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姚清明節民風民俗

社會民俗，在國際上又稱“民間社會傳承”。我國古代《周禮》、《儀禮》和《禮記》是研究社會習俗的經典之作，漢代應邵的《風俗通義》是世界最早的一部民俗專著。社會民俗是世代傳承下來的社會集團結合，交往過程中各種關係間形成的習俗慣制，深刻地支配著社會生活和事務，直接關係著社會發展的程序。

千古絕唱餘姚腔

餘姚腔是中國古代南戲四大聲腔之一，與浙江海鹽腔、江西弋陽腔、江蘇崑山腔，合稱中國四大戲曲古腔，是產生最早，影響深遠，成為各種戲曲新興聲腔所吸收的古腔，曾風靡全國。

餘姚腔因產生於餘姚而形成得名，宋元時期，餘姚戲曲昌盛，姚城、滸山、樑弄、馬渚皆有戲臺，正月十三燈節，廟臺演戲，宗祠張燈結綵，雜奏音樂；四月賽神，大演甲戲；九月十二，姚城、慈城、豐惠三縣城互迎城隍神演戲；冬至各鄉村祠堂，鼓樂演劇，大興堂會，現在鹿亭始建於宋朝的仙聖廟戲臺，演戲酬神，慶典活動，已成時尚，湧現出了一批“戲文弟子”，至明朝，餘姚梨園弟子，遍及長江南北，名聞遐邇，明朝《詞謔》一書介紹：餘姚名伶董鸞“長於歌”，“做工尤佳”；自宋到明的四百年間，餘姚腔在本土形成。據史料載：最早定名“餘姚腔”，出現於明朝陸蓉《菽園雜記》和祝允明（字枝山）的《猥談》之書，稱“所謂南戲盛行，…今遍滿四方，妄名餘姚腔…之類”，此時餘姚腔已盛行大江南北；徐渭（字文長）《南詞敘錄》說：“今日之家，…稱餘姚腔，出於會稽（紹興）之餘姚”早已在江蘇、安徽、江西等南方省份流行。餘姚腔在明朝初年已經流傳各地，到了清朝中葉依然演出不綴。

吳哥雜曲，並出江南；越聲調曲，並出餘姚。餘姚腔聲調，產生的土壤有二種：一方面，源於餘姚鄉村地方的曲調、謠曲，承傳了六朝時期“新樂府”民歌的影子，吸收了市井民眾文化，江南農村“唱山歌”、“唱小調”的聲調，由於俚詞膚曲，雜白混唱，以曲代言，使百姓通俗易懂。另一方面，吸收了北方音樂和法曲曲調，唐朝大詩人白居易曾有詩說：“平陽音樂隨都尉，留滯三年在浙東”，都尉即唐皇駙馬於季友，曾在明州（寧波）任職，帶來北方音樂，特別是法曲在浙東的流傳，形成“道士腔”，餘姚腔大量吸收了法曲的精華，創新調腔。同時隨著明代戲劇家高明在寧波櫟社創作的《琵琶記》在全國的流行，所使用的餘姚腔也隨之流傳，當時餘姚腔在浙東被尊為“越調”、“江南越曲”，由於地方官員把《琵琶記》呈入宮廷，明太祖朱元璋看了大為高興，餘姚腔從浙江一隅進入京華，從北京流向全國的戲曲聲腔地位確定；同時，又由於餘姚庵東鹽場盛產食鹽，“餘姚官鹽”佔浙省三分之二，長江諸省鹽商往來頻繁，本地鹽商往往帶戲班從之，餘姚腔盛行江淮南北。

河姆渡原始音樂

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的骨哨、壎以及木筒，是我國目前年代最早的遠古音樂器（文物雜誌），哨是原始時代出現的吹奏樂，壎也如此。

七千年前的餘姚先民，在這塊依山傍水襟海的土地上勞動生息，創造了世界是最早、最輝煌的稻作文化。據河姆渡遺址兩期科學發掘出的7000多件文物證明，先民不僅在吃（以稻米為主食，山上水裡豐富的動植物為菜餚），穿（用原始織物製衣），住（有數十米長的幹欄式榫卯結構的木屋），行（用舟與槳在水面上航行），而且在飾（許多造型精美、雕刻細膩的骨、牙、玉、石、木的裝飾品）、玩（有許多小玩具和陀螺等實物），養（已盆栽花草和馴養小動物）等方面有著豐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在樂（有世界是最早的骨笛、陶壎和木筒等樂器）方面成為原始音樂的先河。

先說骨哨。在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骨哨共有160件，有一件出土時內腔另插有一根大型禽類肢骨，近似現代兒童樂器竹哨。浙江省博物館藏品的河姆渡骨哨，據專家認定，部分骨哨，至今仍可吹奏簡單的音調，與鳥鳴相象，可能是先民利用骨哨發出的鳥鳴聲誘捕各種飛禽的。

骨哨在河姆渡時期，可能是助獵工具，也是後世簫笛類吹奏樂的遠祖，在中華的文化締造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再說木筒。據中國《文物》雜誌“河姆渡第二期發掘報告”，河姆渡出土木筒有20多件，屬於首次發現，有18件基本完好，這是一套遠古典型打擊樂器。經中國藝術院測試和仿製，已經奠定了五聲（宮商角徵羽）音階的基礎。河姆渡編筒既是我國商周時代編磬的前奏，又與後來的編鐘有許多相似之處，成為東方遠古原始編筒音樂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