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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合作經驗教訓

欄目: 經驗交流材料 / 釋出於: / 人氣:2.02W

兩次國共合作推動了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程序,時代的發展和兩岸關係的現狀使第三次國共合作成為可能。下面是本站小編整理國共合作經驗教訓的範文,歡迎閱讀!

國共合作經驗教訓

國共合作經驗教訓篇一

國共兩黨在歷史上的兩次合作,推動了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的勝利,促進了中華民族的進步,然而,兩次合作都未能延續下來,從而造成臺灣與祖國大陸分離的不幸局面。 國共兩次合作由於所處的歷史階段不同,時代背景不同所表現出從合作的內容到合作的形式不盡相同,通過國共兩次合作的比較,對於我們汲取歷史經驗教訓,展望未來有著積極的意義。

一、兩次國共合作的相同歷史因素 (一)從歷史時期而言,兩次國共合作都發生在近代亂世,具體說都是在中國近代歷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上演的,發生時中國的社會面貌大致一樣,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華民族都是在命運中煎熬。

(二)從合作基礎而言,兩次國共合作都是為了以兩黨聯盟為基礎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對付包括兩黨在內的中國人民當時共同的敵人,即對敵鬥爭的需要是兩黨選擇並肩攜手的本質原因。 (三)從相互關係而言,兩次國共合作都因國民黨力量的相對強大而都是以國民黨為主、共產黨輔之,在一定程度上共產黨主動納入到國民黨集團的行動體系。如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有了雙重身份,幫助國民黨整頓發展黨團組織、建設軍隊和各級政權;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改編為國民政府十八集團軍(八路軍),成了國民政府軍戰鬥序列。同時在兩次國共合作中,共產黨都保持著自己的相對獨立性。 (四)從革命性比較而言,在兩次國共合作中,共產黨的革命性都比國民黨的更堅決和更徹底,合作關係的破裂都是國民黨單方的責任。兩次合作,在結成聯盟之前共產黨都比國民黨思想上更有前瞻性,行動上更加主動積極;在建立統一戰線後共產黨都比國民黨更著意維護併為此容忍或反對國民黨孤立對敵、與敵妥協乃至反共反人民的傾向;合作關係結束前都是國民黨背信棄義對共產黨這一盟友加諸干戈,致使雙方合作關係破裂,如第一國共合作就是在國民革命取得基本勝利後,國民黨右派針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發動xx政變,致使共產黨遭受重大損失,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因此結束,迫使共產黨人起來反抗進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即十年土地革命戰爭。第二次國共合作就是在抗戰勝利後,以蔣介石集團為主的國民黨為獨享勝利果實實行專制,致意發動旨在消滅共產黨的內戰,迫使共產黨人再次起來反抗進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即三年解放戰爭。

(五)從外界反映而言,兩次國共合作都得到了國內人民群眾的支援配合,也得到了國際正義力量的歡迎和聲援,如第一次國共合作得到了蘇俄的指導和扶助,第二次國共合作得到了美國等世界反法西斯國家的贊同和支援。

(六)從歷史影響而言,兩次國共合作合作都深刻地改變了近代中國之命運,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世界近代歷史的程序,同時也對國共兩黨自身產生了重大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共兩黨的關係是中國近代史的發展主線。

二、兩次國共合作的不同之處

(一)促使國共兩次合作動因的側重點不同。

第一次國共合作主要在內因起了決定作用。當時國民黨是聲勢雖大,但如一盤散沙。孫中山革命數十年,成果被別人輕而易舉佔有。屢戰屢敗的苦果,使孫中山“在這些日子裡,我對中國革命的命運想了很多,我對從前所信仰的一切幾乎失望了。”使孫中山陷於一籌莫展,絕望之中。面對當時的形勢,孫中山決心兩手抓,一方面宣傳“黨義”,注重“黨德”,開始“訓練黨員”,重樹國民黨形象,既著手改組工作,另一方面又積極尋求幫助,通過蘇俄的幫助,藉助共產黨的新生力量,並從思想上、組織上對國民黨進行了全面改組。 第二次國共合作較第一次國共合作,側重於外因。即國難當頭、大敵當前。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關頭的歷史背景下實現的。當時蔣介石剿共剿得正酣,國共積怨十年,矛盾衝突重重,政治分歧也很大,國共兩黨內部對再次合作分歧很大,認識不一。隨著日本侵華的步步深入和民族矛盾的不斷激化,在全國一片“抗日”呼聲中蔣介石不得不放下“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重新考慮國共合作的向題。“西安事變”是國民黨內部矛盾的一個表現,直接促使國共合作的是共產黨的努力和日寇的入侵直接威脅國民黨集團的利益。

(二)複雜的國際背景。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都很敵視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制定了“聯俄”的政策,而共產黨也是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蘇聯的幫助,可以說國共兩黨的國際背景是基本一致的,但第二次國共合作中,情況就複雜得多。在共產黨方面,有共產國際和蘇聯的背景,在國民黨方面,既有英美的背景(蔣介石為代表),又有日本的背景(汪精衛為代表),並且這些背景,有時又互相交錯,對國共合作產生了不同的影響,構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鬥爭的複雜性,從這方面來說:第二次國共合作比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難度大。但是作為共產黨人,利用了這一複雜的矛盾,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為團結和擴大日民族統一戰線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三)兩次國共合作中,國共兩黨的目的不同。

兩次國共合作能夠順利實現,是因當時的政治形勢的特點和國共兩黨在一定革命時期的共同利益決定的,但表現出來的目的各不相同。1920xx年6月,中共為了統一思想,正式確定國共合作的方針在廣州召開“三大”,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決定在保持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獨立性的前提下,全體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大會討論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三個目的:第一、“政組國民黨為左翼政黨”;第二、“把優秀的國民黨員吸收到我們黨內來”;第三、“在中國共產黨不能公開活動的地方,擴大國民黨”;其目的和意圖是顯而易見的,這為以後蔣介石搞分裂,以及“清黨”埋下了伏筆。 而孫中山感受到了“軍人驕橫、黨務消沉”及和平統一中國希望破滅的巨大壓力,他認識到只有徹底刷新黨務才足以應付危局。在這個危局怎樣收拾,由誰來承擔此重任呢?孫中山想到了新生的共產黨,因為:“顧自民國肇造,變亂紛成,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許多優秀的國民黨員前仆後繼,為革命犧牲,能肩負治亂之重任的人才奇缺。孫中山真誠地歡迎共產黨的幫助。他曾對李大釗說:“你儘管一面做第三國際黨員,儘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因為認識到了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為要救活它,就需要新的血液”、“在鬥爭中能依靠他們的明確思想和無限勇氣。”可見孫中山從思想上發生了偉大轉變。在蘇聯和中共的幫助下,使孫中山完成了對國民黨的改組,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成為國共合作的堅實的政治基礎。

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正當中華民族面臨危機的嚴重關頭。其目的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從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上表現出來。1931年10月,蔣介石宣稱:“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故今日國內統一,不能為功。”蔣介石書寫過一份手令說:“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先安內。”即是說,國民政府的第一個責任“乃是剿匪來安內”,第二個責任“才是抗日來攘外”,這是蔣介石處理內政外交的一個基本原則。蔣介石在張楊的“兵諫”和國民抗日風潮中草草與共產黨合作。消極抗戰,國民黨政府抗日與剿共並重。在1931年7月23日,蔣介石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中宣稱,“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氣,則不能禦侮”。在這一方針指導下,國民黨一方面對日寇的軍事進攻,不得不採取武力對抗的政策,以應付時局;但另一方面,它又不願放棄或改革國民黨一黨專制的國家制度,因此對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抗戰活動,國民黨又設法加以種種限制和阻撓。所以在抗戰中,國共雖然進行了合作,但之間的磨擦不斷,皖南事變就充分露了國民黨當局的險惡用心。而共產黨利用國民黨的不積極抗日和弱點,將國民黨的政權一步步推向政治死角。為抗戰勝利後和平建國做了一次輿論宣傳。

三、國共兩次合作的形式、內容、形成。 (一)在形式上,第一次國共合作是黨內合作的組織形式,即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第二次國共合作是黨外合作的形式,也沒有做出具體的規定。這次合作與第一次國共合作不同是,還有各自的政權和軍隊。第一次國共合作是由兩黨的主要成員組成中央和地方委員會和聯合政權,並共同建立武裝。而第二次合作,雖然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政府改稱為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但國共兩黨有各自領導的軍隊和政權。有著相對的獨立性,只是國共雙方經過協商同意在有關大中城市和地區設立中共辦事處和八路軍辦事處,作為加強聯絡和協調兩黨關係的渠道。

(二)從內容上看,第一次國共合作有一個國民黨“一大”宣言作為合作的政治綱領,以完成對國民黨的改組和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為主要內容。第二次國共合作沒有一個正式的共同綱領,中共中央於抗戰後即公佈了國共合作宣言,提出總的三專案標和四項諾言後,經國民黨中央社發表,接著又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國民黨次年提出《抗戰建國綱領》三十三條,共產黨表示贊同,並願幫助政府加以實施。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目標是反帝反封建,但它主要打擊物件是帝國主義支援的封建軍閥。在開展反對封建軍閥的革命鬥爭中,除了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大力支援外,沒有得到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目標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且在合作的過程中,除了蘇聯的幫助外,英美帝國主義都成為中國抗戰的同盟軍,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孫中山的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既無舊仇也無新恨,孫中山把中國共產黨視為忠誠的朋友,與之合作;中國共產黨把孫中山看作是真正的民主派,爭取同他合作。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不念十年內戰的舊仇和積怨,為了對付共同的民族敵人而重新攜手,共赴國難的。

(三)在形成上第一次國共合作比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的比較順利,完成的比較徹底,也取得應有的效果,而第二次合作較第一次合作來說難度較大,合作也是表面的。這次合作國共兩黨之向積怨十年,有著直接的利害衝突,只有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時,蔣介石才發表“廬山抗戰講話”,做出一致抗日的樣子,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從這個意義說第二次國共合作是被動的,形式上的合作。

在兩次合作中,領袖的個人因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苦難中成長的孫中山,從小就知道勞動人民的疾苦,同情勞苦大眾,決心用自已的努力去改善勞動人民受壓迫、受剝削的困苦狀況。

在漫長革命道路上,孫中山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始終把尋求同盟者當作他革命活動和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課題。由於其思想的侷限,並不斷總結現實的魔難,認識到只有聯合發動廣大的工農群眾是革命的關鍵。所以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在孫中山的積極倡導下形成和展開的,隨著孫中山的逝世國共合作也破裂了,其間與孫中山的努力是分不開的,而第二次國共合作中,作為舊中國的獨裁者蔣介石,一味地堅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不承認共產黨的組織。將“安內剿共”為國家首要任務,既使在張楊的西安事變的逼迫下,做出抗日姿態,也不過是權宜之計。例如在抗戰期間,華北地區:國民黨河北保安司令張蔭吾於1938年12月16日,率部向冀中八路軍軍區司令部進攻,後令其參謀長活埋共產黨員多人,事後曾向蔣介石邀功說:“倭寇掃蕩八路軍,在他人以為大難當前,在我以為軍政開展機會”。1939年,山東的國民黨軍隊中流行著“寧匪化、勿赤化”、“寧亡於日、勿亡於共”和“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以不打”等反動口號,國民黨對八路軍和抗日軍民採取辦法是“見人就捉、見搶就下、見幹部就殺”。此類事件,不勝列舉,可見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艱難程度,國民黨在合作的外衣下,也掩飾不了其狼子野心,而以共產黨為代表的一方以團結為主採取了游擊戰術,積極抗日,成為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 四、兩次國共合作帶給我們的啟示

兩次國共合作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為中華民族帶來了光明。從中我們可以得到下列啟示: (一)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便凝聚著中華民族的希望,為實現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而奮鬥而服務,代表著中國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和支柱。因此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是中國各項事業前進的根本保證,黨興則國強。 (二)中國共產黨不僅是勇於鬥爭的黨,也是善於合作的黨,統一戰線不僅是我黨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我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創新的事業的永葆優勢的武器。

(三)合作是有前提的,即有外在的相互需要性,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內在的智慧、胸懷、勇氣和誠意。只要有共同的理想、追求、信念和意志,就可以發生統一的行動擦出耀眼的火花。國共兩黨歷史上的兩次合作都是革命年代為對付共同的敵人而走到一起的,期望兩黨在今日和平發展為主題的時代,斷然拋開歷史恩怨、獨身利益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為民族大義、為共同的建設而繼續開展合作。因為和則兩利、鬥則兩傷已是近現代中國國共關係史所明白證明了的。

(四)新的歷史時期要繼續加強民族凝聚力。在全國人民齊心協力求穩定、謀發展的今天,應繼續高舉民族團結、利益共同的大旗,避免對抗內耗,加強交流對話,追求互利共贏,通過國共再次合作實現祖國和平統一,並由黨派合作拓展到不同民族不同區域不同階層人民的大凝聚大融合,由國內社會和諧拓展到國際正義的大聯合,從而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開創新的更美好時代

關於統一戰線

中國革命建立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基本原則和基本經驗

(1)統一戰線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基本策略路線。統一戰線在中國革命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是中國革命程序中的一個基本特點和主要法寶。兩頭小,中間大:工人階級少,大地主少,中間小資產階級大

(2)統一戰線的必要性:主要決定於敵我力量的對比以及中國革命長期性與不平衡性的特點。 (3)分析中國社會在不同歷史時期主要矛盾的具體表現與變化以及各個階級、各派政治力量在民族民主革命不同時期的不同表現,在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建立統一戰線,不僅十分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中國革命統一戰線最根本問題是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 (4)中國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過程:(第一次國共合作>工農民主統一>抗日民族統一>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①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由於共產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導致了統一戰線破裂和國民革命失敗。

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以反對封建壓迫和國民黨新軍閥統治為主要目標的工農民主統一戰線。

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9月,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發展、壯大,是奪取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根本保證。 抗日統一戰線特點: ①廣泛的民族性和極大的複雜性; ②兩個政權兩個軍隊; ③沒有統一的組織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綱領; ④處於既有利又複雜的國際環境下。(多選把握)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總方針: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 對頑固派的鬥爭採用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原則。

④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解放戰爭時期,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起了包括全體中國人民在內的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5)實現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經驗。

統一戰線策略思想: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

①正確處理統一戰線中的兩個聯盟的關係。

一個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等其他勞動人民的聯盟,這個是基礎;另一個是無產階級同可以合作的非勞動人民的聯盟。

②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實現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堅持獨立自主的實質是領導權)。

③對資產階級實行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對民族資產階級要儘可能地聯合,以保證革命的順利進行。

無產階級實現對同盟者的領導必須具備:帶領鬥爭,施以物質福利,不損害其利益 為什麼說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章中,闡明瞭農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 (1)毛澤東分析了中國農民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指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

(2)農民是中國的基本群眾,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 (3)毛澤東強調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鬥爭在推翻反動政權,建立人民革命政權中的重大作用。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建設的主要經驗及其意義

1、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

黨的建設是一項偉大的工程。毛澤東為整風撰寫的指導性檔案:《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整頓黨的作風》

(1)有利條件是:

①是在十月革命影響下,根據馬列主義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黨建有一個好的思想基礎;

②中國的工人階級有堅決的革命性,黨的建設有一個良好的階級基礎;

③共產黨重視黨的建設,並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建黨理論,黨建有銳利的思想武器。

(2)特殊困難是:

①黨的理論準備不足;

②農民、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比較嚴重;

③封建主義思想影響相當嚴重;

④共產國際對黨的影響以及不適當的干預,黨內教條主義傾向,給黨建帶來特殊困難。 主要經驗:(看政黨是否先進:看理論綱領是不是馬克思,是不是代表社會正確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①著重思想上建黨,看指導思想和綱領是不是馬列主義的。(這是黨的建設的中心環節)。

②注重黨的組織建設,堅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基本要求:個服組織,少服多,下服上,全黨服中央)

③注重黨的作風建設,保持和發揚三大優良傳統和作風。(理論聯實際、密切聯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 ④正確處理黨內矛盾,創造了馬克思主義的整風形式。(整風運動方針和宗旨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黨建的意義:

整風是解決黨內矛盾的有效方法,進行馬列教育好形式,思想建黨原則新發展,馬列建黨學說新貢獻

①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學說。

②對新時期黨的建設仍然有指導意義。

國共合作經驗教訓篇二

歷史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在抗日的基礎上產生的。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已久。1920xx年,日本首相《田中奏摺》把日寇野心暴露無遺。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寇又加緊入侵中國。1935年的華北事變,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中國共產黨人率先喊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號召,得到了全體國人的擁護。中國國民黨出於維護自身統治與民族尊嚴,被迫放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國共兩黨再度走到了一起,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建立的合作,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後,中國共產黨為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1933年1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首次提出紅軍準備在三個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的協定。這三個條件是:(一)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二)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三)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又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確表示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實行對日作戰,紅軍願立刻與之攜手,共同救國。

宣言建議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黨派、團體、名流學者、政治家和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籌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並呼籲各黨派和軍隊首先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從理論和政策上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提出“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

瓦窯堡會議後,共產黨一方面積極促進一二九學生運動後全國人民中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浪潮,另一方面儘可能地向國民黨上層領導人和軍隊將領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1936年5月5日,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政府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將“抗日反蔣”政策轉變為“逼蔣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信中再次呼籲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迅速確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並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派周恩來、葉劍英等人赴西安談判,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6項條件。

為了促進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之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時提出四項保證: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共產黨願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秦邦憲(博古)、葉劍英、林伯渠等與國民黨代表蔣介石、宋子文、顧祝同等,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進行了多次關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談判。

但因國民黨方面堅持取消共產黨組織上的獨立性,取消紅軍,取消革命根據地的主張,雙方沒有達成協議。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向北平西南的盧溝橋發動進攻,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釋出通電號召全中國軍民團結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將《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送交蔣介石。《宣言》提出發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項基本要求,重申中共為實現國共合作的四項保證。17日,中共代表周恩來等在廬山與蔣介石繼續談判。同一天,蔣介石發表了準備抗戰的談話。

1937年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八一三事變),揚言3個月滅亡中國。由於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脅,8月14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宣告書》。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同蔣介石等就發表中共宣言和改編紅軍問題,在南京舉行第五次談判,蔣介石被迫同意將在陝北的中央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了爭取抗戰勝利的全面抗戰路線。

8月25日,中共xx釋出命令,中央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開赴華北抗日前線。10月間,又將在南方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任命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開赴華中抗日前線。在共產黨的催促下,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實際上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

國共合作經驗教訓篇三

不同點:

兩次國共合作方式不同:

第一次國共合作採取黨內合作形式。

第二次國共合作沒有具體形式:形式上為國民政府領導,實際上是中國***領導,保持著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

兩次國共合作政治基礎不同:

第一次國共合作是為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以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為合作的政治基礎。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

兩次國共合作的結果不同:

第一次國共合作由於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而中途破裂。

第二次國共合作則一直維持到抗日戰爭結束。

兩次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的成熟狀況和採取的方針不同: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中國共產黨還處於幼年,缺乏理論修養和鬥爭經驗,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放棄黨對統一戰線及革命武裝的領導權,導致大革命失敗和中國共產黨遭到血腥鎮壓。

第二次國共合作時,中國共產黨已從幼稚轉向成熟,當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再度破壞統一戰線時,中共堅持以鬥爭求團結的方針,對國民黨的反共軍事進攻堅決反擊,同時繼續爭取同國民黨維持國共合作,鞏固並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相同點:

背景相同:

都發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環境裡。

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作用相同:

兩次國共合作都是在中共的推動下實現的,第二次合作中國共產黨更是一個首倡者。第一次合作時,共產黨處於幼年時期,缺乏理論修養和鬥爭經驗,沒有自己的軍隊和根據地,帶著“二七”慘案的教訓尋求與國民黨的合作。第二次國共合作時,共產黨經歷了國良革命的失敗和國共十年對峙時期的挫折,在政治上已經成熟,擁有自己的軍隊和根據地,從民族大義出發,放棄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政策,主動與國民黨合作抗日。 共產國際都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對第一次國共合作共產國際不僅提出了具體策略,還派代表直接幫助。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起到了指導作用,但在具體行動方案上則體現了中共的獨立自主。 都經歷了複雜的內部鬥爭:

第二次國共合作以新三民主義為政治基礎,它是國民黨的政治綱領,與***的民主革命綱領存在原則區別。隨著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深入,國共兩黨的分歧必然顯露。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但沒有共同的政治綱領來約束雙方。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必然面臨兩個前途和兩種命運的選擇。

都推進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第一次國共合作掀起的國民革命,雖然基本上推翻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為革命的進一步發展準備了不少條件,畢竟因國民黨右派叛變和***政策失誤而最終失敗。第二次國共合作不僅完成了抗日大業,而且革命力量的壯大和黨的建設的成效為奪取民主革命的最後勝利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