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賽的意義

一年一度的辯論賽，於今年改稱“辯論會”，正在中央電視臺不冷不熱地播出。雖然還沒有最終的統計，但估計是很難再創電視辯論賽初露鋒芒時的輝煌。

不可諱言，自1986年中央電視臺首次轉播了由新加坡廣播局舉辦的“亞洲辯論賽”決賽以來的近20年間，電視辯論賽由平淡而極盛又趨於平淡，在不長的時間裡完整演繹了一項事物的演進歷程。不過或許應該指出的是，迄今為止的冷、熱之別，大多指辯論賽通過電視轉播而受到一般公眾關注的程度而言，而學生們的參與熱情，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媒體傳播效應的遮蔽而並不為觀眾所知。一般受眾對電視辯論的熱情，起自對其新穎形式、思維激盪和論辯技巧的新奇之感。而當新奇不再，又有更多的資訊形式充塞媒體和街談巷議之時，受眾熱情的衰減幾乎是必然。但對於辯論的參與者而言，辯論本身的意義，並不因受人關注程度的弱化而損失。從電視轉播中可以看出，今年參賽學生為辯論所投入的熱情和智慧，絲毫不遜於電視辯論賽鼎盛時期的學長。相信他們從辯論賽中所體會到的樂趣和收穫的成果，也會對他們的未來產生重要而難以替代的影響。

辯論古已有之。人類探求真理的衝動，和享受思維激盪的樂趣，使人類自有文明史以來，就深陷辯論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人類歷史上最值得懷念的“好辯”時代，如古希臘雅典時期，或中國春秋時代，恰是東西方文明留給人類最偉大和豐厚遺產的偉大時代。不但當時的真理之辯奠定了所有人類哲學的基礎，即使是看似“無厘頭”的口舌之辯，也直接促進了形而上學和形式邏輯的發展。

就人類整體而言，顯然已經走出智慧啟蒙的兒童時代。但就每個個體而言，對真理的探尋、對思維的訓練，卻依然是必須的過程。而辯論顯然有著難以替代的作用。以往歷屆辯論賽的優秀“辯手”們，大多在後來的學習、工作中，受益於辯論帶給他們的訓練有素的智慧和風度。此次辯論會上充任“提問嘉賓”的四位往屆“最佳辯手”，通過對場上辯論的聆聽、思考之後所提出的問題，往往直搗辯題的主旨，和辯手們在論辯過程中所露出的“破綻”，其表現出的觀察、歸納和思辨能力，及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深切關懷，都遠勝參賽辯手們一籌。閱歷自然是重要的原因，但以往通過參與辯論訓練而成的思辨能力和思考習慣，顯然對他們的成長多有助益。

比較而言，此次參賽的學生則表現得並不盡如人意。在其論辯過程中，向“上”難以達到哲理思辨的高度，向“下”則大多未能將辯題“落地”到社會現實層面，於是在大多數場次中，都侷限於概念、邏輯層面的纏鬥。即使是在諸如“手機拉近人的距離”對“手機疏遠人的距離”，或“人的財富越多越自由”對“人的財富越多越不自由”這類既可引入哲學思考，又可直涉社會現實問題的辯題，辯手們的思路，也大多侷限在語詞概念或經驗層面，你來我往、詞鋒凌厲，卻終究難見深刻的思考和深切的關懷。

與其批評學生，更需反思社會。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啟蒙思潮，顯然為當時的辯論賽營造了難得的思想氛圍，也為參與辯論的學生們奠定了厚實的基礎、提供了豐富的“彈藥”。而隨著社會價值觀念的普遍世俗化、功利化，和人們更多地專注於自身利益的追求，哲理沉思、價值追求、人生情懷，在整個社會輿論環境中已成空谷足音。曾經成為輿論熱點的義理之辯，已經讓位於價格聽證會上的具體利益之爭。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學生們是無法在自己的腳下堆起一座假山而做巔峰之論的。

或許辯論會堅持不懈地舉辦的重要價值，在於它以最集中也最極端的形式，反映出我們時代的精神特質，甚至成為觀察社會演變的重要視窗。至於電視辯論能否繼續得到觀眾的關注，則除了寄望於形式的求新之外，更在於能否使論辯的題目更切近社會現實，或更多地觸及現階段大學生及普通青年們所面臨的真實人生。這當然需要一個緩慢的蛻變和爬升的過程。而可以促使這個過程加快的因素，唯有更多人以更大的熱情和自覺，投以更多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