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合之眾》，第二次讀，第二個譯本。感覺馮譯比胡譯更好，因為馮譯更能體現出勒龐觀點警句性的力量。“烏合之眾”，怎麼會有這麼棒的詞!太喜歡漢語啦!
編排的原因，譯者序放到了書後。譯文和非譯文的交替，給人一種潛水很久，終於冒出水面，暢快呼吸的感覺。讀勒龐原文有種憋氣的感覺，一開始抱著久仰大名的熱情還能津津有味，後面越來越啃不下去。
原文基本全是作者觀點噴發，就是斷言斷言斷言，不解釋不解釋不解釋，作者說彷彿在說不懂就記住吧，我肯定是對的。這也正符合作者斷言法、重複法、傳染法的大眾心理操縱理論。
讀的過程就是在看作者指著一個群體化身而成，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壯漢，不斷吐槽數落。讀起來很容易感到乏味但讀完已不知不覺受到他觀點的影響，慢慢認同他的觀點了。一本充滿偏見、怨念、吐槽的小書，卻能從出版伊始持續盛行至今，就是在於作者直覺得來的觀點又總是能讓人信服。
從眾心理，人皆有之，可一旦從眾，便失去自我，成為烏合之眾，在人類文明的階梯上倒退好幾步。可是誰不喜歡那種群體帶來的力量感和正確感，這就是一個難以避免的社會陷阱。就像買基金買股票，追漲殺跌，誰不是跟著跑?最後七虧二平一賺。
中譯者序中說，烏合之眾的當代意義在於它發現問題的功能，而非解決問題的功能。我認為對於讀者的意義應該是讓我們意識到群體的存在，而且我們隨時可能置身其中。由於勒龐對我們耳提面命地說過群體烏合之眾的特徵，我們也就有了更高的反省力，也更可能跳出局外去思考，開天眼，覷紅塵：我是不是已經喪失自我，把理性全部交給了群體的感性，漂浮在群體雄赳赳氣昂昂的風暴之中。是的話，快快醒來。
每個平庸的人都想創造出個性上的新奇特點。當你某天冒出了某個不得了的念頭，然後認識了有著同樣念頭的人，幾個人湊在一起就以為自己是個小組織，人越來越多就搞出了一個群體。大家都那麼肯定彼此的念頭，堅持著，鼓勵著彼此。因心中懷揣著同樣的信念而同樣被社會特別對待，相互同情，舔舐對彼此身上不存在的傷口。有時候群體會感染一個人，在群體內的任何人都誤以為自己充滿了力量。
人待在群體內，性格會互相影響、眼光也會被統一，身上的平凡的特質被無限放大，具有耀眼魅力的人漸漸掌握了領導地位，也許是不受控制的。相反，他們獨處時又漸漸收斂，很少有人夜深人靜的夜晚捫心自問一句：我是誰，我在哪兒，我在做什麼。傳播力廣不代表有公信力，也不是聲望大的人說的就是真理。但既然有些話人們通常選擇不說、不去討論，並不代表那些話我們不會說、不去思考，也許這些念頭真的會傷害到某一些東西。法無禁止即自由的處事方法終將會受到名為道德和生命的審判。群體內的人是沒有獨立性的，也許沒有誠實，也許沒有個人情感，真相到底如何也無人得知。如果群體的領袖有信仰，那麼強者必定會壓迫在弱者，在他的性格中留下強者的信仰痕跡。組織會有意無意的擴大組員們的想象，更加堅信那個念頭，那個促使他們聚在一起的念頭。群體內的個人慢慢忽視本能，往往簡單的快樂並不來自自身，更多時候來源於服從，因為無需思考、無需個人行為。其實你靜下心來，想一想，如果不是因為這個群體，不因為當初那個共同的’念頭‘，你究竟會不會和這個群體內的其他人接觸?是否即使出於禮貌也不願同桌就餐?
他們的人品、外貌、品位、教育程度是否因為群體的粘合力而過分放大了呢?群體思想的層次太低還是思想的質量很差?我從不懷疑‘平等，自由，民主’有問題，那不是幻想。但因為這些詞彙聚集起的這群人，他們來的是多麼容易，甚至無需招攬就蜂擁而至。她們帶著對社會制度、法律法規的仇恨聚集，來來回回說的也無非是自己叛逆的情緒，這並不是這個詞所想的初衷。從始至終都沒有拼誰不怕死、誰更懂得死出價值，’平等，自由、民主‘這兩個詞僅是希望給一些迷茫的孩子一些人生指南，想要大家知道如何更好的活下去。仔細想想，過去有多少群體領袖利用人們的信念去發起戰爭，殺戮過後缺再次建立起與過去相同的制度，當初那個群體主張的自由與民主變成了一個笑話，整個歷史、政治、宗教、藝術何文學歷史都已經深刻的印證了這一點。群體究竟是什麼時候變成了這群擁有粗鄙思想人類的庇護所的?進入一個人人都想成為亂世英雄的群體聚會到底有什麼意義?是的亂世出英雄，那麼亂世在哪裡?群體擁護者們明知沒有亂世便製造亂世、製造英雄的。現在可以肯定的是，群眾的思想層次才可以決定群體的未來，是那個‘念頭’最後走向的唯一要素。當脫離群體，重新開始。不再接受組織內的暗示，任何暗示。不再一味抵制社會，不再因為組織內想象出的“年輕人犯錯上帝也會原諒你的”而盲目行動。有懷疑的情緒並不是奇怪!
犯錯就是犯錯，沒有人會原諒你!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原諒”這件事，你感受到的“原諒”的真實情緒不過是：“不在乎” 和“愛”。看不到你的錯無非是太愛了，或是根本不關心。當個人脫離那個念頭或是組織，會得到自由，有更多的時間與自己獨處，發展自我保護意識，也更有個性。冷靜下來後，回頭再去看體質內的自己，會驚恐於自己脫離後的感情變化，當處理無情現實和狂熱理想時，那種“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世人需要理解我們，我們要將自己的精神傳播出去，除你們以為的自由之外還有別的自由”的想法將不再被曲解，信念無需被肯定，也無需被傳播，更需要被書面化。它在你的一言一行舉手投足之間自然呈現。反正，無論什麼樣的念頭，至少不是群體通過專治踐踏社會治安去證明它是不是對的。
法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勒龐，以研究大眾心理學著稱。他認為現代生活逐漸以群體聚合為特徵。在《烏合之眾》中他指出個人一旦進入群體中，他的個性便湮滅，群體的思想佔據主導地位;而群體的行為表現為無異議、情緒化和低智商。
“群體不善推理，卻急於行動。它們目前的組織賦予它們巨大的力量。我們目睹其誕生的那些教條，很快也會具有舊式教條的威力，也就是說，不容討論的專橫武斷的力量。群眾的神權就要取代國王的神權了。”“一些可以輕易在群體中流傳的神話所以能夠產生，不僅是因為他們極端輕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像中經過了奇妙曲解之後造成的後果。在群體眾目睽睽之下發生的最簡單的事情，不久就會變得面目全非。群體是用形象來思維的，而形象本身又會立刻引起與它毫無邏輯關係的一系列形象。我們只要想一下，有時我們會因為在頭腦中想到的任何事實而產生一連串幻覺，就很容易理解這種狀態。我們的理性告訴我們，它們之間沒有任何關係。但是群體對這個事實卻視若無睹，把歪曲性的想像力所引起的幻覺和真實事件混為一談。”暴民是缺乏理性經驗的群體，當對發生的種種事件缺乏有效的理性思考，就只能通過自身的感知經驗和道聽途說進行聯想，併為之找到聯絡。比如“西方媒體批評”——“反華勢力”——“八國聯軍”——“保家衛國”一樣。
“群體表現出來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壞，其突出的特點就是極為簡單而誇張。在這方面，就像許多其他方面一樣，群體中的個人類似於原始人，因為他不能作出細緻的區分，他把事情視為一個整體，看不到它們的中間過渡狀態。群體情緒的誇張也受到另一事實的強化，即不管什麼感情，一旦它表現出來，通過暗示和傳染過程而非常迅速傳播，它所明確讚揚的目標就會力量大增。”群體表現出的感情是無法複雜和具有深度的，因為他在集合個體時必須選取明確的，具有共性的情感指向，比如仇恨，熱愛等等。這樣才能在簡單和巨集大的群體活動中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任何可以深入解析的可能都不會被允許存在，因為暴民個體的狂熱無法接納這種可能，而且它將給群體內部帶來爭議，從而引起分歧。
人有模仿他人的傾向，心理學上稱之為“同步”。由於人天生都是自戀的，所以愛屋及烏，會喜歡與自己相似的人，即“認同”。為了讓其他人喜歡自己，以便搞好關係實現合作，人會模仿其他人，即“求同”。“認同”與“求同”合併在一起，就是一種“同步”。商家就很懂得利用“同步”賺錢，超市裡那些免費品嚐的甜點，在“同步”作用的幫助下，總是能讓消費者乖乖地買下自己本不必買的東西。此外，銷售人員千方百計地與消費者套近乎，也正是為了博取一種“同步”。烏合之眾的盲從，正是“催眠”與“同步”共同作用的結果，催眠使我們變成了盲目之輩，而極端強化了“同步”效應，使得我們不受理性與道德的約束，做出不可理解的事情來。“自信”是抑制“催眠”的良方，“謹慎”是把握“同步”分寸的要領。
我們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事件都可以證實龐德的觀點。新聞媒體或者說新聞媒體背後的利益集團利用輿論為博取自己更多眼球，騙取點選率等不顧事實按照自身需要，或按照社會普片關心方向片面報道的行為。例如最近發生的辱母殺人案，關於案件的報道都集中於法律不如道德，司法腐敗，司法不獨立等敏感的、當下熱點的問題。輿論風向把群眾關注的焦點完全帶偏，而群眾也自然而然的朝著這條線走下去，群眾一邊倒的為於歡感到不公，支援殺人行為，要道德不要法律。顯然這樣的輿論是片面的，群眾面對這樣的事件就顯得情緒化，對大家認同的事情無異議。但是群眾喜歡關注談論他們想要的新聞事件，媒體也喜歡按照這樣的方式報道新聞。
但是《烏合之眾》也有其侷限性，如作者因群體的非理性性質和表現而對它持鄙視和恐懼的態度。他說：“個人在群體影響下，思想和感覺中道德約束與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衝動、幼稚行為和犯罪傾向的突然爆發。”但同時他又認為群體是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因而是世界潮流的引領者。但這種內在矛盾並未減損其思想學術價值，而是為後來者開啟了更深入研究的空間。
讀勒龐的《烏合之眾》，起因是在網上一件引起廣泛關注但事實真相難辨的新聞下的評論中看到了上面這句話。一眼便讓我陷入沉思，深深烙印在心裡，以至於現在已經忘記了當時關注的新聞事件本身，但仍然能夠輕易回憶起這句話的大致意思。剛好在公司書架上看到這本書，就借來拜讀，以下是一些總結和感悟。
勒龐首先介紹了群體的心理，包括情感、道德觀、觀念、理性、想象力與信仰;隨後探討了影響群體意見的因素及群體意見的變化範圍，認為群體意見主要受民族、傳統、時間、政治和社會制度、教育等間接因素，以及形象、詞語和套話、幻覺等直接因素的影響，群體意見容易走向兩個極端;最後對群體進行了分類研究。書中沒有提供太多方法論的內容，僅有的一些穿插在對於群體的各種分析裡。總體來說，勒龐對人類群體心理持悲觀態度，他在書中反覆用例子說明群體的無能，認為即便是獨立、理性的個體成為群體的一員後，也會變成感性、智力低下、頭腦簡單、性格衝動、易受暗示且易於被掌控的烏合之眾。
每每讀到勒龐對於群眾的論斷，都會覺得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無意識的成為了那“烏合之眾”的一員。這也是勒龐的厲害之處，讀者總會在讀書時聯想自己和身邊的例子。勒龐的每一個觀點，總能夠讓讀者自覺地去想到或去尋找到一些對應的案例，並且在找到之後對勒龐的觀點更加深信不疑。勒龐將其深諳大眾心理的長處在寫作中發揮得淋漓盡致，讀者讀完之後大呼過癮。他深知如何“以誇大其詞、言之鑿鑿、不斷重複的方式來煽動群眾的情緒”，並把這一手段成功地用在了讀者身上。他把讀者這個群體當成了“烏合之眾”，並且獲得了成功。讀者在閱讀時，在渾然不自覺中成為了烏合之眾。全書在這樣在沒有提供太多方法論的情況下，勒龐“言之鑿鑿”的將其僅靠個別案例做支撐直接得出的結論輕易的說服了讀者。
雖然《烏合之眾》的論述有諸多不足，但辯證的看，龐勒的觀點值得我們所有人深思，同時他帶給我的收穫不是他的觀點，而是他對於社會問題的覺察、懷疑和不同角度的反思。
1985年4月23日，可口可樂首位外籍CEO古巴人郭思達在紐約宣佈，可口可樂更改其行銷99年的飲料配方，以新可樂取代老可樂。此舉引發了廣泛的抗議浪潮。老對手百事可樂在一旁坐收漁利、樂不可支。至6月底，新可樂的銷量仍未見起色，可口可樂被迫向市場屈服，宣佈恢復老配方的生產。管理層並未全盤放棄新可樂，但這個新配方的產品(後更名為“可樂Ⅱ”)在5年後終因缺少購買而消亡。可口可樂更改配方被《紐約時報》稱為“美國商界一百年來最重大的失誤之一”，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企業的職業經理人對公眾情感作出了錯誤的判斷。
萬科董事長王石作為一位資深職業經理人，應對這次四川大地震，也犯下了類似的錯誤。他在部落格裡寫道，“我認為：萬科捐出的200萬是合適的。這不僅是董事會授權的最大單項捐款數額，即使授權大過這個金額，我仍認為200萬是個適當的數額。中國是個災害頻發的國家，賑災慈善活動是個常態，企業的捐贈活動應該可持續，而不成為負擔”，以及“萬科對集團內部慈善的募捐活動中，有條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員工的捐款以10元為限。其意就是不要慈善成為負擔”。這些個人言論同樣引發了公眾的抗議浪潮，並嚴重影響到公司品牌形象、股價和產品(房地產)的銷售預期。
平心而論，王石的言論本身在立論上是站得住腳的，甚至堪稱理性，與巨大天災面前全社會普遍情緒化的反應相比顯得難能可貴地清醒。但問題出在，王石混淆了他三項不同身份之間的界限。
他有哪三項身份呢?
首先當然是上述職業經理人的身份，王石被譽為“中國最優秀的房地產職業經理人” ，他也一向以此為傲;其次是萬科品牌代言人，王石最廣為人知的個人愛好是登山，他把這項個人愛好與萬科的企業精神成功地聯絡在一起，成為萬科事實上的形象代言人，以奧運火炬在鵬城傳遞的相關報道為例，不少報道都提到“萬科董事長曾登頂珠峰的王石傳遞火炬”*，可見萬科、王石、登山這三者在人們的印象中已經形成一種固定的聯結，並直接關係到萬科的品牌形象;第三是意見領袖，這一重角色是基於前二者所帶來的話語權優勢而次生的，通過公開場合言論及個人部落格等方式發揮社會影響力並營造其個人形象(進而強化企業形象)，亦經常間接為其職業經理人身份及企業利益服務(如：“樓市拐點論”、“樓市無壟斷論”等)。
我們知道，一個企業的品牌價值是動態的，處於不斷被評價、不斷被重新估值的過程之中。成熟的企業應該避免主動惹起爭議、波及企業形象，致使品牌價值受損。上述可口可樂改變配方引起的品牌危機就是一次典型的“無事生非”。而職業經理人的基本要求是忠誠勤勉、任事謹慎，凡事以企業利益為先，切忌因個人行為對企業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因此，如果王石僅僅具有意見領袖的身份，他發表以上言論並無不當;但正因為他的三項身份密不可分(尤其第三重身份源自前兩項)，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機，他說這些話之前，更應該對公眾情感的走向及可能激發的反應進行必要的評估和正確的體認，以免因個人“理性的狂熱”激起眾怒、殃及企業。可惜的是，王石理應具有的職業操守卻未能戰勝個人言說、表態的衝動，甚至還試圖挾一己企業員工之眾、共同挑戰社會公意(雖然這種公意不一定是明智的)，儼然在以卵擊石。(其實，萬科捐200萬為限、員工捐10元為限，本可以靜悄悄地去做，完全不必釀出這樣一場軒然大波。)另外還一種可能，王石表面上是以意見領袖身份提供獨立見解，其實卻是在製造逆向營銷，因為宣佈鉅額捐款的企業太多，非此不足以標新立異。那麼從後果來看，他顯然是誤判並失敗了。不論如何，在此次風波中，出風頭與愚蠢，王石的表現二者兼具。
相比較而言，神舟電腦董事長吳海軍“內部字條”“流出”事件(字條批示“希望沒有向災區捐款的員工離職”，甚至“還罵捐了款仍有怨言的員工是混蛋”)，雖然同樣引起爭議，但吳海軍對公眾情感的判讀明顯比王石精準。雖然王石的言論看起來更加理性、立意更長遠，吳海軍的批示則已經觸及了我國勞動法律法規的底線，但王石的“賣直”在輿論及公眾反應上卻輸給了吳海軍的“血性”。
依照勒龐《烏合之眾》一書對群體心理的分析，“群體不善推理，卻急於行動”，“群體因為誇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會被極端感情所打動”，“有時，在某種狂暴的感情—譬如因為國家大事—的影響下，成千上萬孤立的個人也會獲得一個心理群體的特徵。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們聞風而動聚集在一起，從而立刻獲得群體行為特有的屬性”。引領還是對抗群體感情的狂暴，就成了個人英雄表演成敗的關鍵。意見領袖也許可以採取與公眾為敵的招人厭憎的先知姿態，職業經理人卻不可以，因為他首先必須對企業負責;品牌形象代言人更不可因個人的言辭魯莽而拖累企業。這一次，王石以一項身份進行的表達卻觸犯了另兩項(更重要的)身份的禁條，可謂是徹底栽了個跟斗。
可口可樂更換百年配方之前經過了數年的客戶調查和大規模的口味測試，因此事後分析認為“口味測試出賣了可口可樂”，換言之，可口可樂犯下的是可以原諒的錯誤，而郭思達也以迅速的改弦易轍來化解這場信任危機。與之相比，王石此次錯誤則屬純粹的個人行為，我們可稱之為“不自量力的傲慢”。既然大錯已鑄成，王石更應該向郭思達學習，本著對企業和股東負責的職業精神，向“群體感情的狂暴”低頭，謙卑而誠懇地進行危機公關，以求化解此次無端惹出的風波。若非如此，適合王石乾的，恐怕不是萬科董事長的職位，而是南方報系的時評撰稿人。
三優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