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沒有大學聯考

日前，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說：“我期望2020年的時候，能夠取消全國統一大學聯考，代之以更加多樣化的、更加便於人們選擇的各種型別考試。”

假如2020年沒有大學聯考。這個暢想十年後中國教育景象的話題，無疑是千家萬戶切實關注的。

一個“假如”，三種反響

曾 穎

沒有大學聯考這個“假如”還真如一石擊水。這兩天，我拿它問了身邊近百個與大學聯考相關的人，反響各不相同，歸納如下。

第一類：欣喜若狂派。雖是虛構問題，但那些正臨近考試的孩子們回答起來卻很是利索。他們說：假如沒有大學聯考，學習也許更輕鬆也更快樂些，學生中的近視眼和小胖墩可能會少一些，書包可能會輕一些，父母的煩惱和恐慌以及罵人的時間也許會少一些，教育資源的分配也許更公平些，大學聯考補習班和各種大學聯考兵法祕籍什麼的將會消失，用維生素兌點水當補腦藥賣的將不再有市場……

第二類：半喜半憂派。此類答案的回答者態度比較審慎、理性，他們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得出以下答案：老師的壓力會小些，也許因此就從心理和心血管高危人群的名單中走出來;某些高校，不再感覺自己像是後媽生的了;大學將獨立自主招生，但由此可能出現學分買賣或暗箱操作等新的腐敗現象發生。很多啼笑皆非的現象如“教了的不考，考了的沒教”或學校為升學率而勸差生棄考等現象將杜絕。學習的最終目的，將是學懂了什麼，而非考過什麼。

第三類：憤怒反對派。持這種觀點的，以家長居多，兼有部分老師和學生。他們認為，假如沒有了大學聯考，在沒有這種學習壓力之下，孩子們將很自然地選擇給自己放野馬，就是現在有大學聯考壓力，堵網咖攆迪廳也還來不及呢，何況沒有!另外，如果沒有大學聯考這種公平的考試和相對公平一些的分數錄取機制，誰又敢保證不出現權錢交易或別的什麼稀奇的錄取方式。要知道，我們可是見過憑手上的繭巴厚度錄取大學生的啊!另有人則認為，沒有狼群追擊的羊群註定將墮落成一堆懶散的肥肉。一位在雲南插過隊的老知青甚至聲情並茂地說：如果沒有大學聯考，我肯定還在雲南伺候那些半死不活的橡膠樹呢!

人生幸福與大學聯考的等價代換

曹洛洛

為什麼我們說“知識改變命運”?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我們反覆強調的，其實是“知識改變職業，職業改變命運”。我們中的大部分人之所以要努力讀書、考上好大學，其實是為了脫貧奔小康。這跟我們國家長期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是有關係的，畢竟高等教育歷來都被視為一種富有效率的向上階層流動的管道。

但我們是不是也到了這樣一個時刻——用心來體會一下這句話的另一重含義：“知識改變觀念，觀念改變人生追求”?

過去我們聽了太多華爾街的勵志故事，彷彿“高學歷——高起薪——高職位——更高的個人成就”就是幸福人生的模板;不過最近我們也隱約聽到了來自歐洲的故事：坐在英國小鎮街頭賣唱的一位小夥，當被中國遊客問及“你年紀輕輕為何就不進城找份正當工作”時，坦然地回答：“我現在的工作能讓我每天用自己的勞動換取報酬、有時間陪伴和照料我的家人、過平靜而內心充實的生活，這難道不就是‘正當的工作’嗎?”你能說，這位賣唱小夥的洞見就比當下的大學畢業生差嗎?當然，這樣的“就業觀”是和英國的國民經濟基礎密不可分的。

王旭明先生在提出“爭取2020年取消全國統一大學聯考”時，其實有一個重要的鋪墊，也許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那就是用人單位應該在未來的XX年中，努力改變自己的用人觀念，不要把“學歷”二字作為準入門檻。尤其是那些目前主流的用人行業。誠如王旭明所說：除了某些對技術和理論有特別要求的專家型行業之外，崗位應該對非高學歷開放。只有這樣，我們目前的“職業獨木橋”才不會造就“大學聯考獨木橋”。

不過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打斷“大學聯考分=名校學歷=好工作=幸福人生”的等式呢?打斷哪個等號才是打斷了鎖鏈的根本呢?我們要怎樣建立起一個讓國民更有安全感的就業渠道和保障體系呢?或許，先回答了這些問題，我們才能期盼一個沒有大學聯考的2020年吧。

當大學聯考不再是噩夢

童文瑞

提起大學聯考，總覺汗顏。因為時至今日，在壓力特別巨大、人特別疲累的時候，我總是會從同樣的噩夢中驚醒——答大學聯考數學卷，一道分值最大的綜合題怎麼也解不開……

去年聖誕假期，遠嫁澳洲的表姐帶著上國小一年級的女兒妞妞回國探親。這是妞妞第一次到中國，她歡天喜地地來到這個陌生的國度是因為表姐答應她回國期間週末不用補課。妞妞告訴我，她可喜歡星期一到星期五去上學了。在她們學校，一年級的國小生每週只要掌握10個單詞，他們有各種各樣的動手課，比如畫澳大利亞地圖、摺紙飛機、學做餅乾，卻幾乎不一本正經地學加減乘除，課外活動的時間也遠遠多於坐在教室裡的時間。但是星期六和星期天卻是她的“災難”，因為表姐會送她去華人學校上補習班，語文、數學、鋼琴，她一樣都不愛。所以，妞妞說自己一週休息5天，上學2天。

問她爸媽，她都生在澳大利亞了，還讓她做我們的《一課一練》幹啥?她爸媽說，難保她今後不會回國參加大學聯考，有備無患。

其實，國外看似鬆散的教育方式並沒有誤人子弟，妞妞的學習能力大大超過了國內同齡孩子。她曾經自信滿滿地到社群圖書館查了三天資料，獨自訪問了社群政府官員和許多鄰居，然後完成了二十多頁紙的“社群兒童睡眠狀況報告”。元旦，我們帶妞妞和比她大一個月的侄子一起去超市，兩個孩子跑丟了，侄子大哭，人生地不熟的妞妞卻很鎮定，她把個子跟她一般高的侄子抱進手推車，拿了個小汽車給他玩，就使勁推著車往入口跑。沒過多久，廣播裡就播出了尋人通知。我想，這些都不是華人學校能教給她的。

表姐告訴我，她家附近就有一所大學，她常帶妞妞去校園裡玩。有一次遇到一個正在為選專業而犯愁的大學生，她說當然選就業形勢好、未來收入高的專業，那孩子驚詫地望著她說，我只是在琢磨自己是更喜歡基礎化學還是生物學。他說自己真想把睡覺的時間都省出來，因為他的大學生活太豐富多彩了，他有太多事情來不及做。

說到這兒，表姐苦笑了一下：“一樣的青春歲月啊，我卻到現在還要被大學聯考的噩夢驚醒。”

我默想，不求2020年中國沒有大學聯考，只求它不再是中國青年的噩夢。

願望其實很簡單

王 琦

近日從美國交流學習歸來，此行感觸最深的莫過於教育問題。

美國的本科教育以自由而聞名。相比國內的大學，美國大學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入學考試，初入大學的學生也不急於區分專業。在這樣的自由氛圍下，大學可以不拘一格選人才，學生可以依照興趣選專業。

對比之下，中國教育的死板可見一斑。而更讓人驚歎的是，我們的大學本科畢業生竟會如此蜂擁而往公務員招考。這其中的問題何在?正如提出“2020年無大學聯考”的王旭明先生所言，是教育的功利性太甚所致。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照片被如此輕描淡寫地置於走廊的黑板上，而我們一些搞教育的人卻在國小裡就信誓旦旦要培養諾獎人才。若去問問那些得了諾貝爾獎的人，在他們讀國小、中學、大學時，肯定沒有被當成得獎苗子來培養。我們太急功近利了，以至於已影響到了求學中的孩子。我就見過一個國小生，家裡兩輛車，爸爸開的是帕薩特，媽媽開的是賓士，她就堅決要求媽媽開車接她放學……

王旭明先生的願望其實很簡單，不在於2020年是否還有大學聯考，而在於期望國小生揹著不重的書包輕鬆快樂地去上學，中學生從考試的指揮棒下解放出來，大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任意選擇發展方向。

大學聯考變革需社會進步作鋪墊

寧 波

指望2020年取消大學聯考，多少有些一廂情願。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向普及化方向發展，大學聯考的競爭性將會逐步下降，終將不再是白熱化的選拔性考試。

現在有些高校正在探索自主招生或中學校長推薦制，是為大學聯考改革之舉，但卻增加了考生負擔。原先考生應付一次大學聯考就成了，現在要奔波於若干高校，考到東考到西。其對人才的選拔結果，並不見得具有比較優勢。再說中學校長推薦制，由於受傳統文化影響，在操作時難免換湯不換藥，仍舊以分數為準繩。

其實，根本問題不是出在大學聯考上，而是出在我國現階段社會轉型時期不可避免的城鄉、地區、行業差異上。比如在一些經濟發達國家，熱門專業的畢業生收入會高於冷門專業畢業生，但決不會懸殊到一兩倍，甚至幾倍。

相信，隨著改革的推進，到了2020年，只要人們勤勞肯幹，就能過上幸福安康的生活，無論大學聯考是否存在，它都將不會再是一座獨木橋了。

抵達夢想彼岸，不只有“獨木橋”

井姑娘

一位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教授在學院的公告欄寫下一道舉世難題，他的學生無人能答，卻有一位年輕的清潔工在打掃時發現了這道題目，並做出了答案。這是電影《心靈捕手》的開頭，清潔工威爾在數學方面才華橫溢。當教授最終確定了眼前這位毫不起眼的清潔工擁有比學院派更卓絕的天賦時，竭盡全力給有心理障礙的威爾創造深造的機會。

威爾的“破格錄取”，在我們這裡或許會被稱為“不公平”，而我們在念高中時就被教育：大學聯考是你們人生中最公平的一次競爭。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多年後，曾經小心翼翼捧著分數的我終於開始重新考量這種“公平”。細想來，大學聯考的公平並不是公眾自動選擇的，而是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無奈選擇。假如說社會中存在著健全的選材、薪酬體系，人們可以自由選擇社會職業，何必一定要用“文憑”作為“敲門磚”，一定要通過所謂的名牌大學的學歷來獲得“高薪”呢?如果文化公平是健全的，那學生們何必一定要擁擠於大學聯考這座獨木橋上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更何況，大學聯考的公平其實犧牲了一些教育公平。在一根指揮棒前面，老師的教育理想無法發揮，學生的興趣愛好被死記硬背銷蝕。一些孩子為了獲得“公平”賽場上的一點點起跑優勢，被一連數年按在琴凳上，甚至想出了造假馬拉松成績的辦法……

大學聯考太需要改革了，這種改革不是把一考改成反覆考，把考4門改成考x門，而是在這座“獨木橋”之外，搭建起更多其他的橋，給年輕人更多抵達夢想彼岸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