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工作心得體會感想

當工作進行到一定階段或告一段落時，需要回過頭來對所做的工作認真地分析研究一下，肯定成績，找出問題，歸納出經驗教訓。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整理的年度工作心得體會範文，歡迎大家閱讀。

3月5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成功召開，這對全國人民來講，是一件喜事，更是一件盛事。人們期盼著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會出現哪些好事大事。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期盼，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感受。愚人就個人學習完今年國務院做的《政府工作報告》後的幾點感受與大家交換一下，僅以淺薄見識，以表關注。

第一個感受是，整體而言，在文章篇幅上，較往年而言，大有縮減，實的多，真的多。在語言上，充分體現了平民化、大眾化、樸實化的特點，用老百姓的話說老百姓的事，說人民群眾關心的事，講對人民群眾有用、能解決題目、造福子孫後代的話。在會議時間安排上，有了很大的縮短，真正體現了開短會、開精品會、開務實會的會風新面貌。

第二個感受是，在改善和保障民生方面，中心政府今年的力度很大，讓人民群眾看到了希看，有了盼頭。讓廣大黨員幹部更加堅定了決心，更加建立了信心，始終和黨中心保持一致，同船共濟，攻堅克難，實現小康。比如報告中，在講到扶貧開發的題目上，有這樣一句話：“我們要繼續向貧困宣戰，決不讓貧困代代相傳。”當愚人看到這句話時，很受鼓舞，振奮人心，更是震動了我輩的靈魂。由於貧困致使的落後，再由落後致使思想上的閉塞、經濟上的滯後，以致於造成文化、教育、衛生等社會公共事業方面的巨大差異，終究致使對下一代成長的影響愈來愈大、愈來愈深，已到了迫在眉睫的時刻，我們必須要克服它，獲得終究的成功，實現全面小康。

第三個感受是，在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方面，政府決然是果斷有力的。報告中講到：“海洋是我們寶貴的藍色國土。要堅持陸海兼顧，全面實施海洋戰略，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環境，果斷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大力建設海洋強國。”這表明政府在維護國家海洋權益上的決心和信心是不可動搖的。經檢視一些資料獲知，比如：我國海域總面積達350多萬平方千米，總生物生產量為1200多萬噸，可供捕撈生產的漁場面積約280多萬平方千米，海洋生物質源高達20xx0多種，還有大量石油、自然氣等等豐富的海洋資源，有誰會不垂涎欲滴呢?只有加強我們的海洋氣力，才能更好地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與人民一起共建海洋強國，

第四個感受是，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面，報告中充分體現了中心政府的決心：我們要果斷打擊一切褻瀆國家法律尊嚴，挑戰人類文明底線的暴恐犯法，確保廣大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共同建設平安中國。這也是對雲南昆明發生的3.01暴力恐怖事件嚴重譴責，進一步表明中國政府和人民要永久站在一起，要切實把加強社會治安綜合管理放在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把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名，和人民一起共建美好家園。

第五個感受是，在對待周邊外交題目上，中心政府的態度是強硬的，聲音是洪亮的。“全面推動周邊外交，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維護二克服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決不答應開歷史倒車。”在歷史眼前，我們必須要端正態度，堅持自己的態度和原則，決不答應任何人往顛到黑白，擾亂視聽，玷汙歷史的清白。特別是80後的我們，更應當時刻銘記歷史，牢記自己的使命和責任，肩負起應有的擔當，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自己的貢獻，奉獻出自己的聰明。

總之，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有多個“第一”，說實話幹實事，不空洞不用套話，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打折扣。真正體現了新一屆政府是為民服務的政府，是為民務實的政府，是為民清廉的政府，是為民高效的政府，更是把人民群眾利益至上的政府。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解決了頂層設計的問題。下一步，還要解決誰來幹活，誰來改革的問題。

“政府工作還存在不足，有些政策措施落實不到位。少數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亂作為，一些腐敗問題觸目驚心，有的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該辦的事不辦。”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了問題。

去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50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5.7%，與過去20%以上的增長相比，投資增速明顯下降。原本對GDP數字十分敏感的一些地方政府，彷彿一夜之間“脫胎換骨”了。在地方財力緊張和人事變動頻繁的客觀背景下，一些官員主觀地把微刺激簡單理解成了不刺激，結果導致改革和調結構推不下去。

基層官員不作為的現象有一定原因。

官員任務導向的轉型，即從以前的經濟指標的單一目標轉型成為多元目標，使得很多官員不知如何行動。追求GDP的目標，對各級官員說都是正面的，因為大家都可以獲得利益。現在政府官員的目標多元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不再追求GDP指標，但其他的指標例如環保、社會滿意度等多了起來，一些官員就表現出劣勢來。

領導幹部選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學性，尚未形成競爭擇優的管理機制，未能真正做到幹部能上能下;現有制度對於那些安於現狀、不思進取、得過且過的“隱性失職”行為，尚未實行有效問責制度;啥都不幹，難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擔風險，模糊考評滋生了“庸官能混，懶官能撐”的土壤。

基層官員的不作為具有嚴重惡果。一方面各地稅收大幅下降，都喊著缺錢;另一方面又有大量資金趴在賬上沒用。一方面民生需求嗷嗷待哺，另一方面大量資金又呼呼大睡。更重要的是，無論是產業的升級、環保的改善，還是中產階級的塑造，不僅是市場的行為，而且和政府的作為密切相關。如果基層官員不作為，任何好的政策都難以實行。

針對這樣的現象，去年六月初，國務院就已派出督察組，在各地區、各部門自查基礎上，對16個省(區、市)、27個部門和單位進行了督查，並在自查和實地督查基礎上引入第三方評估。這對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髮揮了重要作用。

今年，已經提出了要求，各級政府要切實履行職責，狠抓貫徹落實，創造性開展工作。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機制，對實績突出的，要大力褒獎;對工作不力的，要約談誡勉;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

如今，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在全球範圍內得到重新審視。在中國的現實中，在財政收入快速增長，稅收佔GDP比例不低的情況下，政府更好地擔負起保護脆弱群體、保障所有公民基本尊嚴的責任，劃撥出足夠的開支用於民生的改善是理所應當的。這些訴求並不是盲目追求“大政府”，而只是追求“有效政府”。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根本上說是發展問題。強調不簡單以GDP論英雄，不是不要GDP了，也不是不要經濟增長了，如果不能保持一定速度的發展，擴大就業和改善民生就沒有物質基礎。

“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對於那些不能“為民做主”的庸官和懶官來說，“好日子”到頭啦。

2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為應對持續加大的經濟下行壓力，我們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實施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積極的財政政策注重加力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注重鬆緊適度，多次降息降準，改革存貸比管理，創新貨幣政策工具，加大對實體經濟支援力度。”上述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巨集觀調控方式的轉變，即由“一般干預”逐步轉向“精準干預”，不斷適應巨集觀經濟實踐的需要。

一、“一般干預”的總量調控容易導致矯枉過正

所謂“一般干預”是指採用具有貨幣性、短期性和總量性調控特徵的凱恩斯主義一般政策，對經濟增長、就業率、物價總水平、進出口總量等總量指標進行干預。凱恩斯主義屬於大規模國家干預理論，依託市場經濟基礎對巨集觀經濟總量進行調控，以成熟的市場環境為隱含假設條件，即要素自由流動、競爭相對充分，資源流向邊際收益最高的地方等。即使如此，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巨集觀調控實踐中仍然存在著政府過度干預的情況，從而壓制了社會經濟的活力，妨礙了市場經濟的有效執行，影響了經濟的長期發展。

在我國巨集觀調控實踐中，採取“一般干預”的調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應對經濟面臨的負面衝擊和下行壓力。但是，在特殊的體制與經濟結構下，“一般干預”的調控方式也會帶來相應的“政策後遺症”。例如，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高度依賴商業銀行信貸與國有經濟渠道，貨幣政策過於寬鬆、實施方式相對粗放，容易強化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投資的軟預算約束，從而加劇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產能過剩與債務風險等問題。

因此，20**年以來，面對巨集觀經濟下行以及經濟中普遍存在的結構性矛盾，政府在貨幣政策方面，“實施定向降準，擴大信貸資產質押和央行內部評級試點，發揮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的逆週期調節和結構導向作用”(央行《20xx年四季度貨幣政策報告》)。在財政政策方面，則採取結構性減稅，加大對新興產業發展的財政補貼，設立專項基金等政策方式引導市場經濟主體的投資行為，不斷調整和優化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結構問題。總體上看，巨集觀調控方式開始轉向“精準干預”，力求避免“一般干預”的矯枉過正所帶來的經濟波動，促進經濟的結構優化和長期均衡發展。

二、“精準干預”的調控方式利於經濟轉型升級

調控方式的選擇與轉向是由社會經濟中主要矛盾的動態變化決定的。從我國的發展歷程看，巨集觀調控方式曾從“全面干預”轉向“一般干預”，再由“一般干預”逐步轉向現在的“精準干預”。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一個較長時期，特殊的國情促使我國政府採取“全面干預”的巨集觀調控方式對經濟進行管理，最終建立了較為完備的重工業體系，為後續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然而，從實踐來看，“全面干預”也導致了微觀經濟缺乏活力，經濟增長缺乏內生動力，不再適應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1978年以來，我國開啟了漸進式的增量改革方式，重視市場的調節作用，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1992年後逐步確立了構建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注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全面干預”政策也隨之轉向適應經濟實踐需要的“一般干預”調控方式，但在我國漸進式改革過程中，由於產品市場與要素市場改革的不均衡、競爭性行業與行政性壟斷行業的不均衡，“一般干預”的巨集觀調控面臨著不完善的市場化條件，“一般干預”方式在穩定巨集觀整體方面作用明顯，但是卻無法解決甚至加劇了經濟結構的不均衡。

在當前“三期疊加”的經濟新常態下，政府在適當擴大總需求的基礎上推進各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髮展現代化農業、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治理環境汙染、培育戰略新興產業、消化過剩產能等等政策措施被提出，新形勢下的巨集觀調控需要兼顧“保增長”、“調結構”與“促轉型”等多重目標，自然地，“一般干預”的巨集觀調控方式已不再適應實踐需要，因此，“精準干預”的調控方式成為適應新常態下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然選擇。

所謂“精準干預”是指政府通過精準的干預手法縮小干預範圍、減少干預成本，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與主導性作用，兼顧和實現巨集觀調控多重目標。因此，“精準干預”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具體來看，“精準干預”的手法主要包括相機、定向、協同、自清等四個方面：相機主要是從時間層面把握政策出臺與實施的精準時機;定向主要是從空間層面確定政策引導與作用的精準方向;協同主要是從效果層面形成不同政策手段的精準搭配;自清主要是從調整層面上做到政策負面效應的精準清退。例如，當經濟快速下滑以及系統性經濟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時，就需要果斷地採取“穩增長”的短期政策措施;而當經濟環境相對穩定時則需要快速調整短期化政策，著眼於出臺“調結構”的政策，不斷克服市場配置資源面臨的結構性約束，形成經濟長期增長的內生動力。

三、“精準干預”的有效實施需要審計監督保障

“精準干預”的有效實施涉及到政策制定、實施、執行、反饋與調整等多各環節。我國具有明顯的大國經濟特徵，在巨集觀調控政策的傳導與作用過程中難以迴避或消除諸如交易成本與有限理性等影響政策效果的各類經濟與非經濟的因素，即使反覆論證過的政策也可能出現效果不佳的情況。例如，定向寬鬆的貨幣政策，本應發揮結構調整作用，支援中小企業和農業現代化建設等，但是商業銀行作為相對獨立的經營主體，其信貸投向受到風險與收益權衡、內部績效考核等因素影響，容易發生偏離政策目標的行為。財政政策的區域轉移支付本應用於調節地區經濟不平衡問題，但是地方政府剩餘控制權的濫用可能導致轉移支付無法發揮真正作用。

劉家義審計長指出“國家審計是國家治理的基石與重要保障”這一科學定位，把國家審計的作用範圍擴充套件到經濟社會執行等領域。巨集觀調控屬於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國家審計對於“精準干預”的有效實施具有重要的監督保障作用。在我國實踐中，一般採用政策執行情況跟蹤審計，持續跟蹤巨集觀政策的執行情況，發現政策執行中存在的問題和缺陷，並促進問題整改，保障各項巨集觀政策措施落到實處。從實際操作上看，政策跟蹤審計一般是在政策出臺之後採取了事後監督的審計方式，沒有前置到政策制定與實施前的預評估環節，可能會出現審計方案不夠全面，審計流程進度較慢以及審計結果反饋的及時性不夠等問題，進而導致政策調整錯過最佳視窗期，不再適應“精準干預”的巨集觀調控要求。因此，政策跟蹤審計需要轉向全週期政策審計。

全週期政策審計對巨集觀政策制定、實施、執行、評估、反饋與調整等環節進行全面治理，強化對政策實施時機、政策引導方向、政策手段搭配和政策負面清理的全面審視，為“精準干預”的有效實施提供監督保障。國家審計部門需要參與巨集觀調控政策制定過程，深入瞭解政策執行環節、執行主體、政策目標，預備精細化、全面化、可操作的審計方案，與巨集觀調控政策同步出臺。在實施全週期政策審計時，需要注重定量與定性相結合，通過審計資訊化手段對結構化與非結構化資料進行分析，全面評估政策執行效果，並及時反饋至政策制定部門，為政策的調整提供充足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