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心得體會

不知道大家度過偉大的中國革命沒有？偉大的中國革命，這是以費正清視角展開的一部中國現代史。下面是本站為大家準備的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讀後感，希望大家喜歡!

費正清是世界上最負聲望的中國問題觀察家，是美國最具權威的漢學專家、中國史泰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中國研讀、旅行、教學。主要著作有;《美國與中國》、《偉大的中國革命》、《觀察中國》及《中國;傳統變遷》等。費正清先生曾經這樣說道：瞭解中國，人人都說，為了瞭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是重要的;但是誰為這件事做了些什麼呢?總應該有人把過去和現在聯絡在一起，特別是把19世紀的中華帝國，同1920xx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以來的人民共和國聯絡在一起。然，中國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又有幾人能夠真正瞭解並理解箇中的奧妙呢?

《偉大的中國革命》這本書是以費正清視角展開的一部中國現代史。時間跨度從晚清的1820xx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1985年，歷時185年。這185年間，中國真是發生了曠古未有的大變局：一向雄居世界之林的東方大國強國一下子變得衰老貧弱落後了;西方的堅船利炮在不覺中轟到了京都;閉關自守的國門洞開;國土幾被列強瓜分;和外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綿延20xx餘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西方文化傳入國內;大小起義不斷爆發;體制革新社會變法;軍閥混戰帝制復辟;國共聯合又分裂;共產黨一統天下;中國成了第三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改革開放搞活經濟東方大國重新崛起等等。

費正清先生從巨集觀的歷史和世界角度看待中國革命，橫向和美國的比較，中國人口眾多而相對自然資源缺乏，同時傳統的社會價值觀、文化和體制束縛著現代化的變革腳步，佔統治地位的上層士紳和文字書寫的制度，儒教控制了整個教育事業，使普遍民眾無法得到適應他們實際需要的正式教育，群眾只需從事能用鋤頭耕地，文字和思想都是少數精英和統治者的特權，他們側重於引經據典並由他們制定出有關儒教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範約束民眾的行為和扼殺思想，形成中華帝國表面上的統一。這正是這本書中吸引我的地方，它不同於我們所接受的歷史教育的部分。

這本書中最讓我歎服的還是費正清先生用外國人的視角或者說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看待這185年間中國發生的點點滴滴。例如：常常有人說，在20世紀初期，中國由於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統治領導，軍閥割據一方，倒為知識界提供了百花齊放的舞臺。而費正清說：“這種概括化的說法是不完整的，它忽視了一個事實，就是：20世紀把外國思想的重大刺激力帶進了中國。”因為“中國過去不同朝代之間單純的混亂，並不一定會產生新的創造性的事物。”這一說法也很實事求是。由於外敵入侵國門開啟，由於內憂外患敵強我弱，所以就激起了好多仁人志士或走出國門，或在國內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思想和文化，知識界才呈異常活躍的局面。就是後來指導全體國民的“毛澤東思想”也是在那時先在李大釗那裡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後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再加上他本人的個性化理解和創造，才逐漸形成的。

這是一部關於中國長期災難、鬥爭和再生的記述，由對中國有最徹底瞭解的費正清大師向人們敘述了19世紀的中華帝國、同1920xx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以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中歷史的連貫性，例如古代互相監督的保甲制度，今天就會變成街道辦事處，或者20世紀以前的下級士紳變成了民國時代的土豪劣紳，以及成為繼他們之後而出現的黨員幹部和今天的農村黨委書記。

書自1800以來開始，一個古代文明的封建國家在被堅船利炮開啟國門，人民有著從看起來優越的地位一下子可恥地墜落到一種卑劣的地位，從而謀求轉變成現代化社會的過程。其中裡裡外外都充滿莫測的變化，既有來自國外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如1839年到1842年的中英鴉片戰爭，1856-1860年的英法聯軍的入侵，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和1920xx年的八國聯軍反對義和團運動，還有就是1937年的日本侵略戰爭。而相同的時期又有五次內戰和革命，第一次是1850年-1864年的大規模的太平天國運動革命和伴隨而來的起義，最後都被以曾國藩、李鴻章為代表的舊封建王朝的漢族地主官僚打敗;1920xx年辛亥革命，是政體的革命;1920xx年-1920xx年的半途而廢的國民革命，為的是團結反帝;1945年-1949年的國共內戰;最後是1966-1976年由偉大毛主席發動的20xx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則被作者定義為革命激情和自作自受的民族災難兩者混合的高峰。費正清大師從巨集觀的歷史和世界角度看待中國革命，橫向和美國的比較，中國人口眾多而相對自然資源缺乏，同時傳統的社會價值觀、文化和體制束縛著現代化的變革腳步，佔統治地位的上層士紳和文字書寫的制度，儒教控制了整個教育事業，使普通民眾無法得到適應他們實際需要的正式教育，群眾只需從事能用鋤梨耕地，文字和思想都是少數精英和統治者的特權，他們側重於引經據典並由他們制定出有關儒教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範約束民眾的行為和扼殺思想，形成中華帝國表面上的統一。

中國是國家、社會和文化三者異常超絕的統一體，在被迫開啟國門後到19世紀中期和西方的接觸越來越多的時候，本以為高度平衡的帝國開始出現了內部的問題：由人口的眾多使得在中國是生產力很低很低的以人為勞動力為主的稻米種植，而且生活變得越來越成為你死我活的搏鬥，社會秩序和個人道德日趨墮落，儒家的品行常常成為公開的偽裝;上層和官僚的腐敗嚴重;五分之四的婦女被一種殘忍的纏足運動束縛和壓制於社會底層，很難想象這種源於上層階層色情的奢侈習慣居然能廣泛滲透和持久延續(約1020xx年之久)講究人情和實際的農民群眾，男人籠絡著婦女，使她們殘傷了自己，表面上達到性的滿足，實際則永遠實行著男性的統治，這真是一種慘絕人寰的創造;同時五分之四的農民處於極為不平等的地位。民族主義和平均主義出現，淪為半殖民地的清王朝在經歷過太平天國運動的內戰和外國列強的侵略和洗劫一直處於風雨飄搖的地位，無論是洋務運動和戊戌政變都沒能挽救清王朝的滅亡的命運。1920xx年的辛亥革命完成了政體的革命，此時卻進入軍閥時代，上自袁世凱開始，下至蔣介石為止，兩者都統治著一個名義上統一的實體，是軍事統治下的政治分割，其中多數分割者是各省的督軍，一片混亂，中國仍處於半殖民地，不平等條約仍然存在，公共道德敗壞至極。此時文化成就的景況卻是欣欣向榮。國民革命導致了南京政府上臺，國民黨完成上層建築的建設，在城市裡奠定了它的基礎但還揹負著舊體制各種問題的沉重包袱，又由於日本的1931年的入侵，走上軍事法西斯獨裁，失去了廣大民眾的民心。相反，中國共產黨為生存越來越能夠使它自己成為一個早已該進行的深刻社會革命的領導者(農村革命)，完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化。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開始了內戰，初期佔據絕對優勢的國民黨由於通貨膨脹失去民心，指揮的混亂導致失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真正獨立和重新站起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人的印象裡還是一個由少數精選出來的中央掌權者為首的官僚機構治理著人海般的社會，從1949年到1985年這35年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49年到58年建國初期;之後發生了58至60年的大躍進，這場國家的災難，約20xx萬到3000萬的人由於缺乏營養和災荒而喪生，是毛主席直接造成的;1961-1965年的經濟恢復期間;接著是1966-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平均主義和為打破歷史桎梏，毛主席發動群眾人民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習慣、舊習俗)，上層階級――知識分子和官吏遭到千百年都壓迫的農民群眾報復性和殘酷打擊，農民世世代代受孔孟之道“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階級歧視壓抑;1978年的階級鬥爭結束轉為經濟改革開放。

偶然的歷史事件在背後必有著深層次的社會(文化、體制和傳統)背景和同時期的世界環境，因此它又不可避免要發生。追本溯源在歷史的連續性和“朝代迴圈“中，歷史就是一面鏡子，它能照著現在。

美國學者費正清先生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生前一直領導著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術研究，曾經寫出了大量膾炙人口的有關中國歷史方面的學術著作。費正清先生的作品博學而不拘泥於傳統歷史的敘事方法，有著“精警生動的文筆，得心應手的敘述，熨貼入微的觀察”，對中國目前的現代化程序起到了客觀的借鑑作用，對世界認識中國，瞭解中國更有著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偉大的中國革命》是費正清先生主要的作品之一，他以一個歷史學家公正的治史態度，跳出了地域政治的狹小圈子，以一種“宇宙公器”的大歷史視角，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程序進行了詳致的還原與解構，並通過縱向和橫向的歷史比較，對中國傳統與現實之間的關係進行了細心的爬梳與清理。在費正清先生的筆下，歷史已經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單調記錄，而變成了一種深刻的歷史解析和微妙的私人感受，通過對費先生的解讀，我們可以拋開歷史表象的東西，而直接把握到中國近現代史的本質，對中國革命的程序產生出深刻的感性認識。

歷史首先是一個相互滲透的過程，每一個階段都是上一階段的延續，而決不會是一個孤立的存在。費正清先生正是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入手去溯本求源，以求深入瞭解中國革命程序中的種種內外因素。費先生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專制歷史非常悠久，專制意識根深蒂固，專制文化相當發達的封建國家，它既有著長期“天朝上國”雄視四夷的文化優越感，又有一整套錯綜複雜，而且自行運作的宗法制官僚的惰性體系，這種文化體現為一種內斂式的“內在爆炸”，“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它不願意改變它的社會價值觀，文化和體制”，也正是這樣一種傳統文化阻礙了中國革命的程序，制約了中國現代化的實現。所以中國革命註定了不會是一個固定的概念，而只能是一個傳統文化分崩離析，西方先進的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逐漸滲透的漸變過程。

出於敘述的需要，費正清先生把中國革命的程序分作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晚期的中華帝國：成長和蛻變(1820xx年-1895年)”，這是中國近代屈辱史的開始，同時也是中國近現代革命的萌芽和發展時期。

中國自古即自命為“天下之中”的“天朝大國”，中華帝國本來就沒有真正的外交關係，所謂的對外關係也只是為了“宣我聖教”“布我威德”，乃是“柔遠”“懷柔”之術，是對於野蠻民族的教化過程，根本談不上有什麼對等，公平的外交意識。中華帝國在伊始也正是以這樣的心態去面對不請自來的西方列強的，但是鴉片戰爭的炮火很快就擊碎了滿清政府“天朝大國”的帝國美夢，到甲午戰爭結束，中國近代革命的歷史已經到了一個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關鍵時刻，人們已不得不去痛苦地面對這個嚴峻的現實，在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頭，任何對於傳統文化所報有的幻想都顯得那麼不切實際，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體用”之爭，到重新審視自己的文化傳統，他們終於得出一個結論：舊瓶不能裝新酒，中國必須從根本上改變自己，才有可能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新的革命已在醞釀之中。

費正清先生對於鴉片戰爭的解釋曾經遭到了華裔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的激烈批評，對於鴉片戰爭，《偉大的中國革命》表示了以下觀點：“鴉片戰爭的發生意味著中國拒絕在外交平等和對等貿易的基礎上參加國際大家庭，結果導致英國使用武力。”其觀點就是鴉片戰爭的根源並不在鴉片，這顯然是不能自圓其說的，這樣就將鴉片戰爭的責任搞成了一筆糊塗帳，並試圖在輕描淡寫中一筆帶過，有為西方列強推卸責任之嫌。拿鴉片來與一個主權國家搞“對等貿易”，本身就是無稽之談，在此唐德剛教授反問，如果拿鴉片同美國搞“對等貿易”，美國會同意嗎?這無疑是本書的敗筆之處。

縱觀海外歷史書籍，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對李鴻章的評價可謂眾口一詞，交相讚譽。其實，拋開民族意氣與政治偏見，以一個局外人的眼光去解讀李鴻章，所謂“以夷制夷”，也只是一個清醒的政治家面對西方列強所能採取的唯一對策，“不過是在無可救藥的環境中不斷地修修補補和玩弄權術而已”，乃是弱國無外交的外交，只是為了在夾縫中求生存，在列強之間求平衡。同時還應當看到，在李鴻章身上也明顯地帶有一個老政客虛與委蛇的官僚習氣，而“以夷制夷”說穿了也正是官僚階層生存自保的本能之一，用在外交上去對付洋大人，竟成為一種有效的外交手段，真讓人啼笑皆非。李鴻章之成為一個悲劇性的歷史人物，自有他不可逆轉的歷史宿命，因為他所維護的是一個不合時宜，搖搖欲墜的反動宗法政權，他的失敗亦不過是傳統社會內部矛盾激烈鬥爭的最終結果，如是而已。

《偉大的中國革命》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別為“晚清帝國秩序的變革(1895年-1920xx年)”，“中華民國時期(1920xx年-1949年)”。前者敘述了甲午戰爭之後中國面臨的嚴峻形勢與滿清帝國的最終滅亡，以及中國現代革命的發端;後者對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問題與中國革命的程序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與剖析。中國現代革命的發端有著兩個平行的過程，即政治上的軍閥混戰，國共之爭，與文化上的以“五四”為標誌的啟蒙運動。在此費正清高度讚揚了白話文的普及，他認為白話文標誌著文化的平民化，標誌著愚民政策所設定的最大屏障已經被拆除，對於傳統文化的改造有著非常深遠的歷史意義。但是由於中國長期處於一個宗法專制的社會形態之中，自古就缺少自由主義傳統，西方的民主傳統對於中國的社會現實而言未免有些遙不可及，以中國的社會土壤所疾需的並不是美國式的民主，而是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倒是“俄國和中國的專制政治和落後狀況，使兩國間在某些方面互相效仿。”於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成為中國革命的現實參照物。

毛澤東無疑是一個充滿了傳統文化智慧的農民領袖，他目光遠大，對中國的社會形態有著入木三分的認識。毛澤東本人並沒有受到歐風美雨的薰陶，他更注重中國革命的實際效果，毛澤東敏銳地看到在中國這個農村大國，只有農民才是最義無返顧的革命者這個基本的國情，所以“群眾路線”就成為毛澤東實踐上的重大突破，同時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權變。事實上，毛澤東眼中的所謂“民主”，不過是民粹式的，多數農民的民主，這種民主的實質與傳統社會“實其腹，虛其心”的愚民政策亦不過一步之遙而已，毛澤東的組織原則也仍未脫封建社家長制的運作方法，但他的單純的組織與熱情，也最容易喚起農民對於“烏托邦”社會的狂熱嚮往，那種農民式的平均主義理想，最終在毛澤東的手中得到了發揚光大。

相比之下，國民黨則是一個魚龍混雜的大拼盤，其內部腐朽不堪，一團爛汙，蔣介石本人亦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既沒有膽量去獨裁，又沒有肚量去民主，更重要的是他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實際問題，國民黨的最後敗落又豈是偶然?所謂時勢造英雄，毛澤東正是以他獨具的個人魅力和超人的政治魄力成為中國現代歷史最為現實的選擇。

《偉大的中國革命》最後一部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985年)”，費正清先生對中國當代的這一段歷史進行了審慎的清理和頗具私人意味的解讀。“中國革命中發生的一切，無非是回到舊帝國的結構中去，只不過有了現代化的技術和群眾的愛國主義而已。”因為有了這個前提，毛澤東所需要的“新知識分子”實際上是思想統一之後的一種社會工具，其本身並沒有獨立的人格可言，也正是在“中國最精貴稀少的人才喪失了活力”之後，“在這樣的譴責和反知識主義氣氛中”，人治的弱點已經逐漸暴露無遺。“大躍進”和“十年文革”正是個人極權的必然結果，它們從各個方面暴露出中國仍然只是一個包著現代化外衣的傳統帝國，同時也說明對於文化的改造也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個長期複雜的社會工程。

新中國前期的現實說明了以對待農民的政策來發展城市文化，顯然是南轅北轍的，“中國的政治生活由於包容了農民，就被拉下到嚴峻和無知的農民水平。”基於以上事實，費正清先生對毛澤東得出以下評論：“他是一個缺乏建設中國現代化知識，謙遜的態度和忍耐力的農民英雄。毛澤東太專注於他那最新式的農民造反傳統，而不屑於理解中國應該和他的‘五四’時期的前輩那樣，刻苦研究外部世界和中國本身。……總之，他是屬於王朝統一者式的偉大傳統人物。”這既可以看作是對毛澤東本人的評價，也可以讀作對那個時代的總結。

費正清先生對中國目前的現狀是理解的，對中國的將來則是樂觀的，“中國人口從來沒有今天這麼多，通過一箇中央權威保持統一，仍然是必要的;管理這麼多的人民只能依靠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機構必須由受過訓練的精英組成，地方當局在農村代表著國家。”費正清先生欣喜地看到改革開放後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各項令人矚目的成就，正在把這個古老的國家導向一個自由的國度，這正是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擋的時代趨勢。

中國的政治歷史從來都是“成王敗寇”的政治歷史，每一次政治上的改朝換代，也是歷史上的又一次另起爐灶，從來都把前朝的政績一筆抹殺，而不是在批判的基礎上進行揚棄，這種對意識形態的專制手段是非常可怕的，其危害也是難以估量的。費正清先生對於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探討，首先是站在了一個公允的立場上，對中國各個階段的革命歷程進行了不偏不倚的解讀。他的成功之處在於沒有以西方慣有的價值標準為取捨來衡量中國的近現代歷史，而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依據，並設身處地地考慮到中國長期所處的國情，對中國革命的現代化程序進行了深刻反思，做為一個美國的歷史學者，這一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正如費正清先生所說的那樣：“任何一種新的中國的世界觀，必然是一種適用於全人類的世界觀，而不是地區性的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歷史的作用也是這樣，中國革命的歷史也決不僅僅屬於中國，而是世界文明史的一面鏡子，是全人類的一份寶貴的文化財富。

費正清先生的作品從一個新的角度為我們印證了傳統中國的一句老話：史者，宇宙公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