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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親情的文章閱讀:我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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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那塊蒙塵的歷史豐碑上鐫刻著無數姓名,只是單單抽出一個,就能引出一個家庭,兩代人的心酸史。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我的母親》這篇文章吧。

有關親情的文章閱讀:我的母親

半夜裡,被一陣幻夢驚醒,恍惚間,看到母親正微笑著站在床前,俯下身,伸手摸了摸我的臉頰。瞬間眼前卻又是一片幽暗,終於明白,母子之間,早已是生死兩地,陰陽相隔,悵然間,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再睡。

母親離開我們已整整十年了。20xx年5月25日下午,站在母親的病榻前,看著母親漸漸離我們而去,我伸手輕輕地撫摸著母親的臉龐,又在母親的額頭上親吻了一下。我總覺得母親是睡著了,我記得母親睡著了就是這樣的:溫柔、美麗、慈祥、端莊。半個月前,母親是自己走進醫院的,一個熱樸樸的生命,怎麼說走就走了呢?很長一段時間,我都無法接受母親去世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

我曾經跟一位朋友談起我的母親,我說,我和我母親之間除了一般人的血肉親情,還要多一份感情。你見過一個盲人在自己孩子的陪伴和牽引下,走街串巷,一起承受風霜雨雪、人情冷暖和世態炎涼嗎?

我和我的母親就是有過這樣一段人世中最不堪的經歷。

1969年那段腥風血雨的日子,父親因冤假錯案被迫害致死,我陪著母親一趟趟去北京、石家莊、新樂縣等地上訪,替父親伸冤。母子一起,走過一道道風雨,感受著一次次人情冷暖。第一次去新樂縣革委會時,被那裡的人當作“xx”家屬轟了出來。那一天,母親帶著我一直等在縣革委會的大門口,終於攔住了一輛小車,把申訴材料遞給了當時縣革委會的領導。

河北省新樂縣是我們的老家、祖籍地,我的父母從小就在那裡長大,在那裡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母親1942年入黨時只有十四歲。父親長期在區委從事公安員工作,參與當時黨所領導的“除奸”和“消滅敵特”的工作。1947年解放軍解放石家莊時,父母都隨軍進入了石家莊市區,參與打掃戰場。

後來,父親參加了黨組織在河北省定縣舉辦的訓練班學習,訓練班結束後,父親沒有回家,就直接南下來到安徽銅陵,次年,母親也南下來到銅陵。父親不久就進入縣委的領導層工作,在某種程度上,他就成為“政府”的代表,他根本就沒想到,當年被人民政府鎮壓的“xx”家屬們會將埋藏已久的怨憤發洩到他的身上。1969年,這些人利用“文革”的那段混亂時期整治父親,將父親從銅陵押解到河北新樂,交到一批造反派手中,他們對父親進行瘋狂的嚴刑拷打,父親就是這樣被迫害致死。他們還偽造現場,捏造我父親是畏罪自殺。

一時間,父親成了“xx”,他的妻子兒女也就成了“xx”家屬。在那個陰霾籠罩的日子裡,母親不僅強忍著悲痛,每天穿過貼滿打倒我父親大字報的街頭上班下班,還被強行要求參加批判我父親的大會,接受教育。可想而知,當時母親的內心遭受了多麼巨大的痛苦和壓力啊!

途窮天地窄,世亂死生微。忍著悲痛,母親瞞著單位領導,帶著我回到老家,去尋找當年父親的領導。母親只有一個目的,還顛倒的世間黑白,為沉冤的父親昭雪。我們在石家莊找到了當年的區委書記,隨後,我們拿著區委書記寫的信和地址,在北京甘家口原鐵道部宿舍大院找到了當年新樂縣委書記的家。他是原鐵道部黨組成員,紀檢組長,我喊他田爺爺。

見到我們,田爺爺非常激動,他含著眼淚用十分痛心的口吻對我母親說:“馨儒同志,張健是個好同志。現在的情況很複雜,新樂縣那幫人把當年共產黨的幹部都打成了國民黨、特務、xx,我也在他們打倒之列。馨儒同志請放心,我一定要向黨中央反映,一定要給被冤枉的同志平反昭雪。”田爺爺還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向組織上反映情況,怎樣向黨中央遞交申訴材料。田爺爺的話讓我們看到了希望,從那以後,我們便開始了長達十年的上訪伸冤之路。

那些日子裡,母親領著我在北京城裡東奔西走,我們去過中組部接待站、中共中央國務院文化革命聯合接待站、毛辦接待站、周辦接待站、江辦接待站、公安部接待站等等,有的地方是反覆多次去。我們每去一次,母親都要向那裡的工作人員哭訴父親的冤情,然後遞上申訴材料,有時候母親的嗓子都哭啞了,眼睛也哭腫了,那段日子,母親幾乎每天都在以淚洗面。

我們在北京上訪時,住在母親的一個外甥女婿單位的十分簡陋的招待所裡,一個很小的房間,一條炕,一個煤爐,煤爐的煙筒壞了,屋裡充滿了煤煙味。

父親的工資早就停發了,依靠母親僅有的工資,不僅要養活姥姥,還要供兩個妹妹上學。吃飯的時候,母親就把帶來的饅頭或烙餅放在爐子上烤一烤,然後燒點開水,我們就這樣就著開水或招待所裡打來的菜湯充飢。隔三差五的,我們也到附近的飯店裡炒個菜,吃些米飯或麵條,每次母親總是把她碗裡的撥一些給我,說:“孩子,你要多吃點,你還要長身體啊。”

晚上,我跟母親就睡在那條炕上,常常在半夜裡,我被母親的啜泣聲驚醒,看到母親坐在炕上流著眼淚,或對著牆壁一動不動地發呆。我催促母親睡覺,她則深深地嘆著氣,喃喃著說:“唉,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啊!”

有一段時間,到北京上訪的人多起來了,我們去中央的有關接待站都要排隊等候接訪,於是,我們不得不早早地趕過去排隊,有時候排了好多天都排不上。夏天的時候,許多來北京上訪的人從火車站下車後直接來到接待站外,接待站外的空地上,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群,大家或席地而坐,或躺在一張報紙上。常常半夜裡,我和母親就來到那片空地上,將一塊塑料布鋪在地上,我和母親會在塑料布上輪換著躺一會,等候天明後的接訪。

有一次,我們聽旁邊的人發牢騷說,來北京好幾個星期了,都沒有得到接訪,不是被推到這個接待站,就是被推到那個接待站。我們何嘗不是如此?我們去聯合接待站,那裡說涉及到人命案子要找公安部;到公安部,又說幹部落實政策要去中組部,轉來轉去也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覆。得不到答覆,不得不繼續上訪伸冤,繼續等待。面對一片牢騷和議論聲,母親悄悄地說:“我們管好自己的事情,不跟別人摻和,現在情況太複雜。”

秋去冬來,那時候北京的冬天不知怎麼那麼冷,一會兒是黃沙漫天,一會兒是大雪紛飛,天寒地凍,如今想來都讓人心生寒氣。清晰地記得,有一次我騎著從親戚那裡借來的自行車,帶著母親去陶然亭路甲8號,中共中央國務院文化革命聯合接待站。因為要趕早去排隊,凌晨三四點鐘就起床,我們住在永定門外,路又遠,那天正好是一場大雪之後,冰天雪地。我騎著自行車走在護城河的一段河沿上,風象刀子一樣割在臉上,眼前白茫茫的一片,耳邊自行車壓著路上的冰雪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突然間,輪胎一滑,我們連人帶車摔倒在地。

我爬起來後,看見母親躺在河沿的下面,正在掙扎著往起爬,我趕緊跑過去把她抱起來。母親說,她的腳扭了站不住,我就將她背到了河沿上,讓她坐在平整一點的地上,我幫著母親揉腳踝。過了一會兒,母親咬著牙說:“孩子,我們不能等在這裡。你扶我坐上車,我們還得趕緊去排隊等待接訪啊。”我們就是這樣在無盡的等待中盼著希望,在漫漫長夜中等候光明。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為死去的父親伸冤,還一個人間公道。

世事滄桑,斗轉星移,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引下,很多“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得到昭雪。一九七九年,沉冤十年的父親終於得到了平反昭雪,在銅陵縣委為父親召開的追悼會上,母親哭暈過去了。只有我知道,母親的內心有著怎樣的悲痛,整整十年間,母親過著怎樣忍辱負重的生活,母親以她女性的堅韌,以她不屈的意志,終於等到這一天的到來。

1987年,經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父親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壓在父親頭上十年的罪名終於除掉,公平正義的陽光終於照到我們全家人的頭上。

母親生活在農耕世家,從小就有聰明、乖巧、能幹的特點。抗日戰爭的艱苦環境下,她小小年紀就參加了革命,跟著同伴們一起發傳單,貼標語,站崗,放哨,送信。她還被選派到延安學習,由於途中生病被留在太行山區的兵工廠工作,後因黨的“精兵簡政”政策,轉業到家鄉的地方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母親隨父親南下來到銅陵,一開始就在縣裡的稅務部門工作,她當過會計,當過股長,工作兢兢業業,不圖名利,得到了領導和同事的一致讚譽。上世紀五十年代,縣委組織部準備調母親到縣婦聯擔任領導工作。但那時母親已經有了我和大妹妹陵生,為了我們兄妹,母親不得不辭去婦聯的領導工作。

母親有職業女性的熱情和幹練,而在家庭生活中,也有相夫教子的傳統美德。在我很小的時候,母親就教我學習打算盤,還給我買過《青春之歌》《歐陽海之歌》等小說。她叫我一定要好好學習;我長大以後,她叫我要老老實實做人,做事要規規矩矩、踏踏實實;我工作以後,她叫我要尊重別人,要謙虛謹慎。我擔任銅陵工商部門領導工作後,母親總是告訴我,該辦的事情要抓緊給人家辦。母親的話語對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我們這個家族群體裡,大家對我的母親都十分敬重,無論是遠在老家的親戚,還是母親的隔代晚輩,無不把母親當作最至愛的長親。

我上國中的時候,母親就不斷地告誡我,跟同學要搞好團結,要互相幫助,要象兄弟一樣相處,使我至今仍有像兄弟一樣的同學、朋友,復彩、全功、黃玲等,都是我最要好的同學和朋友。復彩比我高一屆,大兩三歲,母親說,復彩很懂事,你要好好向他學習。我與復彩下放的地方相隔不遠,那幾年裡,他像兄長一樣的關照著我。1969年春節前,父親被人抓走,我們全家處在極度的焦慮和無奈中,復彩放棄與家人團聚,和我們一起度過了那個我人生中最慘淡的春節。還有全功和黃玲,當很多人因怕受到牽連而拒我們於千里之外時,他們倆卻沒事似的經常到我家來,用他們純真的友情,給了我很多溫暖和安慰。現在,我們都到了人生的暮年,復彩在安慶,全功在上海,黃玲在濟南,雖然我們不在一個地方,但是,我們是永遠的朋友,一生的兄弟。

母親從小知書達理,無論是對上級還是農民,母親都一律熱情謙恭。按理說她也算得上是個縣太爺的夫人了,可是她從來沒有擺出那副架勢,她總是把自己當作一個普普通通的平頭老百姓。我插隊地方的鄉親到城裡辦事,母親看到了總是叫他們來家裡歇歇腳,留他們吃飯。

有一次,我們生產隊隊長在城裡喝醉了酒,到我家吐得滿地汙物,母親給他打水洗臉,還讓他在床上休息,沒有半句怨言。

還有一次,我們隊的一個社員在縣醫院住院,眼看著只剩下最後一口氣了,病人家屬既要急著把病人弄回家,又要派人回隊裡喊人來抬,母親就讓其家屬把病人停放在我家的客廳裡。病人在抬往生產隊的途中就死了。後來,有人說:“怎麼能讓快死的人停在你家呢?”母親說:“人家有困難,我們能幫就幫一下,我不在乎那些。”

母親是一個很有悲憫情懷的人,她樂善好施,不管是什麼人找她幫忙,只要她能做到的,都會去幫助別人。當有人找她借錢時,只要她拿得出,她都會借給別人,好象一直有人欠著我們家的錢。母親幫助別人是不論地位高低的,越是可憐的人,母親越是會去幫助的。在母親去世後,一位拾荒的老人來到母親的靈堂前,放了一掛很長的鞭炮,給母親叩頭,為母親送行,感謝當年母親對她的百般關照。

母親逝世後,我為母親獻上一副輓聯:“抗日烽火投身革命六十七年黨齡,忠厚立世好人一生八十一載春秋。”

每每憶起母親,悲傷不能自禁,但同時又為德高望重的母親深感自豪:母親!您是我親愛的媽媽,也是我人生的榜樣,您永遠活在您的子子孫孫的心裡!

手頭留有一張幼時跟父母的合照,端詳這張照片,有一種恍若隔世之感,那時是多麼的幸福美好啊!母親,您和父親在天堂怎樣?應該都還好吧?

作者簡介

張銅生,生於1952年,大學外語系畢業,曾任銅陵市工商局幹部,退休後開始寫作,有《往事並不如煙》以及《插隊紀事》等十餘篇散見於報刊雜誌。

作者:張銅生

公眾號:文學鑑賞與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