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三中全會，35年的改革歷程，我們經歷了社會主義建設初步階段，我們經歷了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階段，在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隨著11月9日，十八屆三中全會於北京開幕，一場關於如何讓中國這艘東方巨輪繼續高速、安全航行的討論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新一屆領導團隊如何“轉舵”、“揚帆”也成為全球焦點。相信，當此次會議閉幕時，一張改革2.0版的藍圖必將呈現在公眾面前。更自十八大以來，政府職能改革、高調反腐讓公眾堅定了對三中全會的期待。
回顧歷史，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之門。歷經磨難後，1978年的這一次平常的大會卻做出了一個不平常的抉擇：實行改革開放，歸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站在這一里程碑上，老一輩中央領導集體清醒的認識到，在全球高速發展的時代，我們不能閉關鎖國，“落後就要捱打”永遠不會過時。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三中全會，35年的改革歷程，我們經歷了社會主義建設初步階段，我們經歷了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階段，在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在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區的關鍵時期，面對民眾拆解“硬骨頭”的期盼，需要黨中央直面“發展與轉型”關、“政府與市場”關、“公平與正義”關三個“關口”考驗，帶領十幾億人民再續光榮和夢想。
直面“發展與轉型”關，突破傳統增長模式束縛，確保增速“換擋”期的中國經濟行穩致遠。十八大以來，我國出臺一系列舉措：全面審計地方政府債務、出臺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改革“路線圖”、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鼓勵科技創新，等等，皆宣示著深化改革、加快經濟轉型的決心。發展與轉型，宛如拉動中國經濟騰飛的“雙翼”，只有找到二者間的“黃金平衡點”，在發展中壯大經濟穩住就業，在轉型中提升經濟質量和效益，突破限制，進一步完善土地、金融、財稅、價格等機制機制，才能化解產能過剩之難，實現經濟升級轉型，推動深化改革發展。
直面“政府與市場”關，劃清相互的邊界，從根本上轉變“萬能政府”形象，建設服務型政府。“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中國改革處於深水區和攻堅區的國情要求採取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加法”，徹底理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邊界。轉變政府職能是此次三中全會民眾期盼拆解的六大“硬骨頭”之一，是政治改革、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國家興旺的根本。我們期盼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政府機構進一步精簡、辦事程式進一步簡化，期盼減少不必要的政府幹預，放開市場準入，開啟長期存在的‘玻璃門’‘天花板’，將阻礙深化改革的一個個硬骨頭咬碎、嚼爛。
直面“公平與正義”關，努力實現共享共富，促進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實現公平正義，是發展的活力源泉與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也是中國在社會轉型期必須跨過的關口”。一個積極向上、崇尚法治民主的社會，平公正的社會環境是人們的期盼。只有一視同仁，按章辦事，遇事講規則制度而不是講關係或者潛規則，才能帶來安全感和公信力，築牢黨群幹群關係，使黨在新時期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實現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修身自省，30餘年高速發展與社會矛盾並存。改革開放帶來的不僅是國富民強，我們雖然擁有了豐富的物質生活，但也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精神追求，甚至進一步擴大了貧富差距。儘管在社會民生建設上，我們存在這樣那樣的矛盾，但至少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決策曾都在不斷反省，如何協調發展與民生，如何讓社會和諧與市場經濟相適應。
展望未來，堅定深化繼續改革信心。不久前的“383”方案，引發了國人的大討論：如何改革?從哪些方面改革?我們能否承受改革的成本?這些問題，無論是頂層設計者還是作為社會公民，都高度關注。但有一點毋容置疑，改革刻不容緩。城鄉二元化矛盾、生態環境“亮紅燈”、發展後勁不足等都決定了我們不能坐吃山空。從上海自貿區到農村產權改革，這是一場“激流勇進”的前奏，深化改革不僅是大勢所趨，更是民心所向，因此只要我們堅定信心，無論改革之路有多麼艱難，我們必將披荊斬棘，勇敢前行。
揚帆起航，轉變職能激發改革活力。自新一屆中央政府履職以來，讓我們看到了“壯士斷腕”的勇氣、老虎蒼蠅一起打的決心，以及振興市場經濟的信心。政府一系列舉措，既是為了轉變職能，更是為了激發改革活力，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探路。我們相信，在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帶領下，此次盛會之後，我們將揚起改革之帆，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小康社會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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