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國古代的詩歌發展史當中，詩興盛在唐朝，詞繁華在宋代，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然而與唐詩一脈相傳宋詩的地位，卻一直搖擺不定，從拾唐詩牙慧到出於唐詩而勝於唐詩，各家理論，林林總總又褒貶不一。憑心而論，唐詩和宋詩中國古代詩歌的兩大高峰，詩的創作在唐以後經過五代的短暫低迷以及調整反思以後，在兩宋的三百多年間逐漸呈現出了不同於唐詩的新的特點。眾所周知，宋朝無論在在國運國力還是政治體制上都與唐朝有極大的不同，正如錢鍾書在《宋詩選注〉的序中說的那樣，“作品在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裡產生，在他生活的現實裡生根立腳，”宋代完善的科舉制度和龐大的文官體制，使得宋朝的文人數量遠遠多於以前的任何一個朝代。同時，如同宋太祖手持玉斧劃定自己與趙氏子孫的天下江山，宋詩創作的大方向也始終沒有突破唐詩當年的格局。治版圖的侷限也同樣鎖住了詩人們的眼光與靈感，大多數身居官位，不愁吃穿的詩人們已經把前人抒發胸臆的詩歌變成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典雅意趣。在《宋詩選注〉的序中，錢鍾書舉亞歷山大的例子來說明後人要超越前人開創的疆土，就要向著更加遼遠的地域進發，付出更多的辛苦。因而他指出前人的造詣不僅僅是留給後人的產業，也是對後人的一種挑釁。宋人寫詩，面對唐詩高山仰止，無法超越，只能感嘆，唐詩中李白、杜甫這一對雙子星的創作風格，在宋朝出現了“杜天下，李一角”的局面。人們雖然承認李白的詩仙地位，在創作上卻更喜歡學習有規可循的杜甫。
錢鍾書在《談藝錄〉中一反傳統的文體遞變論，認為文體的演化是乃是“一線綿延”的，所以從一定角度而言，宋詩應與唐詩有等同的地位。所謂的“唐詩”、“宋詩”之名事實上是一個時間和風格上綜合起來概念，而更傾向於風格上的劃分。宋代重視文人，國家每年花費大把的銀子養活他們，宋代文人過著一種比前代同行們更加精緻士大夫生活，在觥籌交錯，絲竹管絃的背景下，詩人們更樂於在詞句和技巧上體現自己的價值，當認為這些也再無可突破之處的時候就只能藉助理學的外衣講些粗淺的道理，發些陳舊的議論。以理學入詩可以說是宋人的獨創，但是就大多數作品而言都只是失敗的獨創。所以說宋詩給後人的最大財富是在詞語句子的運用上。宋人學老杜，並沒有像唐人學老杜那樣，墮入較勁腦汁搜刮怪詞奇句，寫詩如同攀爬懸崖峭壁的境地。宋人寫詩，注重詞語，但是遠比唐人清新準確和雅緻，而且絲毫沒沒有唐人苦吟詩人那樣風格詭異。錢鍾書面對明代詩人評價宋詩“學唐詩而不想唐詩”的評語婉而一笑，因為正是那一點不象才是宋詩獨創性和價值所在。“宋人能把唐人修築的道路延長了，疏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險開荒，沒有去發現新天地。”宋帝國的統治者們謹小慎微的操持著當年太祖皇帝框定的天下，用求和與掏錢維持著帝國內部的安定的同時，宋朝的詩人們卻中規中矩地平仄出來一系列的經典。
二
１９５６年的錢鍾書在浩繁的宋詩海洋中，一一的甄選，兩年以後，宋詩選注〉誕生了。
錢鍾書在現代學者中算是個性最十足的一個，這樣一部宋詩的選本帶有明顯的個人風格和學術思想。他在序言裡把選詩的標準說的很明確：“押韻的檔案不選、學問的展覽和典故的把戲不選、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選、當時閃光而今已走電的不選……”亦即凡有宋詩通病的一律不選。錢鍾書學貫中西，博覽群書，還有超強的記憶力，而在這個注本裡面，他並沒有直接表達個人的觀點，只是注而不評。宋詩本身一直就帶有很強的爭議性，錢鍾書是聰明人，他知道用個人觀點和一家之言來評詩，只會給宋詩帶來更大的爭議性，一招不慎還有可能帶來成為眾矢之的風險。整本書裡，除了對字詞的校對和版本的比較以外，都是採用古人的評語和詩句來說明此句詩意境和用法從何而來。例如在序中四川人史堯弼的《湖上》七絕中“此間有句無人得，赤手長蛇試捕看”兩句的評論就陸續引用了蘇軾的《郭熙＜秋汕平遠＞〉、孫樵《與王霖秀才書〉和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中的原句以說明此句並非史堯弼的獨創，而已經被前人幾經翻用，自以為是的史堯弼在沾沾自喜的時候已經淪為了前人的牙慧。又如在鄭文寶《竹枝詞〉注中先是引用了唐朝韋莊的《古離別》，指出二者意境相似，後來又強調鄭詩勝過韋詩之處，接下來又引用周邦彥《尉遲杯》詞、石孝友《玉樓春〉詞、王實甫《西廂記〉和陸娟《送人還新安〉來說明此詩後來的流變。錢鍾書先是比較文學的專家，在這本書中，他充分發揮了自己的特長，給讀者介紹了豐富的知識，比如在梅堯臣《陶者》的注裡，通過引用古人詩句來反映當時實際的歷史狀況。又如在對王禹偁的確《寒食〉的注中引用《東京夢華錄〉和《清明上河圖〉來說明北宋時寒食節的風俗。書中隊不同版本的對比，校勘箇中正誤常可看到，對詩的註疏又常佐以史料，這都體現著錢鍾書的認真仔細和深厚的考據功夫。錢鍾書的這個選本的另一個亮點就是為每一位詩人撰寫的小序上，幾位大家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楊萬里，陸游，范成大等人的小序尤為精彩。這些序文寫得乾淨利落，文字清雅，客觀地對詩人進行了評價與定位，不但說出了詩人們的成就，而且也直接的指出了詩人的毛病和不足。錢鍾書具有超乎常人的歸納能力，對每個人的成就和缺點都能切入重點，例如在蘇軾的序中點明蘇軾風格上的最大特色在於比喻的豐、新鮮和貼切，不但具體引用蘇軾的詩來做例證，而且同時舉出《莊子〉，《詩經〉，和其他詩人的作品以說明中國詩歌有注重語言形象化的傳統；接下來又指出蘇軾的毛病在於用典氾濫，過於排鋪。還有一些詩人的小序寫的妙趣橫生，令人讀之不禁一笑，比如在王令的小序中說他“受韓愈、孟郊、盧仝的影響很深，詞句跟李覯的一樣創闢，而口氣愈加雄壯，彷彿能夠頭天外，把地球當皮球踢著似的，大概是宋代裡氣概最闊大的詩人了。”一句話就寫活了王令的為人。
《宋詩選注〉自初版幾十年來一直為諸多大家青目，大多數人的評價為序、注要遠遠好於所選的詩。劇作家沙葉新對此有精妙的評論“就像在婚禮上，伴娘卻比新娘漂亮，給賓客平添了不少驚喜！”。“晨書冥寫細評論，詩律傷嚴敢市恩。”這是他在選詩的時候自己寫的詩句，錢鍾書是才子而非呆板學究，他的注充分體現了他的雋永的寫作風格和嚴謹治學風格。上世紀五十年代那樣一個充斥著生硬的機械化和千人一面的標準化學術語言的年代，這樣一部富有智慧和趣味的著作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有人說，錢鍾書的缺點在於喜歡掉書袋，旁證博引反而使人不知所云，而實際上這正體現出他的嚴謹，自信和那麼一點可愛的名士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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