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發展勢在必行重在實踐大綱

可持續發展勢在必行重在實踐

各位領導、各位專家：

我發言的題目是“可持續發展勢在必行重在實踐”。我想通過我的發言，能夠與大家達成這樣一種共識：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不是可有可無、可重可輕、可緊可鬆的事情，而是必須作為各級黨委、政府工作的當務之急、重中之重，可持續發展必須貫穿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踐之中。可持續發展作為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場革命，從1992年聯合國環發大會以後，便很快被世人所接受。因為它確立了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三大支柱，在解決當今人類社會發展中“克服危機、保障安全、實現未來”三大課題中，成為唯一正確的發展道路。如果有一天，某一位學者由於研究可持續發展而獲得諾貝爾獎的話，我們大家一定都舉雙手贊成。這是因為我們深信，沒有什麼理論比可持續發展對人類來說更為重要的了。

一、可持續發展勢在必行

20世紀，我們在取得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多年來，不計資源和生產成本的以資源型為主的產業結構，經濟非但沒有得到很好地發展，而生態環境的破壞卻是觸目驚心的。僅以山西省為例，據中國科學院《2001年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研究，山西省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五大支援系統中，生存支援系統、發展支援系統、環境支援系統的能力都排在全國的下游，特別是生存支援系統排在最後。由此造成的後果，不僅制約著經濟發展，而且影響著社會進步，威脅著人類健康，滲透到我們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有資料顯示，山西省人均用於醫療保健的支出是全國最高省份之一。實際上，由於汙染引發的，到現在尚未徹底查清的疾病還是個未知數。同時，生態環境破壞還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據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小組1號報告中指出，2000年全國僅大氣和水汙染直接經濟損失就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0%以上。伴隨著人口增加，經濟與社會發展對資源、能源的需求量在不斷增長，而可持續發展的中心是實現公平，特別是代際公平。地球所擁有的資源是有限的，環境的承載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繼續沿用傳統的生產和消費方式，資源將難以為繼，環境將不堪負重，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實施可持續發展，首先要控制人口增長速度，提高人口質量。如果我們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連我們自身的健康都得不到保障，不是也太可悲了嗎？沒有什麼比汙染對人們的身心健康造成的危害更為可怕，但我們的一些領導幹部，特別是一些基層幹部，卻仍然沉迷在一味追求單純的經濟發展，甚至陶醉在所謂的兩位數的發展速度上，這樣就顯得何等的麻木，何等的愚昧！

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經濟是各級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這是理所當然的。但問題在於，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去發展經濟，答案應該是十分明確的。連續幾年來，黨中央、國務院連續召開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多種場合和多次會議上，都反覆強調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全國人大、國務院各部委也相繼出臺了《中國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全國生態環境建設規劃》等一系列政策、法規，把可持續發展戰略貫穿到各個領域，並取得了明顯成效。太湖經退耕還湖後，面積正在擴大；塔里木河恢復了流水。山西省委、省政府堅定不移地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積極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提高，環境質量趨向好轉，為實施可持續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特別是，太原市經過綜合整治後，大氣環境質量明顯改善，一舉甩掉了全國大城市環境質量倒數第一的帽子，而且在一年之中有半數以上的時間環境質量好於二級。但是，無庸諱言，在一些地方，國家限期淘汰的落後工藝、裝置，仍被企業視為掌中寶，愛不釋手；早該被取締、關停的小煤窯，還在瘋狂地、不顧死活地肆挖濫採，浪費資源，汙染環境。時至今日，我們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在執迷不悟地幹著破壞資源、汙染環境的蠢事，重蹈著吃祖宗的飯斷子孫的路。大力發展經濟是完全正確的，但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的急功近利的思想，無異於飲鳩止渴，殺雞取卵。當然，我們沒有理由回過頭去指責瓦特發明蒸汽機而引發的工業汙染，更沒有理由指責359旅在南泥灣、軍墾兵團在大西疆對生態環境所造成的不利影響。但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我們完全應該做一個清醒的領導者，為了未來，為了子孫，我們必須對自己的任何行為負起歷史的責任。

二、可持續發展重在實踐

雖然我們近幾年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面對殘酷的現實和嚴竣的形勢，我們所有的努力簡直是杯水車薪。之所以如此講，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原因：一是實施可持續發展缺乏合力。眾所周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一項具有長期性、艱鉅性和複雜性的系統工程，需要政治家們從黨風建設、法制建設、幹部隊伍建設、幹部激勵機制和幹部作風轉變等方面去努力；需要社會學家從轉變人們的觀念，改變人們落後的消費觀念和生產方式入手；需要經濟學家在轉變生產模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等方面下功夫；需要生態學家用生態學理論來研究迴圈經濟理念，並以此來指導實踐。當然更重要的是需要各相關部門的密切配合，同力協作，以及所有社會公眾的積極參與，自覺行動，關鍵是要形成合力，付諸實踐。不幸的是，21世紀議程的實施在基層一些地方仍然只侷限於在極少數部門之中，甚至還僅停留在檔案上，躺在抽屜裡。二是對全面的發展觀認識不到位。在現實社會中。一些人片面地認為，發展就是經濟發展，國民經濟增長越快的地方就是發展最快的地方。評價一個地方發展成績的主要指標也是國內生產總值及經濟增長速度，這在一定程度上誤導了一些地方政府，突出表現在對國內生產總值、對增長目標的瘋狂追求，不考慮企業本身的環保要求，不考慮地方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根本沒有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來科學衡量全域性的工作，忽視了小康社會前面特有的限定詞“全面”二字。三是片面的政績觀和不恰當的幹部激勵機制成為實施可持續發展的障礙。人們普遍認為經濟發展快速就是政績突出的集中表現，並且把這一標準作為評判幹部成績優劣的主要尺度，而對資源、環境這些可持續發展要素的考核卻缺乏硬性指標，致使一些幹部常常採取涸澤而漁的短期行為。在一些地方，可持續發展有名無實，形同虛設，甚至成為“盲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盲區”並不是只存在於個別地方。四是，一些幹部的工作作風與實施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艱鉅任務不相適應。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一門科學，需要踏踏實實、認認真真地去實踐，需要靠堅強的幹部隊伍和紮實的工作作風來保證，任何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都只會將可持續發展的實施停留在口頭上，把可持續發展喊成悲壯的口號。

三、建設小康社會需要全面實施可持續發展

發展是硬道理，只有可持續發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實施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是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基本經驗之一。黨中央還提出我國經濟建設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即通過大力實施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汙染少、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由此可知，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中，可持續發展必須貫穿於我們的各項工作中，形成全國自上而下的實踐群體，必須從各級領導幹部做起，從每個公民做起，才能真正使可持續發展成為我們共同的行動綱領。

首先，各級黨委、政府“一把手”要切實對可持續發展負總責。江澤民同志在歷次召開的中央國策座談會上都強調指出，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各級黨委、政府一把手要親自抓、負總責。但在實際工作中，與真正做到一把手負總責還有很大的差距，特別是在基層尤其如此。各地的實踐證明，一把手的可持續發展意識高低和工作力度大小，直接關係到當地經濟的持續發展，關係到群眾生存環境的改善。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講，切實把人口、資源、環境工作作為硬性指標納入黨政一把手的政績考核內容，做到任前公示，離任審計。凡是考核不及格者，不得提拔或重用，以嚴格的政績目標和考核要求來指導和促進各級黨委、政府一把手真正抓好可持續發展工作。世界銀行在向中國政府遞交的關於中國環境問題研究報告中特別指出，我們未來的重點應放在避免或最大限度地減少經濟政策對環境造成的不利影響上。這就需要各級黨委、政府一把好努力做到在制定重大經濟和社會發展決策時，充分考慮環境容量和資源成本，建立起綜合決策機制，將社會和經濟發展建立在結構優化、良性迴圈的基礎上。

其次要樹立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發展是主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根本出發點。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推進人的全面發展，是要努力開創生產發展、生活富裕和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我們要建設的小康社會是可持續發展型的，人民群眾不但享有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而且享有良好的生態環境，整個社會要形成尊重自然、保護環境生態文明之風。江澤民同志指出，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就是為人類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這是由於只有保護和改善環境，才能為優勢產業騰出廣闊的發展空間，為潛力產業提供充足的環境容量。各級幹部要有決心與膽識，與傳統的、落後的發展方式徹底決裂，走以有效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為基礎的迴圈經濟之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樹立起全面的發展觀，樹立起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觀，就必須大張旗鼓地開展紮實有效的環境警示教育，真正達到警示世人的目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所有炎黃子孫的夙願與追求，保護環境、再造祖國山川秀美就是實現民族復興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應該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

第三，實施可持續發展必須加強法制建設。實施可持續發展，首先要有法可依。多年來，圍繞可持續發展戰略我國先後制定了一系列的相關法律、法規，對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起到了引導、規範、保障和促進作用，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了法律保障，這也是我國近年來在這方面取得成績的重要原因。但是與實施可持續發展艱鉅的複雜的任務相比，這些法律仍顯得乏力。有法不依、違法不究、執法不嚴現象的存在，極大地阻礙了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森林法儘管頒佈多年，但砍伐聲一直不絕於耳；礦產法也早已實施，但違法採礦隨處可見；環保法雖經修改，逾加嚴厲，但一些企業主依然我行我素。之所以出現上述令人尬尷的局面，除了法制不健全、公民素質有待提高、執法環境有待改善外，還有執法隊伍能力不足的問題。世界銀行在中國環境問題研究報告中專門指出，加強環保部門的能力建設和效率提高，重點放在地方環保部門。我們各級環保部門要切實地加強隊伍建設和工作能力建設，加強環境執法和監督工作，把執法和監督放在突出的位置，下大力抓好。要把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放在改善環境質量上來，重點解決好制約經濟發展、危及人民群眾身體健康、人民群眾最為關心的環境問題。回顧幾年來環保工作的執法實踐，我深感步履艱難，甚至力不從心。在現實社會中，環境違法現象比比皆是，但該處罰的沒處罰，該重罰的被輕罰，該追究刑事責任的卻以罰了之。所有這些，都使環保法律法規的約束力、強制性大打折扣，幾乎失去了其應有的震攝作用。xx的“天馬案”，案情並不複雜，從發案到判決，歷時一年，雖然得到了公正的判決，但環保部門早已精疲力盡了。實踐使我認識到：環保部門執法的侷限性很大，自身建設最為關鍵，但必須以合理的產業結構為基礎，必須以領導的支援為依託。否則，必定是事倍功半，甚至一事無成。這樣看問題不是消極推諉，而是有利於拓寬思路、提高效率。不管出現任何複雜情況，歷史賦予我們環保衛士的神聖職責是不容改變的，悲觀失望、消極敷衍的態度是不可取的。在新形勢下，如何加強環保執法隊伍自身能力建設，需要下大力認真加以解決，才能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總之，無論是客觀現實，還是人們的思想觀念以及一些地方領導者的思維方式、工作作風都決定了我們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任重而道遠。對此，我們既不能喪失信心，又不能期冀一蹴而就，需要我們以堅定的信心，務實的態度，從一點一滴小事做起，從每一個工作環節抓起，真正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為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