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我们迈进充满希望的21世纪最初几年的关键时刻，党的xx大明确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庄严命题，并将其写入宪法。这不仅是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思想的深化和发展，也是治国方式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贫穷与落后绝不是社会主义。而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经济发达，社会进步，国家强盛，就必须改革。即逐步取消行之多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设起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自主、平等、诚实信用等属性，必然从客观上要求法治。市场不是万能的，也存在消极的一面。要求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保障和服务，否则就会成为无政府经济。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实质上是经济法治化的过程。只有有了健全而且有效的实施市场经济法律，市场经济才能健康有序地运行，否则，经济活动中的种种弊端和不良倾向就会滋生蔓延，如投机倒把、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直至权钱交易，腐败现象猖獗。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国的经济需要与国际市场接轨，这就要求按国际经贸和民商事领域的通行规则和惯例办事。而这些惯例和通行规则已成为各成员国制定经济贸易法律、法规的基础。因此中国的经济要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中，法律还必须符合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这样才能平等地参与竞争，不至于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被判罚淘汰出局。
完全可以说，没有依法治国，没有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就不可能有给人民带来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力持续、协调、高速的增长。
二、依法治国，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13亿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它和人民当家作主紧密相联，休戚相关。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坚实基础。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又是民主、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而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治国方略的高度来讲，就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因此只有如此，人民才能按照法定程序把自己信任的人遴选进国家机关作公仆;才能依照法定程序撤换那些不称职的公务人员;才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来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才能通过法定程序真正保证国家对重大问题的决定符合自己的愿望和根本利益，才能使自己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保障，而一旦遭到侵犯，就可以及时获得法律的有效救助。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在中国落实，都必须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根本保证。
三、依法治国，是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内在需要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缔造崇高精神文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不能想象，社会主义不是文明的，是野蛮的;不是进步的，是落后的;不是发达的，是衰退的。要想使我们国家精神文明发展，社会能够全面进步，就需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树立崇高的道德情操，荡涤利己主义的浊水;培植遵纪守法的社会环境，消除公共生活中的无序状态;繁荣催人奋进的文学艺术，扫除精神垃圾;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黄打非”，打击和取缔腐朽没落的吸毒贩毒，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活动，这一切都需要加强法治。
四、依法治国，是国家稳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
国家稳定，长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特别是今天，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形势是：在国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着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仍然猖獗，他们在政治上对我们搞颠覆、渗透，经济上搞制裁封锁，意识形态上搞西化、分化;在国内，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伟大成就，也遇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存在不少不安定因素。因此，社会稳定，政局稳定，国家稳定尤其重要。历史经验表明，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保持稳定最根本的最靠得住的是搞法治。因为它最具有稳定性、连续性，不会因领导人变动而变动，不会因领导人的注意力变化而变化;它最具有权威性，具有普遍约束力。在改革开放以前，党和国家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个人意志很容易左右党和国家的决策。一旦掌握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个人认识发生错误，就很容易演变成最高决策错误，整个国家也将走向误区。那时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听领导人的话叫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跟着改变。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治国方式下发生的社会动乱和民族灾难。历史教训表明，没有法治，就难以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没有法治，就难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容易出现社会动乱。所以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国家稳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
另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发挥领导者的个人作用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只有好的制度、稳定的、连续的制度，才能使好人，使英明的领导人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我们当然不能排斥和低估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在治国方面的作用，尤其要看到其中的佼佼者、杰出者所创造的辉煌业绩，所带来的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然而我们也不能据此把个人作用神圣化、绝对化、迷信化，夸大拔高到不适当的地步。要知道，在治国方面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作用毕竟是短暂的，即使是佼佼者和杰出者也不例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其中潜伏的问题和危机。人在政兴，人去政息则是其一;没有制约，个人权力膨胀失控，可能导致民族和国家的动荡和灾害是其二。因此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主要应依靠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只靠国家领导人的贤明。另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中央适度集中权力也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只有把集中到中央的权力和地方应有的权力制度化、法律化了，利用法律本身具有的规范性、权威性和强制性，才能使中央集中的权力很好地得以实现，地方所拥有的权力也能够很好地发挥。
总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振兴，涉及到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因此我们必须把它作为我们国家的根本大计落实搞好。
党的xx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 “法治中国”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丰富和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理性路径选择。
法治中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
法治中国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明确指出，“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基础、政治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两点决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决定了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进行，并进而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法治理念及法治模式。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法治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提醒我们，应保持相当的政治敏感甚至政治警惕。法治问题本身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法律区别于一般的科学技术，虽然法律本身也具有技术性的特点。此外，一国的法律还体现意识形态和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的考量。法治中国建设必须满足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必须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大局。
法治中国的根本立足点是中国国情
毛泽东同志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为此，党的和xx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凸显、利益多元。因此，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直面中国的现实，有效解决中国问题，“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即“以法治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的思想共识、价值共识、制度共识和行为共识，为深化改革奠定良好的法治基础、
提供重要的法治保障”。具体言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法治建设的核心是服务于经济发展，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在社会体制改革中，法治建设的核心是构建和谐社会，即通过建立良好的法律运行机制、促进法律秩序的形成来构建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并进而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条件，减少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培养法治文化，即培育法治思维、弘扬法治精神，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建设生态文明，即依据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总要求，加强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有效利用能源资源、环境污染防治等方面的法治体系，以法治来保障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国家统一上，坚持“一国两制”原则，更加强化大陆的内地法与港澳台法、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发展，以法治来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国家统一、保护国家利益，从而保障中国的和平发展。
法治中国的本质是中国的有效实践
法治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尽管法治本身也包括文化、理念或思想体系。早在20xx年，吴邦国同志就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20xx年2月，同志强调：“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
中国的法治文明是世界法治文明的一部分，中国的法治分享了现代西方法治的某些原则、理念。同时，我们应当注意，法治中国建设实践不应受到“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在我们的法治实践中，应关注中国法治实践的成功做法、经验，尽管这些做法、经验可能并不符合西方法治国家的条条框框或法学教科书的概念、定义;在坚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关注中国法治实践的多样性，充分发挥各地区、各层级尤其是基层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公正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完善那些经过实践证明确实有效并且受到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法治的做法，并及时以法治的制度形式巩固下来，使法治真正成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改革和建设的有效实践。
法治中国具有世界意义
“要了解中国，必须了解世界”。法治中国的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立足点是中国国情，法治中国的本质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有效实践，这丝毫不削弱中国法治的世界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一方面，中国法治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近现代以来国际社会提供的基本条件，比如市场经济、民族国家、全球化等。体现在法治上，中国法治也必然以“宪法和法律至上”、“依法治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法治来促进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这些原则或理念作为法治建构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对于世界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法治中国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对于一个处于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能够探索并建立其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同时也是为全世界、全人类法治建设提供宝贵经验，为全人类精神文明和全世界法治文明增添宝贵财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我们迈进充满希望的21世纪最初几年的关键时刻，党的xx大明确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庄严命题，并将其写入宪法。这不仅是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思想的深化和发展，也是治国方式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贫穷与落后绝不是社会主义。而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经济发达，社会进步，国家强盛，就必须改革。即逐步取消行之多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设起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自主、平等、诚实信用等属性，必然从客观上要求法治。市场不是万能的，也存在消极的一面。要求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保障和服务，否则就会成为无政府经济。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实质上是经济法治化的过程。只有有了健全而且有效的实施市场经济法律，市场经济才能健康有序地运行，否则，经济活动中的种种弊端和不良倾向就会滋生蔓延，如投机倒把、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直至权钱交易，腐败现象猖獗。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国的经济需要与国际市场接轨，这就要求按国际经贸和民商事领域的通行规则和惯例办事。而这些惯例和通行规则已成为各成员国制定经济贸易法律、法规的基础。因此中国的经济要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中，法律还必须符合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这样才能平等地参与竞争，不至于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被判罚淘汰出局。
完全可以说，没有依法治国，没有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就不可能有给人民带来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力持续、协调、高速的增长。
二、依法治国，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13亿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它和人民当家作主紧密相联，休戚相关。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坚实基础。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又是民主、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而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治国方略的高度来讲，就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因此只有如此，人民才能按照法定程序把自己信任的人遴选进国家机关作公仆;才能依照法定程序撤换那些不称职的公务人员;才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来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才能通过法定程序真正保证国家对重大问题的决定符合自己的愿望和根本利益，才能使自己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保障，而一旦遭到侵犯，就可以及时获得法律的有效救助。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在中国落实，都必须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根本保证。
三、依法治国，是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内在需要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缔造崇高精神文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不能想象，社会主义不是文明的，是野蛮的;不是进步的，是落后的;不是发达的，是衰退的。要想使我们国家精神文明发展，社会能够全面进步，就需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树立崇高的道德情操，荡涤利己主义的浊水;培植遵纪守法的社会环境，消除公共生活中的无序状态;繁荣催人奋进的文学艺术，扫除精神垃圾;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黄打非”，打击和取缔腐朽没落的吸毒贩毒，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活动，这一切都需要加强法治。
四、依法治国，是国家稳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
国家稳定，长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特别是今天，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形势是：在国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着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仍然猖獗，他们在政治上对我们搞颠覆、渗透，经济上搞制裁封锁，意识形态上搞西化、分化;在国内，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伟大成就，也遇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存在不少不安定因素。因此，社会稳定，政局稳定，国家稳定尤其重要。历史经验表明，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保持稳定最根本的最靠得住的是搞法治。因为它最具有稳定性、连续性，不会因领导人变动而变动，不会因领导人的注意力变化而变化;它最具有权威性，具有普遍约束力。在改革开放以前，党和国家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个人意志很容易左右党和国家的决策。一旦掌握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个人认识发生错误，就很容易演变成最高决策错误，整个国家也将走向误区。那时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听领导人的话叫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跟着改变。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治国方式下发生的社会动乱和民族灾难。历史教训表明，没有法治，就难以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没有法治，就难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容易出现社会动乱。所以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国家稳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
另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发挥领导者的个人作用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只有好的制度、稳定的、连续的制度，才能使好人，使英明的领导人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我们当然不能排斥和低估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在治国方面的作用，尤其要看到其中的佼佼者、杰出者所创造的辉煌业绩，所带来的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然而我们也不能据此把个人作用神圣化、绝对化、迷信化，夸大拔高到不适当的地步。要知道，在治国方面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作用毕竟是短暂的，即使是佼佼者和杰出者也不例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其中潜伏的问题和危机。人在政兴，人去政息则是其一;没有制约，个人权力膨胀失控，可能导致民族和国家的动荡和灾害是其二。因此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主要应依靠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只靠国家领导人的贤明。另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中央适度集中权力也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只有把集中到中央的权力和地方应有的权力制度化、法律化了，利用法律本身具有的规范性、权威性和强制性，才能使中央集中的权力很好地得以实现，地方所拥有的权力也能够很好地发挥。
总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振兴，涉及到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因此我们必须把它作为我们国家的根本大计落实搞好。
中国的法治文明是世界法治文明的一部分，中国的法治分享了现代西方法治的某些原则、理念。同时，我们应当注意，法治中国建设实践不应受到“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在我们的法治实践中，应关注中国法治实践的成功做法、经验，尽管这些做法、经验可能并不符合西方法治国家的条条框框或法学教科书的概念、定义;在坚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关注中国法治实践的多样性，充分发挥各地区、各层级尤其是基层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公正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完善那些经过实践证明确实有效并且受到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法治的做法，并及时以法治的制度形式巩固下来，使法治真正成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改革和建设的有效实践。
法治中国具有世界意义
“要了解中国，必须了解世界”。法治中国的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立足点是中国国情，法治中国的本质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有效实践，这丝毫不削弱中国法治的世界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一方面，中国法治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近现代以来国际社会提供的基本条件，比如市场经济、民族国家、全球化等。体现在法治上，中国法治也必然以 “宪法和法律至上”、“依法治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法治来促进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这些原则或理念作为法治建构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对于世界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法治中国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对于一个处于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能够探索并建立其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同时也是为全世界、全人类法治建设提供宝贵经验，为全人类精神文明和全世界法治文明增添宝贵财富。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今日召开，此次“四中全会”以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详细描绘法治中国新图景。近日，中国网邀请五位法学专家，对本次会议备受关注的“依法治国”主题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独家解读。
走“依法治国”路径迫在眉睫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法理学教研室副主任张立伟表示，尽管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各级党政机关依法处理政务的能力与民众日益增长的依法治国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司法不公的现象仍然存在，以权压法、以言代法、信访不信法的情况时常发生。
张立伟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张立伟指出，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未来就要做到以下几点：“树立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完善立法，发挥法治在改革中的引领作用;简政放权、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维护公平正义;坚持党依法执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法治化;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
全社会需推进人权教育 培育人权文化
我国目前大多数方面对人权保障都已经有法可依，但是，一些法律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比如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没有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农民权益保护、农民工权益保障等方面的专门制度。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法学博士张伟表示，应该深入研究在中国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可能性。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可以编织一个人权保障制度的安全网，及时、有效发现人权法律制度和实践当中可能存在的“跑、冒、滴、漏”问题，为完善社会主义人权法律体系、化解社会矛盾做出积极贡献。
同时，张伟还指出，人权教育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儿童抓起，培养社会文明的种子;从大学生抓起，培养客观、冷静地观察和分析社会的处世哲学;从领导干部抓起，培养平等地尊重、对待任何一个社会个体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智慧。
法治中国作为一组信仰和价值的集合，其观念、价值、论说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主题。落实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转型时期诸多社会难题终将克服。在此过程中，司法作为法律适用的中心场所，传播法治文化、凝聚法治共识的核心场域，其实效的发挥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法治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法治中国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被称为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十六字方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是新时期全面实施法治建设的系统规划。它继承和发展了人类社会的法治文明，在借鉴西方国家法治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中国的政治理念、文化传统、社会诉求和具体国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法治中国不是政治变革和经济改革的副产品，而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谋求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法治是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实现法治是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核心是改造旧的法律观念，塑造新的行为和认知方式，在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同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模式。研究法治中国的正当性，不是要否定其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而是希望通过理性的检视，使其成为更广泛的社会共识而得以彻底实施。
法治应以维护合法权益为核心。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既加剧了社会竞争，也使得社会内部越来越动荡和不安定。这种情况表现在法律上，便是诉讼案件的大幅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供给不足所造成。与此同时，改革引起利益的再分配，使得社会在变迁过程中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矛盾和冲突。中国社会必须同时面对和解决其他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别遇到和处理的问题：公共权力的合理分配与合法行使。
同时，法治在文化层面上也遭遇一定程度的挑战。它涉及人们观念中司法(法律)的性质与功用，涉及人们对规则的看法，也涉及人们对司法(法律)与正义关系的认识。在一般意义上，传统中国人并不否认法律、规则及其与正义的关系。相反，他们常常诉诸法律和运用规则，肯定法律与正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只不过，司法 (法律)在人们心目中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规则如果妨碍结果的公正，就可能被违反甚至抛弃。同样，为了实现实质正义，人们经常漠视和牺牲必要的程序。在这样一种传统中，司法(法律)当然被视为手段，并且仅仅被视为手段。与现代法治理念格格不入的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主义传统。
司法公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把公正司法置于法治中国建设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审视，是准确认识其历史和现实意义，进一步明确其性质、力量和限度的重要视角。公正本身就是对司法裁判的要求，司法与公正在字源上的联系实际是通过“司法”的概念实现的。由公正方面去讨论司法，后者的重要性尤为彰显。实际上，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司法(法律)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动态关系，既是我们理解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方面，也是人民司法发挥实际功效的关键所在。
公正司法是提升法治公信力的根本途径。司法是社会中的司法，司法是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法治。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通过司法机构予以系统地适用。人们很容易了解到立法的重要性，然而就生活经验而言，我们在大多数时间生活在规章制度构成的现实生活秩序之中，而非宪法、民法通则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下。从实效方面看，对我们发生实际作用和令我们感受到的规则总是经过执行机构解释和适用的那些。与此同时，对法治的信任乃至信仰不可能只靠宣传和教育达到，而要靠对具体的法尤其是法的适用的经验。归根到底，法治是一种生活经验，它像任何其他生活经验一样可以在实践中逐步获得、积累和改变。而历史和经验都已经表明，中国的普通民众从来都不缺乏对自己利益作出判断和根据环境变化调整其行为模式的实用理性。而公正司法，正是社会公众累积法治信仰的重要途径。如果法治不能被认真对待和实施，人们将对司法改革乃至法治本身产生怀疑，甚至失去信心，则法治中国建设的正当性也就将荡然无存。
公正司法是平衡国家和社会、个人之间冲突的最佳选择。法治以及现代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反映了社会的现实需求。全面建设法治中国，国家(包括政府及其机构)和社会结构甚至个人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改造的对象。当国家本身成为改革的对象，而社会力量和法治水平尚不足以实现这一任务时，只能寄希望于公正司法。它本身也是一项复杂的事业，不仅涉及原则和制度，而且涉及认知方式和生活经验。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不至激化，要把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减至最低限度，只能依靠法律机制，依靠司法这样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适度平衡，即在国家和社会、个人之间建立起权责利明确界分的有机结合。在此情形下，如何通过司法保障个人权利、如何限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不当行使，比对政府提出积极有为的要求更来得急迫和重要。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人们对通过运用规则来建构社会秩序的要求，对法律本身的正义和通过司法实现正义的期待，不但是司法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的基础，也是今天推行和实现法治不可或缺的资源。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强调当代法治所欲保护和促进的诸多基本价值，对于一个正致力于建立法治的社会来说，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中国今天面临的最紧迫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与其说是重修宪法和法律，写进去更多更好的条款，不如说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和创造一种可能的社会环境，使业已载入宪法和法律的那些基本价值、原则逐步得到实现。后一种任务，正是司法体制改革和公正司法的核心使命。
一年以来，我镇结合“六五”普法的规划，紧紧围绕全镇工作大局，进一步加强了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学用结合，互相促进，通过近一阶段的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全镇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加快了推进依法治乡的进程。现将近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向各位领导汇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学习制度。
镇党委、政府对加强干部学法用法工作非常重视，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列入年初工作计划和年终考核内容，与两个文明建设同部署、同检查、同考评，并在各种会议上进行强调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了切实加强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建立健全了“巴彦镇干部学法用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职责，镇组织办负责全镇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工作，确保时间到位、任务到位、成绩到位，并把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列入培训计划，纳入年度考核范围，与干部选拔、任用结合起来。镇宣传办负责做好全镇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宣传、发动和安排工作，并负责做好干部的法制讲座。司法办负责协助做好学习教材的征订和发放及干部学法用法的培训、考试、发证工作，做到学习计划、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学习人员、学习记录“五落实”，确保有人抓、有人管，落到实处。
二、明确对象内容，实践目标任务
工作中，全镇各级各部门领导，特别是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能够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法制理论读本》和《干部法律知识读本》为基本教材，兼顾其它的学习内容，紧紧围绕全镇工作大局，坚持学法用法相结合，掌握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知识并具有一定的法制理论水平，推进干部学法用法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针对性，不断提高全镇各级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较高法律素质的干部队伍，提高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为我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突出重点，形式多样地开展干部学法用法工作
一年多来，我镇能够结合实际，采取轮训、讲座、研讨、自学等形式，形式多样地开展干部学法用法工作。
一是建立健全党委中心组学法、领导、干部法制讲座等学法制度。建立“巴彦镇干部学法用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安排领导干部法律知识学习或法制讲座不少于2次。年初以来巳开展2场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听课人数达100余人，主要学习内容为《行政法学》、《法制理论读本》、《干部法律知识读本》、《合同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关规定》及《廉政准则》等。
二是开展干部法制轮训。把法制课列入干部的必修课，不断拓宽培训渠道，提高教学质量。今年3月份，为了使全镇干部能更好地适应新形式下的计划生育工作，镇里依托党校专门举办了一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培训班，学员有20余人，共安排四节课，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相关的计生政策知识，提高了贯彻新《计划生育法》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坚持自学与辅导相结合制度。要求全镇干部，联系岗位工作实际，确定学习内容，每人每年自学时间不少于40小时，做到学习有记录、有检查，持之以恒，注重实效，并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辅导课，提高学习效果。年终由乡组织办统一组织对自学情况进行检查。
四是坚持学法用法相结合。要求全镇各级各部门干部，要在实践中带头执好法，增强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建立健全了重大事项决策法律咨询制度，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充分发挥律师、专业人士在决策中的参谋作用。
五是建立健全干部学法用法考试考核制度。自行组织或配合上级部门开展对干部法律知识水平和依法办事能力的考试考核工作，把干部学法内容、时间、形式和成绩进行登记，建立档案，加强管理，力戒形式主义。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遵纪守法、依法治理情况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和领导干部任免、晋升、奖惩的依据之一，对于考试考核不合格的干部，不能提拔重用。今年4月26日，组织办在先期安排自学和辅导的基础上举办一次法律考试，参考人员达50人，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今后还应当进一步拓宽学法用法渠道，深入探讨加强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新路子，提高学法用法质量，不断提高干部学法用法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较高法律素质的干部队伍，促进干部学法用法工作深入健康发展。
党的以来，法治中国作为一组信仰和价值的集合，其观念、价值、论说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主题。落实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转型时期诸多社会难题终将克服。在此过程中，司法作为法律适用的中心场所，传播法治文化、凝聚法治共识的核心场域，其实效的发挥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法治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法治中国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被称为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十六字方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是新时期全面实施法治建设的系统规划。它继承和发展了人类社会的法治文明，在借鉴西方国家法治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中国的政治理念、文化传统、社会诉求和具体国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法治中国不是政治变革和经济改革的副产品，而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谋求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法治是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实现法治是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核心是改造旧的法律观念，塑造新的行为和认知方式，在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同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模式。研究法治中国的正当性，不是要否定其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而是希望通过理性的检视，使其成为更广泛的社会共识而得以彻底实施。
法治应以维护合法权益为核心
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既加剧了社会竞争，也使得社会内部越来越动荡和不安定。这种情况表现在法律上，便是诉讼案件的大幅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供给不足所造成。与此同时，改革引起利益的再分配，使得社会在变迁过程中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矛盾和冲突。中国社会必须同时面对和解决其他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别遇到和处理的问题：公共权力的合理分配与合法行使。
同时，法治在文化层面上也遭遇一定程度的挑战。它涉及人们观念中司法(法律)的性质与功用，涉及人们对规则的看法，也涉及人们对司法(法律)与正义关系的认识。在一般意义上，传统中国人并不否认法律、规则及其与正义的关系。相反，他们常常诉诸法律和运用规则，肯定法律与正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只不过，司法(法律)在人们心目中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规则如果妨碍结果的公正，就可能被违反甚至抛弃。同样，为了实现实质正义，人们经常漠视和牺牲必要的程序。在这样一种传统中，司法(法律)当然被视为手段，并且仅仅被视为手段。与现代法治理念格格不入的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主义传统。
司法公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
把公正司法置于法治中国建设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审视，是准确认识其历史和现实意义，进一步明确其性质、力量和限度的重要视角。公正本身就是对司法裁判的要求，司法与公正在字源上的联系实际是通过“司法”的概念实现的。由公正方面去讨论司法，后者的重要性尤为彰显。实际上，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司法(法律)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动态关系，既是我们理解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方面，也是人民司法发挥实际功效的关键所在。
公正司法是提升法治公信力的根本途径。司法是社会中的司法，司法是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法治。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通过司法机构予以系统地适用。人们很容易了解到立法的重要性，然而就生活经验而言，我们在大多数时间生活在规章制度构成的现实生活秩序之中，而非宪法、民法通则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下。从实效方面看，对我们发生实际作用和令我们感受到的规则总是经过执行机构解释和适用的那些。与此同时，对法治的信任乃至信仰不可能只靠宣传和教育达到，而要靠对具体的法尤其是法的适用的经验。归根到底，法治是一种生活经验，它像任何其他生活经验一样可以在实践中逐步获得、积累和改变。而历史和经验都已经表明，中国的普通民众从来都不缺乏对自己利益作出判断和根据环境变化调整其行为模式的实用理性。而公正司法，正是社会公众累积法治信仰的重要途径。如果法治不能被认真对待和实施，人们将对司法改革乃至法治本身产生怀疑，甚至失去信心，则法治中国建设的正当性也就将荡然无存。
公正司法是平衡国家和社会、个人之间冲突的最佳选择。法治以及现代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反映了社会的现实需求。全面建设法治中国，国家(包括政府及其机构)和社会结构甚至个人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改造的对象。当国家本身成为改革的对象，而社会力量和法治水平尚不足以实现这一任务时，只能寄希望于公正司法。它本身也是一项复杂的事业，不仅涉及原则和制度，而且涉及认知方式和生活经验。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不至激化，要把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减至最低限度，只能依靠法律机制，依靠司法这样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适度平衡，即在国家和社会、个人之间建立起权责利明确界分的有机结合。在此情形下，如何通过司法保障个人权利、如何限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不当行使，比对政府提出积极有为的要求更来得急迫和重要。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人们对通过运用规则来建构社会秩序的要求，对法律本身的正义和通过司法实现正义的期待，不但是司法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的基础，也是今天推行和实现法治不可或缺的资源。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强调当代法治所欲保护和促进的诸多基本价值，对于一个正致力于建立法治的社会来说，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中国今天面临的最紧迫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与其说是重修宪法和法律，写进去更多更好的条款，不如说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和创造一种可能的社会环境，使业已载入宪法和法律的那些基本价值、原则逐步得到实现。后一种任务，正是司法体制改革和公正司法的核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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