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風雨雨的九十年過去了，悲觀失望者仍然有理由悲觀，因為和九十年前相比，歷史在諸多方面驚人的相似，相似得甚至讓人懷疑：中國的歷史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經終結了，不再前進也不再進步。九十年前，在眾多知識分子的千呼萬喚下，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理性)姍姍來遲;九十年後，兩位九十高齡的老先生仍然不得不猶抱琵琶半遮面，還動不動就被拿出來侮辱一番……
如果你想更直觀地瞭解九十年的不變，你可以到圖書館翻開塵封的《新青年》、《新潮》……，同時，請開啟電腦，看看我輩在網際網路上搖旗吶喊呼籲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美文麗句，對照一下，有哪一句和哪一個字不是九十年前的胡適、陳獨秀、傅斯年等前輩忘記寫過? 不曾吶喊過的?——白紙黑字，讓人汗顏，所不同的只不過是豎版和橫版的區別而已，以及他們用半文言半白話的詞句表到了現代的思想，而我們使用的則是現代漢語加上網際網路上特有的“草泥馬”句型弄出的春秋筆法……
讓人灰心喪氣的“不變”多不勝數，然而，如果我們的眼睛只盯住那些不變，而忽視了諸多變化，那我們就永遠是悲觀者了。樂觀者不但看到不變，也看到變，看到希望。
這樣，才能做到“賢者無憂”。
第一，兩種不同的壓力，殊途同歸的救亡
九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被冠以“五四愛國運動”名副其實的。當時的有識之士充分認識到，閉關自守的中國是非常落後的，落後就要捱打。要想不捱打，必須向西方學習。
看到西方開著炮艦來了，我們急急忙忙搞了洋務運動，“器物”有了，卻仍然慘敗在日本手下……於是繼續反思，光靠槍炮和船艦顯然還不夠啊，還需要制度的變革……於是打仗了，起義了，辛亥革命了，共和了……
當我們回到百年前一個又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我們驚訝的發現，在西方本身經過三百年的啟蒙才剛剛實行全民投票選舉的時候，我們九十年前的前輩已經迫不及待 地從善如流，幾乎在一夜之間敲定了“共和”。然而，走在時代和眾人前面的先驅們顯然沒有想到，用幾條新式步槍可以驅趕一個腐敗的清王朝，可用多少次戰爭也 不一定能夠把幾千年的舊文化和舊思想從中國民眾大腦裡驅趕走……
於是，新文化運動來了……以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為主旨的新文化運動就是要在國民大腦裡建立起真正的“共和”——有了適應和支援真正共和的“新民”，任何軍閥都無法*。這批知識分子中更不乏如梁啟超等人，早在五四之前就看出來了，他們要學習的那個制度，是當時歐美最先進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制度，本質是“以人為本”，是對人的解放。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歷史給古老的中國開了一個玩笑。就在中國知識分子熱切地向西方理念和制度靠攏的時候，西方帝國主義給中國一個響亮的耳光。巴黎和會，我們中國人那麼崇拜的西方老大哥們居然在中國戰勝了的情況下還要對中國進行瓜分和分贓(特別是將膠州灣轉交給日本而不歸還中國)。
目瞪口呆的知識分子無法在這判若天淵的內政和外交之間作出區分，更搞不明白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帝國主義的西方怎麼會是同一個鳥東西，他們，迷茫了……
真是天有莫測風雲，國有旦夕禍福，就在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回過神來的時候，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震驚了世界，也徹底震傻了中國的知識分子。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就發生在這樣一個非常不幸的時候。在五四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暈頭轉向，客觀上是因為“亡國滅種”的危機和世界思潮的變動。當時中國知分子的救亡圖存的主要壓力來自外部而不是內部。
這是堪稱中國啟蒙運動的新文化運動和歐洲啟蒙運動的不同之一。當時歐洲的思想和人的解放運動完全是“內生”的，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壓力，動力來自內部，是對自身(包括制度)的反思和改造。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運動則是在列強的隨時侵略並亡國的壓力下展開的。
在亡國壓力下的救亡很容易偏離對人的解放的正途，而把每一個人都依附於那個國家――即便那個國家已被劫持。五四運動的一個嚴重不足，恰恰是將人從家族制度中解放出來的同時，帶著高尚的情感使人更完全徹底地依附於國家。他們以為國家得救了，他們愛國了，卻忘記了救亡國家的最終目的應該是人，是對人的救亡。而犧牲人來挽救國家則是本末倒置的。於是我們看到在過去九十年裡，不止一次，當竊國者宣佈國家得救了的時候，在這個國家裡生存的人，卻淪陷了。
時過境遷，今日的中國已經和九十年前大有不同。當今中國早就獨立，而且國力達到了歷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強們”雖然也比以前更加強大，但卻無力、也不 會侵略中國了。和九十年前相比，我們面前沒有了亡國滅種的外部壓力。可是，我們很多知識分子卻感覺到“不變”――我們的心境卻沒有多少變化，我們認為中國 處於轉折關頭，中國仍然需要“救亡”!因為我們都感受到了“壓力”――只是這個壓力不再來自列強的炮艦，而來自我們自己――我們內心那種希望國強民富的願 望。我們需要改變，我們需要五四愛國精神，我們需要走正確的路而不是邪路，我們需要崛起——國家的崛起，更是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崛起。把愛國解釋為愛民，把 人的解放看成是國家真正的崛起。
這，就是今天的“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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