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詩論與新樂府運動

白居易是杜甫的有意識的繼承者，也是杜甫之後的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繼承並發展了《詩經》和漢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沿著杜甫所開闢的道路進一步從文學理論上和創作上掀起了一個波瀾壯闊的現實主義詩歌的高潮。下面是本站的小編為你們整理的文章，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白居易的生平和思想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居香山，自號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後人因稱白香山、白傅或白太傅。原籍太原，後遷下矽(陝西渭南縣)，他出身於一個小官僚家庭，世敦儒業，祖、父皆以明經出身。

白居易的青年時代是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的。由於戰亂，他十一歲時就離家避難越中，常常是“衣食不充，凍餒並至”，以至“常索米丐衣於鄰郡邑”。貧困的生活，使白居易接近了人民，這對他的詩歌創作差不多一開始就走上現實主義的道路有著重大的作用。

白居易的思想帶有濃厚的儒、釋、道三家雜糅的色彩，但主導思想則是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他說：“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又說：“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與元九書》)可見這一思想不僅支配了他的政治態度，同時也支配了他的創作方向。他的一生，大體上即可依此分為前後兩期，而以四十四歲貶江州司馬為分界線。

(一)前期——即從入仕到貶江州司馬以前。這是白居易“志在兼濟”的時期。這一時期，他在仕途上可以說是一帆風順。二十九歲，一舉成進士，三十二歲又以“拔萃”登科，為校書郎，三十五歲復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以第四等入選，由校書郎為幸至尉，不久入為翰林學士，又做了三年的左拾遺。所以詩人曾不無自負地說：“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貴。”

社會現實和個人聞見，既使詩人深感有“為民請命”的必要，而最高統治者的信任又使他覺得有此可能，於是“兼濟天下”的思想便佔了主導地位：“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新制布裘》)為了實現這種巨集願，他非常積極、勇敢，也不怕犧牲自己：“勿輕直折劍，猶勝曲全鉤!”(《折劍頭》)“正色摧強御，剛腸嫉喔咿。常憎持祿位，不擬保妻兒。養勇期除惡，輸忠在滅私!”(《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這不僅是他的政治態度，也是他的創作態度。當校書郎秩滿時，他“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寫成《策林》七十五篇，針對當時經濟、政治、軍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見。他指出人民的貧困是由於“官吏之縱慾”、“君上之不能節儉”、“財產不均，貧富相併”。他要求統治者“以天下之心為心”，“以百姓之慾為欲”。為了瞭解人民的“心”，他建議統治者“立采詩之官，開諷諫之道”。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遺期間，他一方面利用諫官的職位，“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害無不言”;一方面又利用詩歌的特點來配合鬥爭，凡“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秦中吟》和《新樂府》等諷諭詩便是這時寫出的。這些詩象連弩箭似的射向黑暗的現實，幾乎刺痛了所有權豪們的心，使得他們“變色”、“扼腕”、“切齒”。然而詩人卻是“不懼權豪怒”!

元和十年(815)，盜殺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認為是書籍以來未有的“國辱”，首先上書請捕賊，權貴們怒其越職奏事(白居易時為贊善大夫)，造謠中傷，遂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得罪的原因還是在於那些諷諭詩，所以他自己說：“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

(二)後期——即自貶江州到死。這是他“獨善其身”的時期。江州之貶是對詩人一個沉重的打擊，“換盡舊心腸”，詩人雖未免言之過分，但比之前期確有了顯著的不同。在江州司馬期間，他還有某些激情，寫出《琵琶行》和《與元九書》，唱出“不分氣從歌裡發，無明心向酒邊生”這樣的詩句。但已轉向消極。隨著政治環境的日益險惡，在前期還只是偶一浮現的佛、道思想，這時也就逐漸滋長。他糅合儒家的“樂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來作為“明哲保身”的法寶。他悔恨自己“三十氣太壯，胸中多是非”，而力求做到“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他緘默了，不敢再過問政治了：“世間盡不關吾事”、“世事從今口不言”，他認為“多知非景福，少語是元亨”。為了避免牛李黨爭之禍，他為自己安排下一條“中隱”的道路。這就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為隱。因此他力求外任，在任杭州和蘇州刺史之後，又“求致身散地”，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在洛陽度過最後的十八年“似出復似處”的生活。所以劉禹錫稱道他說：“吏隱情兼遂，儒玄道兩全。”其實是可悲的。在這種消極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的詩歌也喪失了它的戰鬥性和光芒。大量的“閒適詩”、“感傷詩”代替了前期的“諷諭詩”。

但也應指出：白居易的消極畢竟不同於王維的“萬事不關心”。他的兼濟之志並未完全消失，在力所能及而又不觸怒權貴們的情況下還是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如在杭州時的築堤浚井。人民對他也很有好感：“蘇州十萬戶，盡作嬰兒啼。”(劉禹錫《白太守行》)他晚年在洛陽也時常想到人民：“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裡如聞飢凍聲。”(《新制綾襖成感而有詠》)只是老百姓“飢凍”的根源，他再也不去追究、揭露了。會昌六年八月，詩人病死在洛陽，葬洛陽龍門山。

白居易的詩論與新樂府運動

作為一個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還有其獨特貢獻，這就是在總結我國自《詩經》以來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建立了現實主義的詩歌理論。新樂府運動的形成和開展，白居易先進的詩論起著直接的指導作用。他的《與元九書》，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統、最有力的宣傳現實主義、批判形式主義的宣言。

首先，他認為詩歌必須為政治服務，必須負起“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的政治使命，從而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上下交和、內外胥悅”的政治目的。他響亮地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口號。所謂“為時而著”、“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樂府序》中說的“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針對當時的社會特徵，他特別強調“為民”，認為詩歌應該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但傷民病痛”。將詩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結合，這是白居易詩論的核心。在他以前，還沒有誰如此明確地提出過。

這種觀點，不僅是他自己的創作指南，而且也是他衡量古代作家作品的標準和領導新樂府運動的綱領。對六朝以來那種脫離現實脫離政治的“嘲風雪、弄花草”的東西，他作了徹底的否定。歷來風騷並稱，李杜齊名，但白居易卻說屈原“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只“得風人之什二三”;說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不及杜甫的“盡工盡善”;而且即使是杜甫，他也認為為時為事而作的作品還不夠多。這樣的持論雖不免偏激狹隘，但也說明他的大膽和堅決。對廓清大曆以來逐漸抬頭的逃避現實的詩風來說，也有其現實意義。

其次，白居易還認識到文學植根於現實生活，是現實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說：“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于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並認為象《詩經》中《北風》之刺威虐，《碩鼠》之刺重斂，漢童謠“廣袖高髻”之刺奢蕩等，都是由“感於事”“動於情”而產生的。因此，他指出要寫作為政治服務的詩就必須關心政治，主動地從現實生活中汲取創作泉源。《秦中吟序》說：“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與元九書》也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便是這一理論的實踐。

第三，他闡發了詩歌的特性，並結合這種特性強調詩的教育作用和社會功能。《與元九書》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矣，……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他以果木成長過程為喻，形象地、系統地提出了詩的四要素。“情”和“義”是內容，“言”和“聲”是形式，其中尤以“實義”為最重要。“義”即《詩經》的“六義”，主要是指那種“美刺”精神。“實義”即以義為果實，也就是要“經之以六義”，使詩具有美刺的內容。因為只有這樣的詩才能感人至深，並感人為善，從而收到“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的效果。所以說“莫深乎義”。白居易強調詩歌應為政治服務，也正因有見於詩歌的巨大感染力。

第四，為了充分地發揮詩的功用，更好地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主張形式必須服從內容，為內容服務。《新樂府序》說：“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所以他“不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而力求做到語言的通俗平易，音節的和諧婉轉。這對於“雕章鏤句”的時代風尚以及“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傳統詩教都是一個革新。

新樂府運動，便是在上述詩論的指導下開展起來的。元稹、張籍、王建等人的新題樂府和少數古題樂府也都體現了或符合於這些理論精神。

第三節　白居易詩歌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白居易是唐代詩人中創作最多的一個。他曾將自己五十一歲以前寫的一千三百多首詩編為四類：一諷諭、二閒適、三感傷、四雜律。這個分類原不夠理想，因為前三類以內容分，後一類又以形式分，未免夾雜，但基本上還是適用的。同時從他把雜律詩列為一類來看，也反映了律詩這一新詩體到中唐元和年代已發展到可以和古體詩分庭抗禮了。他晚年又曾將五十一歲以後的詩只從形式上分為“格詩”和“律詩”兩類，也說明這一情況。

四類中，價值最高，他本人也最重視的是第一類諷諭詩。這些諷諭詩，是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負一致的，同時也是他的現實主義詩論的實踐。其中《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更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傑作，真是“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豐富的現實內容。

從“惟歌生民病”出發，諷諭詩的第一個特點是廣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並表示極大的同情。這首先是對農民的關切。在《觀刈麥》中，他描寫了“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勞動的農民，和由於“家田輸稅盡”不得不拾穗充飢的貧苦農婦，並對自己的不勞而食深感“自愧”。在《采地黃者》中更反映了農民牛馬不如的生活，他們沒有“口食”，而地主的馬卻有“殘粟”(餘糧)：“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飢腸!”所以詩人曾得出結論說“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苦辛!”對農民的深厚同情使詩人在《杜陵叟》中爆發出這樣的怒吼：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狗爪鋸牙食人肉!

這是農民的反抗，也是詩人的鞭撻。

在封建社會，不只是農民，婦女的命運同樣是悲慘的。對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引銀瓶》、《母別子》等。對於被迫斷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宮女，尤為同情。如《後宮詞》：“三千宮女胭脂面，幾個春來無淚痕?”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宮女，而且把宮女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認為“上則虛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請揀放後宮內人》)，要求憲宗儘量揀放。因此在《七德舞》中他歌頌了太宗的“怨女三千放出宮”，而在《過昭君村》一詩中更反映了人民對選宮女的抵抗情緒：“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基於這樣的認識和同情，詩人寫出了那著名的《上陽白髮人》：

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採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雲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囀愁厭聞，樑燕雙棲老休妒。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惟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宮人白髮歌》!

唐詩中以宮女為題材的並不少，但很少寫得如此形象生動。“宿空房，秋夜長”一段，敘事、抒情、寫景，三者融合無間，尤富感染力。歷史的和階級的侷限，使詩人還只能發出“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這樣無可奈何的感嘆和呼籲，但在那時已是很可貴了。

人民的疾苦，白居易知道是從何而來的，他曾一語道破：“一人荒樂萬人愁!”為了救濟人病，因此諷諭詩的另一特點，就是對統治階級的“荒樂”以及與此密切關聯的各種弊政進行揭露。中唐的弊政之一，是不收實物而收現錢的“兩稅法”。這給農民帶來極大的痛苦。《贈友》詩質問道：“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為了換取銅錢，農民只有“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結果是“歲暮衣食盡”、“憔悴畎畝間”。在《重賦》中，更揭露了兩稅的真相：“斂索無冬春。”對農民的憔悴也作了描繪，並提出控訴：“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

中唐的另一弊政，是名為購物“而實奪之”的“宮市”。所謂宮市，就是由宮庭派出宦官去市物。這遭殃的雖只限於“輦轂之下”的長安地區的人民，問題似乎不大，但因為直接關涉到皇帝和宦官的利益，很少人敢過問，白居易這時卻寫出了《賣炭翁》，並標明：“苦宮市也!”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

篇中“黃衣使者”和“宮使”，便都是指的宦官。此詩不發議論，更沒有露骨的諷刺，是非愛憎即見於敘事之中，這寫法在白居易的諷諭詩裡也是較獨特的。《宿紫閣山北村》一篇，則是刺的掌握禁軍的宦官頭目，曾使得他們“切齒”。

中唐的弊政，還有“進奉”。所謂進奉，就是地方官把額外榨取的財物美其名曰“羨餘”，拿去討好皇帝，謀求高官。白居易的《紅線毯》，雖自言是“憂農桑之費”，其實也就是諷刺“進奉”的。詩中的宣州太守便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地方官。

紅線毯，擇繭繅絲清水煮，揀絲練線紅藍染。染為紅線紅於花，織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廣十丈餘，紅線織成可殿鋪。採絲茸茸香拂拂，線軟花虛不勝物。美人踏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步沒。太原毯澀毳縷硬，蜀都褥薄錦花冷。不如此毯溫且柔，年年十月來宣州。宣州太守加樣織，自謂為臣能竭力。百夫同擔進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

白居易《論裴均進奉銀器狀》說當時地方官“每假進奉，廣有誅求”，又《論於迪裴均狀》也說“莫不減削軍府，割剝疲人(民)，每一入朝，甚於兩稅”，可見“進奉”害民之甚。對於統治階級的荒樂生活本身，白居易也進行了抨擊，如《歌舞》、《輕肥》、《買花》等，都是有的放矢。

作為諷諭詩的第三個特點的，是愛國主義思想。這又和中唐時代國境日蹙的軍事形勢密切相關。《西涼伎》通過老兵的口發出這樣的慨嘆：

自從天寶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涼州陷來四十年，河隴侵將七千裡。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

這種情況原應激起邊將們的忠憤，然而事實卻是：“遺民腸斷在涼州，將卒相看無意收!”為什麼無意收呢!《城鹽州》揭穿了他們的祕密：“相看養寇為身謀，各握強兵固恩澤!”令人髮指的，是這班邊將不僅養寇，而且把從失地逃歸的愛國人民當作“寇”去冒功求賞。這就是《縛戎人》所描繪的：“脫身冒死奔逃歸，晝伏露行經大漠”，“遊騎不聽能漢語，將軍遂縛作蕃生。……自古此冤應未有，漢心漢語吐蕃身!”在這些交織著同情和痛恨的詩句中，也充分表現了作者的愛國精神。當然，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他也是反對的，如《新豐折臂翁》。但也應看到這首詩是為天寶年間的窮兵黷武而發，帶有詠史的性質。

在藝術形式方面，諷諭詩也有它自身的特點。這是由這類詩的內容和性質決定的。概括地說，諷諭詩約有以下一些藝術特點：

(一)主題的專一和明確。白居易自言《秦中吟》是“一吟悲一事”，其實也是他的諷諭詩的一般特色。一詩只集中地寫一件事，不旁涉他事，不另出他意，這就是主題的專一。白居易效法《詩經》作《新樂府》五十首，以詩的首句為題，並在題下用小序註明詩的美刺目的，如《賣炭翁》“苦宮市也”之類;同時還利用詩的結尾(卒章)作重點突出，不是惟恐人知，而是惟恐人不知，所以主題思想非常明確。這也就是所謂“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而且在題材方面，所謂“一吟悲一事”，也不是漫無抉擇的任何一件事，而是從紛繁的各類真人真事中選取最典型的事物。例如“宮市”，《新唐書》卷五十二說：“有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撤肆塞門。”可見受害的下層人民很多，但他只寫一《賣炭翁》;當時的“進奉”也是形形色色的，同書同卷說當時有所謂“日進”、“月進”，但他也只寫一《紅線毯》。這當然也有助於主題的明確性。

(二)運用外貌和心理等細節刻畫來塑造人物形象。例如《賣炭翁》，一開始用“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這樣兩句，便畫出了一個年邁而善良的炭工;接著又用“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來刻畫炭工的內心矛盾，就使得人物更加生動、感人，並暗示這一車炭就是他的命根子。這些都有助於作品主題思想的深化。此外如《縛戎人》的“唯許正朔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忽聞漢軍鼙鼓聲，路傍走出再拜迎”，《上陽白髮人》的“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等，也都可為例。

(三)鮮明的對比，特別是階級對比。他往往先盡情摹寫統治階級的糜爛生活，而在詩的末尾忽然突出一個對立面，反戈一擊，這樣來加重對統治階級的鞭撻。如《輕肥》在描繪大夫和將軍們“樽儡溢九醞，水陸羅八珍”之後，卻用“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對比;《歌舞》在暢敘秋官、廷尉“醉暖脫重裘”的開懷痛飲之後，卻用“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作對比，都具有這樣的作用。《買花》等也一樣。這種階級對比的手法也是由階級社會生活本身的對抗性矛盾所規定的。

(四)敘事和議論結合。諷諭詩基本上都是敘事詩，但敘述到最後，往往發為議論，對所寫的事作出明確的評價。這也和他所謂的“卒章顯其志”有關。他有的詩，議論是比較成功的，如《紅線毯》在具體生動的描繪之後，作者彷彿是指著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義的詰責，給人比較強烈的印象。《新豐折臂翁》的卒章也有比較鮮明的感情色彩。但是，也有一些詩，結尾近於純粹說理，給人印象不深，甚至感到有些枯燥。只有《賣炭翁》等個別篇章，不著

一句議論，可以看作例外。

(五)語言的通俗化。平易近人，是白詩的一般風格。但諷諭詩更突出。這是因為“欲見之者易諭”。他仿民歌採用三三七的句調也是為了通俗。把詩寫得“易諭”並非易事，所以劉熙載說：“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藝概》二)袁枚也說白詩“意深詞淺，思苦言甘。寥寥千載，此妙誰探?”(《續詩品》)白詩流傳之廣和這點有很大關係。白居易還廣泛地運用了比興手法，有的用人事比喻人事，如“託幽閉喻被讒遭黜”的《陵園妾》，“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的《太行路》，更具有雙重的諷刺意義。

諷諭詩的這些藝術特點都是為上述那些內容服務的。當然，也不是沒有缺陷。主要是太盡太露，語雖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時流於蒼白的說教。宋張舜民說“樂天新樂府幾乎罵”(《滹南詩話》卷三)，是有一定的根據的。這已不是一個單純的藝術技巧問題了。

諷諭詩外，值得著重提出的是感傷詩中的兩篇敘事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

《長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歲時作的，寫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一方面由於作者世界觀的侷限，另一方面也由於唐明皇這個歷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亂的製造者又是一個所謂“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詩的主題思想也具有雙重性，既有諷刺，又有同情。詩的前半露骨地諷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誤國，劈頭第一句就用“漢皇重色思傾國”喝起，接著是“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諷意是極明顯的。從全詩來看，前半是長恨之因。詩的後半，作者用充滿著同情的筆觸寫唐明皇的入骨相思，從而使詩的主題思想由批判轉為對他們緊貞專一的愛情的歌頌，是長恨的正文。但在歌頌和同情中仍暗含諷意，如詩的結尾兩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輕國造成了這個無可挽回的終身恨事。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詩的客觀效果是同情遠遠地超過了諷刺，讀者往往深愛其“風情”，而忘記了“戒鑑”。這不僅因為作者對明皇的看法存在著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畫明皇相思之情上著力更多也很有關係。《長恨歌》的藝術成就很高，前半寫實，後半則運用了浪漫主義的幻想手法。沒有豐富的想象和虛構，便不可能有“歸來池苑皆依舊”一段傳神寫照，特別是海上仙山的奇境。但虛構中仍有現實主義的精確描繪，人物形象生動，使人不覺得是虛構。語言和聲調的優美，抒情寫景和敘事的融合無間，也都是《長恨歌》的藝術特色。

《琵琶行》是白居易貶江州的次年寫的，感傷意味雖較重，但比《長恨歌》更富於現實意義。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反映了當時妓女共同的悲慘命運。一種對被壓迫的婦女的同情和尊重，使詩人把琵琶女的命運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聯絡在一起：“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至於敘述的層次分明，前後映帶，描寫的細緻生動，比喻的新穎精妙——如形容琵琶一段，使飄忽易逝的聲音至今猶如在讀者耳際，以及景物烘托的渾融，如用“惟見江心秋月白”來描寫聽者的如夢初醒的意態，從而烘托出琵琶的妙絕入神，所有這些則是它的藝術特點。

他的閒適詩也有一些較好的篇章。如《觀稼》：“飽食無所勞，何殊衛人鶴?”對自己的閒適感到內疚。《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詩中，詩人幻想讓大禹作唐代水官，疏浚江湖，使“龍宮變閭里，水府生禾麥”。也表現了詩人不忘國計民生的精神。但歷來傳誦的卻是雜律詩中的兩首。一是他十六歲時所作並因而得名的《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另一是《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飢兄弟離散》那首七律：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族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弔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閒適、雜律兩類在他詩集中佔有絕大比重，象這樣較好的詩卻很少。其他多是流連光景之作，寫得平庸浮淺;還有很多和元稹等人的往復酬唱，更往往不免矜奇銜博，“為文造情”。這不能不影響詩人的聲譽。

白居易最大的貢獻和影響是在於繼承從《詩經》到杜甫的現實主義傳統掀起一個現實主義詩歌運動，即新樂府運動。他的現實主義的詩論和創作對這一運動起著指導和示範的作用。白居易在《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一詩中說：“每被老元(元稹)偷格律，苦教短李(李紳)伏歌行”，《和答詩》序更談到元稹因受他的啟發而轉變為“淫文豔韻，無一字焉”的經過，可見對較早寫作新樂府的李、元來說，也同樣起著示範作用。新樂府運動的精神，自晚唐皮日休等經宋代王禹稱、梅堯臣、張耒、陸游諸人以至晚清黃遵憲，一直有所繼承。白居易的另一影響是形成一個“淺切”派，亦即通俗詩派。由於語言的平易近人，他的詩流傳於當時社會的各階層乃至國外，元稹和他本人都曾談到這一空前的盛況。他的《長恨歌》、《琵琶行》流傳更廣，併為後來戲劇提供了題材。當然，白居易的影響也有消極的一面。這主要來自閒適詩。一些自命“達道之人”甚至專門抄錄這類詩，名為《養恬集》或《助道詞語》(《法藏碎金錄》卷四)。但畢竟是次要的。

第四節　新樂府運動的其他參加者

——元稹、張籍、王建

元稹、張籍、王建，都是白居易志同道合的詩友，新樂府運動的中堅，同時也都是杜甫的推崇者、繼承者。張、王年雖較長，寫作樂府詩也較早，但詩名和政治地位都不及元、白;同時元、白既有創作，又有理論，而張、王則總有提出明確的文學主張兼作理論上的宣傳，因此他們在新樂府運動中所起的作用，既遠遜白居易，也次於元稹。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人。八歲喪父，少經貧賤，自言孩矣時見奸吏剝奪百姓，為之“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敘詩寄樂天書》)，這是他早期在政治上和權奸鬥爭並創作新樂府的生活基礎。但後因遭到打擊，轉與宦官妥協，作到宰相，為時論所不直。不久，出為同州刺史，轉越州、鄂州刺史，死於武昌節度使任所。

他和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文學觀點也完全一致。他雖比白居易小六七歲，但卻是首先注意到李紳的《新題樂府》並起而和之。他也非常推崇杜甫，在《樂府古題序》中更總結並宣揚了杜甫“即事名篇，無復倚傍”的創作經驗，反對“沿襲古題”，主張“刺美見(現)事”。這對新樂府運動的開展起著很大的推動作用。但他有一部分樂府詩仍借用古題，不似白居易那樣堅決徹底，旗幟鮮明。他的樂府詩反映現實的面相當廣泛，有的揭露官軍的暴橫，同情農民的痛苦，如《田家詞》：

牛吒吒，田確確。旱塊敲牛蹄趵趵，種得官倉珠顆谷。六十年來兵簇簇，月月食糧車轆轆。一日官軍收海服，驅牛駕車食牛肉。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鋤犁作斤屬。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願官早勝仇早復，農死有兒牛有犢，誓不遣官軍糧不足!

末三句應看作反語，諷刺官軍不能勝敵，只能害民。白居易《官牛》詩：“右丞相，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無妨!”手法與此相似。《織婦詞》則為“為解挑紋嫁不得”的勞動婦女提出了控訴。統治階級的無底欲壑，竟使她們對著簷前的蜘蛛發出這樣的感嘆：“羨他蟲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織羅網!”他的《連昌宮詞》是和《長恨歌》並稱的長篇敘事詩。作者用對話體，借宮邊老人的口對導致安史之亂的唐明皇的荒淫生活作了全面的揭露，並最後提出用政治來消滅內亂的主張：“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此詩作於元和十三年，那時延續三年的淮西之亂初定，故以用兵為戒，是有為而發的。《估客樂》則是借用古題，通過商人的投機取巧、勾結官府、操縱市場等一系列的形象描繪，不僅揭露了商人唯利是圖的本質，客觀上也反映了當時商業繁榮的狀況。一般地說，元詩內容的廣度和深度，以及人物的生動性，都不及白居易。這主要決定於他的世界觀。如《西涼伎》只是說“連城邊將但高會，每聽此曲能不羞”，對他們“養寇固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卻不敢揭穿;而《上陽白髮人》竟然說“此輩賤嬪何足言”，尤令人反感。

“悼亡詩滿舊屏風”，樂府詩外，元稹的悼亡詩《遣悲懷》七律三首也很有名。由於感情真摯，並能將律詩口語化，故較之潘岳悼亡詩尤為人所愛讀。如“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等句，皆屬對工整，而又如話家常。這對於律詩的通俗化有一定影響。小詩《行宮》，也寫得含蓄有味：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前人謂《長恨歌》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的確是各盡其妙。

“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白居易這首《讀張籍古樂府》寫於元和九年左右，亦即在他完成《新樂府》五十首以後五年左右。由此可見，元、白的寫作新樂府很難說是受到張籍的啟發。但這並不影響張籍在創作上的地位。

張籍(766?—830?)，字文昌，原籍蘇州，生長在和州(安徽和縣)。他出身寒微，雖曾第進士，卻一直做著太常寺太祝、水部員外郎、國子司業一類閒散官，又長期病眼，以至貧病交加：“長安多病無生計，藥鋪醫人亂索錢”，其苦況可知。但他寫個人窮愁的並不多，更多的是人民的疾苦，所以白居易說他“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王建也說“君詩發大雅，正氣回我腸”。張籍雖不曾對杜甫表示明顯的推崇，但從“杜家曾向此中住，為到浣花溪水頭”(《送客遊蜀》)這類詩句看來，他對杜甫也是很嚮往的(他的《涼州詞》：“欲問平安無使來”，即全用杜句)。他的樂府詩也必然受到杜甫的影響。

張籍樂府詩約七八十首，用古題的要佔一半，但內容和精神卻和自創新題的並無二致，都是“為時而著”“為事而作”。中唐時代，剝削殘酷，因此同情農民疾苦也成為張籍樂府詩一個重要的主題。如《野老歌》：

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為了突出農民的痛苦和社會的不合理，張籍往往在詩的末尾用富商大賈和農民作對比。《估客樂》，在描寫賈客們“年年逐利西復東，姓名不在縣籍中”的快樂逍遙之後卻說：“農夫稅多長辛苦，棄業寧為販寶翁”，手法與此正同。對婦女的悲慘命運，張籍也作了充分的反映：有“貧兒多租輸不足，夫死未葬兒在獄”(《山頭鹿》)的窮苦農婦，有“不如逐君征戰死，誰能獨老空閨裡”(《別離曲》)的閨中少婦，有由於“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離”(《離婦》)而橫遭驅遣的棄婦，而《徵婦怨》一篇寫得尤其沉痛：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盡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

死者白骨不收，生者撫卹毫無，“夫死從子”，而子又尚在腹中，即欲“獨老空閨”亦不可得。雖存若亡，且自分必死，故以“晝燭”為喻。中唐的一個嚴重問題，是涼州的長期失陷而邊將都無意收復。對此，張籍也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鳳林關裡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涼州詞》

這種憤慨和諷刺，也正是詩人愛國熱情的表現。

“爭得遣君詩不苦?黃河岸上白頭人!”——白居易《別陝州王司馬》。白居易和王建的關係雖不密切，也不曾直接稱許王建的樂府詩，但從上引詩句已可看出他同樣是引王建為同調的。

王建(766?—830?)，字仲初，潁川(河南許昌)人。出身寒門，亦未第進士，曾過著“三十年作客”和“從軍走馬十三年”的“奔波”生活。元和間，始為昭應縣尉，但已“頭白如絲”。長慶時授校書郎，太和中復出為陝州司馬。《自傷》詩說：“四授官資元七品，再經婚娶尚單身”，可見他一生都很潦倒，但也使他接近了人民。他是張籍的摯友，樂府與張齊名，世稱“張王樂府”。在古題、新題參用這一點上，二人也極相似。王建樂府詩有不少新的題材，如《水夫謠》：

苦哉生長當驛邊，官家使我牽驛船。辛苦日多樂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鳥。逆風上水萬斛重，前驛迢迢後淼淼。半夜緣堤雪和雨，受他驅遣還復去。夜寒衣溼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無處說，齊聲騰踏牽船歌。一間茅屋何所值?父母之鄉去不得!我願此水作平田，長使水夫不怨天。

這和李白的《丁都護歌》都是寫的縴夫的痛苦，但更為形象，在唐詩中是不多見的。又如《送衣曲》寫妻子給丈夫送征衣的沉痛心情：“願身莫著裹屍歸，願妾不死長送衣!”也是未經人道的。長期的窮苦生活，使詩人對勞動人民和對剝削階級有著鮮明的愛憎。如《田家行》：“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就幽默而深刻地表達了老百姓對官吏的仇視。《簇蠶詞》也是一樣：“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這冷然的一問，也正充滿著仇恨。《織錦曲》通過對織女們“一梭聲盡重一梭”的辛勤勞動的描繪，對統治者的荒淫奢侈提出了憤怒的斥責：“莫言山積無盡日，百尺高樓一曲歌!”樂府外，王建的《宮詞》一百首，也很有名，但價值不高。

在藝術上，張王樂府也有不少共同特點。他們都好用七言歌行體，篇幅都不長卻又都好換韻，絕少一韻到底，令人有急管繁弦之感;他們也好在詩的結尾兩句用重筆(同時配合換韻)來突出主題，但主觀的議論較少，往往利用人物的自白，或只擺一擺事實，便戛然而止。語言方面，也以通俗明晰為主，但頗凝鍊精悍，所以王安石嘆為：“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如果和元、白比較，可以說是各有獨到之處。當然，成就最高的還數白居易。

最後我們要提一提李紳。紳字公垂，元、白的好友。我們知道，自創新題是始於杜甫，但有意識地以“新題樂府”為標榜和傳統的古題樂府區別開來的，李紳卻是第一個。他曾一氣寫出《新題樂府》二十首，當時元稹和了十二首，白居易則擴充到五十首，並改名《新樂府》。元、白大力從事新樂府創作雖尚有他們自己的理論依據，但帶動他們的卻不能不歸功於李紳。所可惜的，是李紳原作二十首反一字不傳。不過，他的《憫農》詩二首卻可以彌補這一缺陷：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由於詩題不類樂府，郭茂倩未收入《樂府詩集》的“新樂府辭”中，其實是地道的新樂府，是新樂府運動中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