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

抗日戰爭的輝煌勝利,成為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在中國人民記憶深處和民間口頭敘事中留下了燦爛輝煌的一頁。湖南是曾經重要的地。下面是本站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湖南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供大家分享。

抗日戰爭時期，一大批秉承心憂天下、敢為人先湖湘精神的湖南人，走向各個抗日戰場，他們的不屈鬥爭和光輝業績構成了湖南對抗日戰爭作出巨大貢獻的重要部分。其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湘籍共產黨人群體最具代表性。

毛澤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持久戰的戰略思想和方針以及把抗日遊擊戰提高到戰略地位的游擊戰理論，成為指導全國抗戰的偉大綱領和行動指南，對正面和敵後抗戰都產生了重要的指導作用，為爭取抗戰勝利奠定了基礎。

劉少奇、彭德懷、任弼時、左權、羅榮桓、賀龍、粟裕、譚震林、陳賡、黃克誠、蕭勁光、譚政、陳光等，都在指揮抗日作戰、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爭取抗戰勝利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劉少奇卓有成效地領導了華北抗日根據地和山西抗日新軍的工作，建立了華中根據地。擔任八路軍副總司令的彭德懷協助朱德總司令率領八路軍在華北廣泛開展游擊戰爭，開闢抗日根據地。他組織指揮了名震中外的百團大戰，給日軍以沉重打擊，鼓舞和振奮了全國軍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敵後抗戰的艱難歲月裡，始終堅持在抗日指揮前線，協助彭德懷策劃和領導了百團大戰.1942年5月，為掩護八路軍總部轉移，在指揮阻擊日軍的突圍戰中，他不幸壯烈犧牲，成為抗戰中為國捐軀的我軍級別最高的高階將領。羅榮桓任八路軍115師政委，與代師長陳光率部挺進山東，建立抗日根據地，創造性地提出“翻邊戰術”，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軍的大規模進攻，使山東解放區發展成為抗日的重要戰略區。粟裕、譚震林、陳賡、黃克誠、蕭勁光、譚政等都是八路軍、新四軍抗日名將，在抗戰中各顯神通，戰績卓著。粟裕指揮新四軍在蘇南、蘇北抗擊日偽軍，陳賡指揮所部在神頭嶺伏擊了日軍第十六師團，殲敵1500餘人。

在抗戰經濟、文化等領域，湘籍共產黨人也作出了重要貢獻。田漢以手中的筆為武器，為《義勇軍進行曲》填詞，把滿腔的愛國熱情盡情地傾注在歌詞之中。這首旋律雄偉激昂、富有號角性、節奏明快、唱響了中華兒女覺醒奮起最強音的歌曲，很快響徹了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成為中華民族團結抗日的進軍號角。

抗日戰爭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中國全民族抗戰。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在抗戰轉入相持階段後，湖南由初期的大後方成為正面戰場的最前線，擔負起正面防禦主戰場的重任，在堅持持久抗戰、實現從戰略相持到戰略反攻的轉變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保衛湖南的抗戰中，駐湘國民黨官兵在湖南人民和中共湖南黨組織的大力支援下，奮起抗日，先後組織了多次大會戰，與擁有精良武器的日軍展開了頑強而慘烈的陣地爭奪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殲滅日軍1萬餘人，守軍付出傷亡4萬餘人的代價，守備在斗篷山的胡春華營、草鞋嶺的史思陣營，抱著“誓與陣地共存亡”的信念，在與日軍的搏鬥中，全部壯烈殉國。第二、三次長沙會戰，中國軍隊抗擊了日軍的反覆進攻，共殲敵近9萬人，迫使日軍原路退回。1943年的常德保衛戰，守軍以一個師的兵力，與來犯的日軍浴血奮戰16晝夜，殲敵5000餘人，而守軍8000多官兵僅剩500餘人。1944年的衡陽保衛戰，守城的第十軍官兵抗擊著數倍於己的日軍的輪番攻擊，以傷亡15000餘人的代價，斃傷日軍2萬餘人，並堅守孤城47天，創造了抗戰期間堅守一個城市時間最長的奇蹟。在1945年曆時55天的湘西會戰中，中國守軍與日軍展開了一場追擊、截擊、圍殲的廝殺，日軍死傷2.4萬多人。湘西會戰是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戰役，以此為起點，中國抗日戰爭進入了戰略反攻階段。

湖南戰場的這些大會戰、保衛戰，消滅了日軍大量有生力量，重挫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是相持階段對日作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敵後的抗日遊擊戰爭互相呼應，阻擋和遲滯了日軍向包括陪都重慶在內的西南大後方的進攻，為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作出了積極貢獻。

抗戰期間，中共湖南地方黨組織認真貫徹黨中央的全面抗戰路線，以各種方式和途徑支援和參與抗戰，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抗戰爆發後，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中國共產黨倡導和建立全面抗戰的抗日統一戰線，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湖南地方組織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的指導下，圍繞國共合作抗日這一核心，加強了與國民黨省政府、省黨部以及上層人士的溝通和合作，共同創辦了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推廣抗日遊擊戰術，在湖南迅速形成了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力地推動了湖南全省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興起。

湖南的抗日救亡運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徵。抗戰初期，在地處大後方的湖南，抗日救亡運動迅速展開和不斷高漲。湖南人民抗敵後援會等百餘個抗日救亡團體在全省各地紛紛建立，抗日宣傳、抗日集會如火如荼，全省民眾踴躍捐款捐物，籌措轉運大量抗戰物資，救護傷兵難民，支援抗日前線。據統計，從1937年8月18日至10月26日，湖南人民抗敵後援會便募款68萬餘元、布鞋4萬餘雙、毛巾13萬條、藥30餘箱、棉背心3000件、布襪1萬雙。1938年7月7日，為紀念“七七抗戰”一週年，全省共募款29775萬元、寒衣360萬套。此後，湖南抗敵後援一直沒有停止。1940年10月20日，長沙市商會電全省各縣、鎮商會發起捐獻“湘商號”飛機參加抗戰。至1942年5月底，全省捐機款逾700萬元，可購飛機50架，居全國之冠。八年抗戰中，湖南平均每年供給軍糧1000萬擔、軍棉7萬擔、軍布300餘萬匹。

1938年10月廣州和武漢淪陷後，湖南成為抗戰正面戰場的前線，湖南救亡運動的重點轉為協同配合正面戰場作戰，積極動員三湘子弟參軍參戰，奔赴抗日最前線。據不完全統計，八年抗戰中，只有3000萬人的湖南，共為抗日前線輸送210多萬子弟兵，僅次於四川，居全國第二。在湖南的抗日救亡運動中，中共湖南地方組織起到了巨大的宣傳、動員和組織作用。1944年長衡會戰後，湖南大部分地區淪陷，中共湖南地方組織及時轉移工作重點，動員和組織人民，建立抗日武裝，開展敵後抗日遊擊戰爭，在淪陷區樹立起中國人民堅決抗戰的旗幟。很快，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影響下的抗日遊擊戰爭，遍及湘中、湘北、湘南、湘西各地，充分顯示了湖南人民勇於反抗侵略者的愛國主義英雄氣概。與此同時，新四軍江南挺進支隊、八路軍南下支隊先後在湖南境內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江南挺進支隊開闢了以華容桃花山為中心的石(首)公(安)華(容)抗日根據地，直接威脅著日軍控制的華容、岳陽、常德、南縣等縣城和一批重要集鎮，有力地打擊和牽制了該地區日軍的有生力量。南下支隊在湖南艱苦轉戰近半年，先後在平江、岳陽、臨湘、湘陰等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開闢了白鶴洞為中心的湘陰敵後遊擊根據地，不斷地給日軍以沉重打擊。八年抗戰，湖南人民為了戰爭的勝利付出了巨大的犧牲。8年間，全省有70%的縣市遭受日軍飛機的空襲轟炸，死傷平民達2.8萬餘人，其中以長沙、衡陽、岳陽的損失最為慘烈。窮凶極惡的日軍還對湖南人民實施了滅絕人性的細菌戰，致使常德縣鼠疫流行，600餘名民眾因而致死。在對洞庭湖西北各縣的掃蕩中，大肆屠殺，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廠窖慘案”，死傷民眾3萬以上。在歷次會戰中，湖南人民更是做出了巨大的生命財產犧牲，僅常德保衛戰，就有14萬餘人死傷，3.5萬餘名婦女被姦汙，7萬多棟房屋被燒燬，300萬難民無家可歸。據統計，八年抗戰，湖南全省共傷亡人口260餘萬，其中死亡92萬，毀壞房屋93萬餘棟。湖南人民對抗戰的巨大犧牲與貢獻將永遠為歷史所銘記。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終於走到了窮途末路，不得不放下屠刀，向英勇的中國人民俯首投降，中國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湖南有幸成為了自近代以來第一次由侵略者向中國乞降洽談的地方，見證了這一揚眉吐氣的時刻，見證了這一中國的驕傲。

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中國政府即著手緊急部署受降事宜，將受降地點設在中美空軍的重要基地——湖南芷江，並電令日方派代表前往湖南芷江洽降。芷江擁有承載著中外重要交通補給線的芷江機場，是抗日戰爭中同盟國重要的空軍基地和陪都重慶的前沿基地，也是抗日戰爭的最後一戰湘西會戰的大本營，這座名震中外的抗戰山城，成為了當時洽降受降的理想之地。1945年8月21日，日方乞降代表遵照中方指示飛抵芷江，與中方代表洽談投降事宜，雙方就受降範圍、軍需物資、武器裝備、設施接收、資料移交等問題達成了協議，簽署了記錄著中國戰區受降、接收的詳細規定和具體步驟的備忘錄，完成了接受日軍投降的實質性工作，受降洽談取得成功。

芷江洽降，宣告了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的計劃徹底破產，一洗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帝國主義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屈辱。而芷江作為日本侵略者向中國人民投降的受降城，不僅在抵抗外敵入侵的歷史上留下了永不磨滅的一頁，也確立了湖南在抗日戰爭史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湖南人民為抗戰勝利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和巨大犧牲，將永載中華民族的光輝史冊，永遠為後人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