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後的一個重要變化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開始成為中國先進思想界的主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它稱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是從陳獨秀等創辦的《新青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和科學的大旗。民主的對立物是專制，科學的對立物是愚昧和迷信，這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統治的惡果。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小說《狂人日記》有一段膾炙人口的名言：“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新青年》對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批判，其尖銳徹底的程度、所向無前的氣勢，遠遠超過辛亥革命時期，更不用說以前了，確實起到了振聾發聵的啟蒙作用。它帶來思想的解放，為人們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準備。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仍是在西方式民主的旗幟下進行的，鼓吹以個人為中心的“獨立人格”和“個性解放”，著眼點主要是個人權利，而不是人民的整體利益，它不能從根本上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時，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劇本《娜拉》在中國有很大影響，寫的是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離家出走，被讚揚為“女性的自覺”。魯迅作了一篇《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說：“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隻小鳥，則籠子裡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
的確，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是那樣黑暗，舊的社會不改造，個人再努力也沒有前途可言。離開社會的改造，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連生存也難以得到保障，更談不上有什麼個性解放和個人前途。如果只停留在文化領域裡談來談去，仍只會流於空談，不可能使中國的問題得到根本解決。初期的新文化運動由於社會條件的限制，只能做到那樣，但它是不夠的，需要繼續前進。於是，“改造社會”、“建設新社會”的呼聲越來越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
但在最七年級段時間，對於現實社會應該怎麼改造、要建設的新社會是怎樣的、中國的真正出路在哪裡這些問題，人們並不很清楚。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人們眼前展開了一個新的天地，讓人們看到了一種活生生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它為什麼會引起中國人那樣大的關注?原因就在於中國社會內部有這種需要，它給了正在苦苦思索問題的先進分子們一個全新的答案。作為先驅者的李大釗所寫的《庶民的勝利》、《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便是中國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當然，當時有這樣認識的人還不多。
經過五四運動，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在五四運動的高潮中，人們處於異常激動和興奮的狀態。經過這樣一場急風暴雨的沖刷後，下一步該怎麼辦?中國的出路在哪裡?在運動高潮的那些日日夜夜裡，人們從過去寧靜的以至孤寂的小天地裡驚醒過來，投身到火熱的集體生活中。當運動逐漸平伏下來時，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來習慣的生活軌道上去，而一部分先進分子轉向更深層次的探索，並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結成社會主義團體。當時，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北京，一個是上海。在北京，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地是北京大學。1920xx年初，由李大釗主持，北大一批青年學生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上海，陳獨秀和一批留日學生等同年5月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陳望道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馬克思主義成為了新思潮中的主流。1920xx年，全國已有相當數量的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青年，並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不是拋棄民主和科學的旗幟，而是在民主和科學的大旗下繼續奮鬥，並且賦予它們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內容，正如它不是抹殺個性而是把個性解放和社會改造這個大目標融合在一起一樣。中國民眾的絕大多數是工人和農民，如果不到他們中間去，不充分考慮他們的利益和關心的問題，只把眼光停留在少數知識分子的狹小圈子裡，那麼，不管對民主的議論如何激烈，依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數人的民主，談不上真正廣泛的人民民主。科學，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實際，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既不應當為僵化的教條所束縛，也不是單靠學院式的推理就能解決問題，必須深深地紮根於中國社會的土壤中，腳踏實地地找到推進中國社會變革和進步的辦法。這自然比只在書房或會議室高談闊論要艱苦得多。可以說，經過五四運動以後，人們對民主和科學的認識，比以前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實際了。
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是初期新文化運動民主和科學思想的繼承者和發揚者，同時他們又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
這是一個新的起點。社會主義新中國正是從這時開始，經過全國人民30多年的奮鬥，一步一步實現的。今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們正朝著奮力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巨集偉目標闊步前進。
在講話中深刻闡述了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功績。他指出，90年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以一批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參與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五四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並使社會主義思想成為五四運動後新文化運動的主流。五四運動孕育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偉大五四精神，成為激勵全體中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的寶貴精神財富。
指出，五四運動以來90年的歷史昭示我們，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始終是推動我國各項事業不斷前進的根本保證;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推動我國各項事業不斷前進的強大動力;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唯一正確的選擇;青年始終是我國社會中最積極、最活躍、最有生氣的力量，是祖國和民族的未來，是我們事業興旺發達的希望。
強調，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離不開青年。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當代青年要進一步弘揚五四精神，按照提出的要求，把愛國主義作為始終高揚的光輝旗幟，把勤奮學習作為人生進步的重要階梯，把深入實踐作為成長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獻社會作為不懈追求的優良品德，努力成為理想遠大、信念堅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頑強的新一代，視野開闊、知識豐富的新一代，開拓進取、艱苦創業的新一代，切實肩負起時代賦予的光榮使命。希望當代青年自覺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頭腦，努力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積極投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偉大實踐，努力成為科學發展觀的忠實執行者;勤奮刻苦學習，努力成為黨和國家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勇於開拓創新，努力成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積極推動者;注重道德修養，努力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模範踐行者，不斷譜寫無愧於前輩、無愧於時代的更加輝煌的篇章。
當代青年對五四運動最好的紀念、對五四先驅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黨的領導下，以執著的信念、優良的品德、豐富的知識、過硬的本領，勇敢地擔負起歷史重任，同廣大人民群眾一道，奮力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讓偉大的五四精神在振興中華新的實踐中放射出更加奪目的時代光芒。
1920xx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藉口對德宣戰，攻佔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奪去德國在山東強佔的各種權益。1920xx年大戰結束，德國戰敗。1920xx年1月18日，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聯合組成中國代表團，以戰勝國身分參加和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和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京政府竟準備在“和約”上簽字，從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訊息傳入國內，激起全國人民的強烈抗議。1920xx年5月4日下午，北大等十幾所學校3000餘名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喊出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廢除二十一條"，"誓死力爭"，"還我青島"等口號。遊行隊伍到東交民巷使館區請願未果，就前往趙家樓衚衕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是北洋政府與日本具體交涉的親日派官僚。當時，曹已嚇得躲了起來，憤怒的學生就將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頓，並放火焚燒了曹宅。這時，大批軍警趕到，當場逮捕了32名學生。在廣大學生針鋒相對的鬥爭下，在各界的強烈聲援下，被捕學生很快被釋放了，但運動的目的並未實現。5月19日，北京大中學校2.5萬多人舉行總罷課，並進行大規模的愛國運動。6月3、4、5日，更多的學生走向街頭，抗議軍閥政府的倒行逆施，800多名學生被捕入獄，當局甚至用北大校舍作臨時監獄來關押學生。”
駭人聽聞的六三大拘捕激起全國各地更強烈的反抗。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群起響應，正義凜然、不畏強暴的愛國鬥爭從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據統計，全國有20多個省區，100多個大中城市捲入到這場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尤以上海爆發的六三運動規模最大。6月5日，上海工人自動舉行罷工，支援學生的反帝愛國鬥爭。以日商內外棉第三、四、五紗廠工人帶頭，全市六七萬工人罷工。同時，上海商人也舉行了罷市。一些地方的工人、商人積極響應，推動了鬥爭的發展。迅猛擴大的鬥爭形勢給反動當局以極大壓力。6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釋放被捕學生。6月10日，下令撤銷了曹、章、陸的職務。但是，6月17日，北京政府又電令中國代表，同意在和約上簽字。為此，又引發了新的一輪抗爭，拒絕和約簽字的呼聲如潮，全國各地發往巴黎抗議簽字的電報就達7000餘份，中國代表終於沒有出席和約簽字儀式。
賣國賊被罷黜，和約被拒籤，這場反帝愛國運動取得了初步的勝利。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偉大斗爭。
五四運動也是一次高揚"民主"與"科學"旗幟的思想啟蒙運動，其持續的時間更長，影響也更深廣。
以1920xx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第二年改名為《新青年》)為標誌，新文化運動開始興起。1920xx年，陳獨秀到北大任教，編輯部也遷往北京。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魯迅等都積極參與到運動之中來，特別是採用白話文後，每期雜誌的發行量從1000餘份激增到一萬五六千份，影響迅速擴大。新文化運動其基本的口號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和科學，"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這股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動搖了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地位，使大批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禮，為後來爆發的群眾愛國運動作了充分的思想、輿論準備;五四愛國運動，則又極大地推動了新文化運動向縱深發展，為其開拓了新的空間，注入了新的活力。"五四"之後一年內，全國各地新創辦的鼓吹新思潮的期刊達400餘種，新成立的進步社團達三四百個，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得到廣泛傳播。
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幹部上準備了條件，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早在十九世紀末，中國人就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開始接觸到馬克思學說，但那只是一些零星的介紹。直到五四運動之前，先進的中國人使用的思想武器還主要是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論、天賦人權說等。他們所向往和追求的大都還是西方文明。五四運動使人們受到了一次生動的教育，西方列強的弱肉強食，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迫使人們不得不對自己的追求作出新的反省。此時，《新青年》公開發表宣言，宣稱“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按：指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此後，有不少報刊對社會主義思潮和馬克思學說給予前所未有的關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也被陸續翻譯出版。經過反覆的研究、比較和鑑別，先進的中國人才在五四運動以後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救國救民的理論武器，並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創立了中國共產黨。“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
五四運動使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找到了一條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成長道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鬥爭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們也有一個致命弱點，即脫離廣大的工農群眾，未能真正認識到蘊藏在群眾之中的創造歷史、扭轉乾坤的偉大力量。這也是造成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五四運動使先進的知識分子領略到了勞動群眾的威力，開始放棄了“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逐漸轉變了立場。於是，他們提出了“到民間去”的口號，脫下長衫，走出書齋，深入到工農中去。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知識青年走上了與實踐相結合、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道路，使自己在中國革命中所具有的“先鋒的和橋樑的作用”得以充分發揮。正因為如此，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同志特別號召全國的知識青年，必須牢牢把握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方向。這對於今天的青年來說，仍是有現實意義的。
五四愛國運動促進了中國人民新的覺醒。先進青年更加清楚地看到國家命運，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敗黑暗的社會現狀難於忍受，他們以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為己任，積極探索拯救中國的道路。五四運動後，各地青年紛紛成立社團，傳播新思想的刊物有如雨後春筍大量湧現。僅五四運動後的一年中，就出現400多種。在各種學說競起爭嗚的形勢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
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1949年12月正式宣佈以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
五四運動也是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新文化運動不僅為五四愛國運動作了思想準備，同時隨著這次運動而更加深入發展，使社會主義思潮逐漸代替資產階級思潮而成為運動的主流，並在思想上和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準備。
由於巴黎和會打破了人們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幻想，由於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逐漸擴大，在五四運動後的中國思想界中，有相當一部分人逐漸懷疑以至否定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而嚮往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是現時和將來的人類共同的思想”。五四運動後，《新中國》、《每週評論》、《晨報副刊》、《國民》等刊物開始刊登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編輯刊物，撰寫文章，組織社團，初步接觸工人群眾，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經過比較，鑑別、爭辯，馬克思主義以其縝密的科學性和革命精神贏得日益增多的先進分子的信仰，中國一代青年馬克思主義者逐步成長起來。新文化運動發展成為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思想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國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並沒有束縛人們的思想，相反，正是學習和運用了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廣闊的範圍和更深刻的程度上獲得瞭解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它在同中國實際結合中的不斷髮展，成為五四以來科學、民主精神的主流。
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劃時代的事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從而在思想上和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準備了條件。
五四愛國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由此開始深入工人群眾，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從組織上和思想上作了準備。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四運動以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起點而載入史冊。
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也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這次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幹部上準備了條件，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
五四運動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國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並沒有束縛人們的思想，相反，正是學習和運用了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廣闊的範圍和更深刻的程度上獲得瞭解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它在同中國實際結合中的不斷髮展，成為五四以來科學、民主精神的主流。
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劃時代的事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從而在思想上和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準備了條件。
1920xx年5月4日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以一批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也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成為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五四運動樹立了一座推動中國歷史進步的豐碑，也孕育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偉大精神，其核心是偉大的愛國主義。五四運動所體現的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動寫照，所有的中華兒女都應萬分珍視、大力弘揚這個寶貴的精神財富。
五四運動不是憑空發生的，也不是單靠少數先進分子的主觀意願和決心就能夠發動起來的。它是歷史大趨勢的產物，是中華民族愛國救亡怒潮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和發展。說到底，人們被那時祖國苦難境遇激發出來的滿腔悲憤，對創造合理的新社會的強烈追求，是五四運動能夠發生的內在動力。生活在今天的年輕人也許很難想象，當時的中國正處在何等深重的苦難中;也許很難體會到，那一代中國人在幾乎看不到一點光明前景的艱難歲月裡，是怎樣為祖國的悲慘命運承受著巨大的痛苦煎熬。大家知道，中華民族曾經創造出居於世界前列的燦爛的古代文明，並且在幾千年內綿延不絕，從來沒有中斷過。但是，中國在近代卻大大落後了。鴉片戰爭後，在西方國家炮艦的威脅下，中國開始喪失獨立的地位，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給了中國人極大的刺激。翻開20世紀曆史的第一頁，呈現在中國人面前的是一幅更加驚心動魄的圖景：西方的八國聯軍武裝佔領中國的首都北京長達一年之久。
中國真的要滅亡了嗎?昔日的輝煌同任人宰割的現實之間所形成的強烈反差，使每個有血性的中國人對這種屈辱和不幸格外感到無法忍受。“振興中華”這個響亮的口號，便是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中日甲午戰爭發生的那年喊出來的。它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頑強追求的目標。但是，前行的道路並不平坦。在這之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出於獨霸東亞的野心，開始對中國進行規模空前而野蠻的侵略掠奪。他們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企圖獨佔中國的“二十一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1920xx年1月開始舉行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原先期望能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攫去的特權歸還中國，而巴黎和會卻不容討論地把這些特權又交給了日本。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在回憶錄中寫道：“以前我們也曾想過最終方案可能不會太好，但卻不曾料到結果竟是如此之慘。”這件事給中國人的刺激太大了。原來抱著很高熱情期待的“公理戰勝強權”，至此全部化為泡影。過高的期望，使這種失望帶來的痛苦格外強烈。
憤怒終於像火山那樣爆發了。1920xx年5月3日，北京大學召開全體學生大會，並約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決定在第二天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他們的文言宣言寫道：“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白話宣言中寫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這是用血淚寫成的文字。國勢的危急、民族的苦難，使人痛苦，也催人奮進。五四運動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起步的。五四運動一發生，人們看到：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出現席捲全國、有著各社會階層民眾參加的聲勢巨集偉的群眾運動。這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還從來不曾有過。過去，中國人民也有過多次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者的行動，可是他們或者是單純的軍事行動，或者是隻有較少人蔘加和只在部分地區進行的愛國活動。而支配舊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者卻有著盤根錯節的強大實力。如果只靠少數人而沒有廣大民眾奮起投入，這種力量自然異常單薄，遠不足以戰勝如此強大的敵人。以往近代歷次革命以至改革運動的失敗，這是一個主要原因。
五四運動就大不相同了。5月4日那天，高喊著“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的北京十幾所學校的數千名師生在天安門前集合，先到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抗議，但被阻擋而無法通過。憤怒的學生奔赴在山東問題上負有嚴重責任的曹汝霖家採取激烈行動，不少學生被捕。第二天，北京大專院校總罷課，中學生也參加進來。運動迅速推向全國。5月7日，上海學生和各界人士兩萬多人集會抗議。9日，是當年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的國恥紀念日，上海許多學校停課一天，許多工商團體停業一天，各娛樂場所停止營業一天。6月3日，北京學生大批被捕的訊息傳來，許多工廠的產業工人宣佈罷工。據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記載：“總共人數無確實統計，大概有六七萬人。”中國工人開始以獨立的姿態、以如此規模的行動走上政治舞臺，這又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此外，各地紛起響應，其中特別激烈的有濟南、天津、武漢、長沙等。
五四運動前夜，中國大地似乎籠罩在一片黑暗中，革命處在低潮。北洋軍閥中的皖系在日本支援下控制著中央政府，正在叫囂“武力統一”。環顧海內，彷彿沒有什麼足以同黑暗勢力抗衡的力量。誰也沒有想到，在原來相當沉默的民眾中竟會爆發出如此驚人的大風暴來。一場暴風雨式的群眾運動的沖刷，常常可以使大群大群人們短時間內在思想上發生劇烈而巨大的變動。運動中，學生們去街頭演說，到工人區進行調查，舉辦平民學校，衝破以往知識分子的狹小圈子，接觸社會，發現在自己周圍還存在一個更加廣闊的天地，開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點，於是提出要把“小我”融於“大我”之中，奉獻給“大我”。這種成千上萬人的思想大變動，在一般情況下往往多少年也難以達到，也不是幾個刊物或者幾次演講的影響所能相比的。
當時中國的先進分子，包括早期的共產黨人，幾乎沒有誰不曾受到過五四運動的影響。瞿秋白在五四運動後不久寫道：“從入北京到五四運動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際可以說絕對的斷絕。北京城裡新官僚‘民國’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厭世觀的哲學思想隨著我這三年研究哲學的程度而增高。”“五四運動陡然爆發，我於是捲入旋渦。孤寂的生活打破了。”“當時愛國運動的意義，絕不能望文生義的去解釋他。中國民族幾十年受剝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況味。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這裡。工業先進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於社會主義，就是這個原因。”
這場規模空前的群眾運動，還使當時的先進分子真正看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力量源泉所在。吳玉章回憶五四運動時說：“這是真正激動人心的一頁，這是真正偉大的歷史轉折點。從前我們搞革命雖然也看到過一些群眾運動的場面，但是從來沒有看到過這種席捲全國的雄壯浩大的聲勢。在群眾運動的衝擊震盪下，整個中國從沉睡中復甦了，開始煥發出青春的活力。”“在五四群眾運動的對比下，上層的社會力量還顯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眾中所蘊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驚天動地、無堅不摧的。”這是一條全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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