友。
今年春節，張桂梅給了王秀麗一張自己病例的影印件，類風溼性關節炎、支氣管炎、嚴重骨質疏鬆、神經鞘瘤、骨瘤、肺氣腫、小腦萎縮……她被查出來23種病，有時候太痛，也會和王秀麗訴苦，我死了算了，我把這窗戶開啟，就從這裡跳下去。
但更多時候，被小喇叭叫出來後，兩人只是鬥一會兒嘴，閒聊。很快，張桂梅又舉起小喇叭——下課鈴聲響了，10分鐘的吃飯時間開始倒數計時。“跑快點”、“說你呢”，張桂梅又變成那個嚴厲的女高校長，學生嘴裡的“大魔頭”、“周扒皮”。
張桂梅初來華坪那幾年，和喜洲一中的一位楊老師經常通訊。那時候，張桂梅的名聲漸起，楊老師寫信告訴她，喜洲一中有了一些議論，覺得張桂梅那樣活著沒有意思。沒有家庭，不能完整地過日子，放棄了世俗的快樂，那麼拼命，把老師和學生都折磨成那樣。楊老師記得，她沒有生氣，只是回信說，人活著，反正要做點事情。
每次到昆明開會，張桂梅一定要當日來回，女高的清晨被她的喇叭聲劃破，夜晚，再用喇叭聲結束。要是哪天聽不到喇叭聲，女孩們總會探頭探腦地問，老大呢?在女高三年，殷鑑常常聽到張桂梅說的一句話是，每個人都需要一個舞臺。但女孩們進了大學，有了舞臺，張桂梅幾乎再不和她們聯絡，“老惦記人家幹嘛，她出去放飛，放飛就行了”。
跟著張桂梅看多了山裡酗酒的父親、愚昧的母親、女孩們被安排好地早早嫁人的生活，殷鑑覺得，如今她們能過上平常的生活已經足夠珍貴。很多當年的女高學生們都成家了，他經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她們晒孩子、聚餐，以及回老家的時候拍山裡的風景。那些風景對於她們已經有了不同的意味，不再是貧窮、被困住的生活，“因為她自己走得高了”。
而張桂梅急劇地衰老了。20__年，幾種病湊在一起發作，她被送進了醫院，那之後，她瘦了二十多斤，衣服變得空空蕩蕩。如今起床，她會留下一床凌亂的被子，以便夜晚能順勢再躺進去——她已經沒有力氣扯開疊得整齊的被子。離開女高回北京後，殷鑑給她打電話，她說，前幾天差點人就沒了。他聽著揪心，後來打電話給她，都需要下半天決心。
這兩年，王秀麗感覺張桂梅的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前，女孩如果在學校不聽話，她家訪時會當著父母的面罵：我們都供你讀書了，你還如何如何。但現在，她只是會說，姑娘，你要好好讀書，要不然對不起那些幫助我們的人。“當一個人開始溫柔地對待她周圍的人和事的時候，她就是老了。”
張桂梅身邊的人說，她似乎只剩一口氣撐著了。人人都知道，她想讓女高的孩子考上清華北大。每次課間操期間，她讓高一高二的學生齊聲大喊：學姐加油!加油上清華!加油上北大!“我的學校要是能出一個清華、北大的就好了。”她最常說這話，沒事她就拉著王秀麗觀察她的女孩們，“你看我這些孩子，胖嘟嘟的，是不是看著很好嘛……我的學生裡到底哪一個是清華、北大的啊……”
“我看啊，哪一個都不是。”楊文華又來潑冷水了。他的班裡出過雲南省第一名，培養過清華、北大的學生，知道大學聯考每個科目應該不得低於多少分，“但張老師一點概念都沒有”。
有一回，張桂梅犯心臟病，趴在柱子上動不了，一個女孩走過來拍拍她，不說送她去醫院，只是說，彆著急，我給你考清華，就走了。女孩把課本背了五六遍，最終上了浙大，那是張桂梅離清華、北大最近的一次了，她也知道，孩子們都是在硬考，“累個半死”。
還有一回，張桂梅花了幾萬塊錢請了一位名師來講課，對方不帶課本，公式一個套一個，從高一套到高三，高三再套回來，“嘩啦啦講完了，我們全部傻了”。張紅瓊教地理，女孩們高中入學了，問她們美國在哪兒，都指不出來。女孩們努力了，考了個20分，也急，也哭，老師們不敢罵，只能安慰。那個上浙大的女孩，書背到第四遍的時候，她告訴了張桂梅，張桂梅說，那再背一遍好了，咱再多考一分，也許就上清華了。
每一年大學聯考成績出來，都讓張桂梅失望。但殷鑑說，“我們又覺得也挺好，那要是真有了，她可能當時就……因為她現在的這個身體，真的靠這個作為精神的支撐。”
早上5點15分醒來，張桂梅每天都在想，不幹了不幹了，明天就不幹了。每天成把成把地吃著藥，也止不住地疼。下床感到非常艱難，腿落地就像針刺一樣。但她又想起來她的清華北大，“六十多歲了，不想徹底治病了，這點餘光我放著就行了，繼續追逐我的夢想”。
《人物》最後一次見到張桂梅，是11月的一個傍晚，她從兒童之家出來，穿著羽絨服，頭髮溼漉漉地貼在頭皮上。剛洗完澡，她的右肩疼得很，孩子們幫她擦了藥。“擦完藥也不好使啊，難過得要死要死的。”她說，“此刻我就想找個地方好好躺著。”每天傍晚，她都會去兒童之家待一個小時再回女高。10分鐘的路程，她已經走不動了，一個兒童之家的孩子騎著電動車送她。
她拒絕了和我們再聊一次，“給我留點力吧，我還要去找學生聊。再不回去，她們估計又以為我去醫院了”。她用手撐著騎車人的肩，側著身子一點點挪上了後座，“到我明年大學聯考完，我能活到明年大學聯考完……到時候你再來，看我的成功與失敗。”
中宣部近日決定，追授著名核動力專家、中國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彭士祿院士“時代楷模”稱號。從中國第一代核潛艇，到大亞灣核電站，再到秦山二期核電站，彭士祿為之傾注了大量心血，被譽為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今年3月22日，彭士祿院士因病逝世，他曾說“活著能熱愛祖國，忠於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
彭士祿作為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中國第一個核動力裝置的主要設計者，一生踐行共產黨員的承諾，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從零開始摸索起步，克服重重困難，作出了突出貢獻，堪稱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願意”
彭士祿的父親是共產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彭湃。
彭士祿3歲母親犧牲，4歲父親就義，童年兩次被國民黨抓進監獄，先後輾轉被送到20多戶百姓家裡寄養。
“坎坷的童年經歷，磨鍊了我不怕困難艱險的性格，我對人民永遠感激，無論我怎樣努力，都不足以回報他們給予我的恩情。”回顧過往，彭士祿飽含深情地說。
1940年，15歲的彭士祿來到延安，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學習時，彭士祿常對同學們說：“我們的父母經過殘酷的鬥爭，有的還流血犧牲了，不好好學習怎麼對得起自己的父母親，怎麼對得起黨?”
1951年，品學兼優的彭士祿赴蘇聯留學，專業是化工機械。他所有的功課成績全是優秀，畢業時獲得了蘇聯頒發的優秀化工機械工程師證書。
1956年，就在彭士祿即將本科畢業時，中央決定選派一批優秀留學生改行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願意。”彭士祿毫不猶豫地回答。從那一刻起，彭士祿就與共和國的核事業緊緊連在了一起。
1983年，彭士祿再次聽從排程，被任命為中國首座大型商業核電站建設總指揮，為我國核電事業發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直到晚年，彭士祿仍然心繫國家發展，他在自述中這樣寫道：“現如今，老朽已木訥，但有三個心願：一是盼望祖國早日擁有更加強大的核潛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國早日成為核電強國;三是盼望祖國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圓了老百姓過上幸福生活的中國夢!”
“我來簽字，我負責”
1962年2月，彭士祿開始主持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裝置的前期開發。
當時，無圖紙資料，無權威專家，許多人對核動力的瞭解幾乎為零，對某個技術上的問題常常意見不一致，甚至經常發生激烈爭論。每當出現這種情況時，彭士祿就對研究人員說:“不要吵，做實驗，用實驗結果說話。根據實驗結果，我來簽字，我負責!”
1965年，中央決定選擇青衣江畔的一片山區作為建造核潛艇陸上模式堆的廠址。1966年2月，來自北京715所和194所的人員組成九〇九基地“工藝隊”進駐現場。1967年4月，模式堆主廠房破土動工，建設正式啟動，彭士祿任現場副總工程師。
1970年7月，反應堆開始緩緩提升功率。功率每提高一檔，出現的險情也越多。問題不斷增加，反對繼續提升功率的意見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彭士祿力排眾議，繼續提升功率。8月30日，他決定實現主機“滿功率”。
“大膽”並非有勇無謀，“拍板”並非胸中無數。有人問他：為什麼敢於拍板?他說：“有個祕訣，一定要用資料說話。”
有人問他，那麼多次拍板，有沒有拍錯的時候?彭士祿毫不掩飾地說：“有啊，怎麼可能沒有?錯了，我就改過來，再繼續前進。幹事業就要有點冒險精神。只要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幹，不然，都準備好了，要我們幹什麼?”
“我充其量就是一枚螺絲釘”
1970年8月30日，我國第一代核潛艇陸上模式堆順利達到滿功率，發出了中國第一度核電。
這一天，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自主核動力技術的國家。大家欣喜若狂時，總設計師彭士祿卻在矇頭大睡，在這之前，他已連續五天五夜沒閤眼。
為了祖國的核動力事業，彭士祿付出了太多，也從來沒顧慮過自己的身體。一次現場除錯時，彭士祿突然病倒了，劇烈的胃疼讓汗水溼透了他的全身。經醫生診斷是急性胃穿孔，若不及時處理就有生命危險。手術立即在工地現場進行，彭士祿四分之三的胃被切除了。
手術時，醫生髮現，彭士祿的胃上有一個已經穿孔但自愈的疤痕。手術後，彭士祿被接回北京，但他住院僅一個月就又開始了工作。
然而，對於自己的努力和貢獻，彭士祿總是輕描淡寫。在他看來，恬淡自守就是最大的幸福。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有多麼了不起，也從來不愛拋頭露面。他總說：“中國核潛艇研製成功絕不是一兩個人的功勞，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充其量就是核潛艇上的一枚螺絲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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