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學中常見論文這個詞，當代，論文常用來指進行各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和描述學術研究成果的文章，簡稱為論文。以下就是由編為您提供的參考畢業論文。
自從中國農村改革以來，農民有了土地耕作經營的相對自主權以及對自身勞動力的支配權，城市裡的戶口、糧油配給、公費醫療、就業管制等制度相繼軟化，各種商品和服務可以通過市場獲得，兼之城市建設和社會服務需求的增長，形成了農民自由流動的空間。農民流動呈明顯的階段性變化：1984年以前，農民非農化的主要途徑是進入鄉鎮企業，即“離土不離鄉”;而1984年以後農民除就地非農轉移外，開始離開本鄉，到外地農村或城市尋求就業機會，特徵是“離土又離鄉”。學術界對流動農民的研究與農民流動的特徵以及政府政策的變化有直接關係。隨著政府部門管理流動農民的政策經歷了從限制到容忍再到整合的轉變，學術界的相關研究也從該不該限制農民流入城市，轉變到對農民進入城市後生活狀況的描述，進而探討農民作為一個新的結構性要素對社會結構的可能影響。研究的目的也從單純的對策性研究轉向結合有關理論的探討。本文綜合了國內學者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概括出這些研究所採用的五種主要的理論視角。
視角一：社會分層與流動
改革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仍處於從國家社會主義向市場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逐漸消解，原來依賴於硬性制度安排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也發生了很大改變。一方面是原有的以戶口為標誌的城鄉兩大身份群體內部產生了劇烈分化;另一方面是新社會群體的生成，導致一種新的、以職業身份為標誌的身份系列的出現。流動農民就是其中一個數量眾多、引人注目的重要社會群體。
在使用西方社會流動與社會分層理論對這一群體進行分析時，學者們注意到，與西方的個體社會流動和社會地位獲得途徑不同，在中國目前的制度背景下，流動農民這一群體具有明顯的群體特徵，因而多數研究者將流動農民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
戶籍制度妨礙了中國農民的身份轉換。改革前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形成了與之配套的“統購統銷政策”、人民公社體制、戶口管理體制這“三駕馬車”，共同阻礙了農民的流動(蔡彩，2017：15)。改革後這些障礙只是部份消除了，“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二元社會結構仍舊持續存在，原有的戶籍身份體系仍然生效。這種身份限制使得農民難以真正溶入城鎮社會結構中，只能成為從農民到工人的“過渡人”或村民和市民之間的“邊緣人”。流動以及職業轉變並未徹底改變他們的農民身份。雖然經濟地位有所提高，但其社會地位卻並沒有明顯變化。這種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不一致，正是“三駕馬車”制度遺產的慣性。他們的地位雖高於仍在農村務農的農民，但在城鎮等級分層體系中仍處於最下層。
在社會流動方面，他們的流動不僅是通常意義上的勞動力流動，更是一種社會流動，它包含著社會地位的變化。由於農民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中獲利最少的階層，對他們來說，社會流動的結果往往是得多於失，這從鄉村流動人口的家庭與非流動人口的家庭之收入對比，以及鄉村居民收入來源結構的變化中可以得到證明。同時，已有的研究表明，這一群體的初次職業流動後地位下降的只是極少數，但因流動是在城鄉二元分割的勞動力市場背景下進行的，政府制定的流動規則制約著農民的流動機會和流動型別。比如，與城鎮居民相比，流動農民前次職業的業績不能積累、社會地位上升途徑單一、各次工作機會獲得的相關性很弱，因此再次職業流動後地位上升的較少，這樣使流動農民群體中的精英分子產生失範行為(袁亞愚，1994：116;李強，1999、2017)。
作為一個特殊群體的流動農民進入城市後，與當地社會處於“功能互賴性整合為主，制度性整合薄弱，認同性整合畸形”的狀態(王春光，1995：231)。他們在城鎮社會結構中處於隔離狀態，形成“分割化社會”或“二元社會”。在社會總的分層體系中，他們與城市工人同屬中國社會的中下層，但流動農民對原來完全封閉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又造成了一定突破，形成某種意義上的“雙二元結構”。更有學者認為，流動農民作為“一個過渡的邊緣群體，他們的出現在城鄉之間和工農之間創造了一個廣闊的中間過渡地帶，不是加劇了而是緩解了城鎮之間的對立和差異，並正以其特有的邊緣群體身份創造一個新的結構層次，並通過這個新的結構層次的擴大和推延來實現社會相對平穩的重組”(李培林，1996)。
除了上述將流動農民視為一個整體的巨集觀分析外，還有對這一群體流動和分層的微觀研究。“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組織化特徵”課題組(1997)認為，流動者中已形成兩個基本群體(僱傭就業者、自營就業者)和兩個特殊群體(管理者、遊民)。也有學者利用深圳致麗玩具廠一場火災之後遺留的信件分析了“打工妹”群體內部的關係(譚深，1998)。研究者早也注意到這一群體是個“內部差異性很大的異質性群體”，或者說群體內部已經出現較大分化。單從流動農民開始進入城市時所攜帶的資源來看，有的只是攜帶勞動力這一單一資源，有的則擁有多方面綜合資源，而攜帶的資源不同則決定著他們以什麼樣的身份進入城市社會，前者往往成為打工族的一員或服務行業中的自我僱傭者，而後者則更可能成為經營型就業者(王漢生等，1997)。北京的“浙江村”村民就是攜帶資金、技術、勞動力等綜合資源的“產業──社群型”方式進入的，他們在城市聚居一處從事相同及配套產業，形成了"開放下的聚合“社群(王春光，1995;項飈，2017)。唐燦等(2017)分析了北京以廢品回收為主業的流動農民聚居區”河南村“的同一職業內部的分化情況。
視角二：衝突與失範
由於“在城市居民和官員的眼中，流動農民是外來者、無根的非市民、流浪者，像漫無目的、漂泊不定、不祥的洪水一樣，持續地、不合適地、無控制地湧進城市”，成為中國城市中的“另類”，許多學者注意到他們在城市中造成衝突與失範的可能性。
在城鎮社會分層系統中，具有本地城鎮戶口的就業者與流動人口就業者之間由於職業結構、上升流動機會分佈的嚴重不平衡，原本制度安排的分界線實際上存在一條具有社會經濟意義的階層鴻溝，該界限接近於完全的封閉，雙方几乎不交換成員，這種不交換成員的流動方式決定了兩類等級群體之間關係的性質。城鎮人口對流動人口採取明顯的排它策略，來自流動人口的競爭壓力越強，這種排它性也將越強烈。受排斥的流動人口群體則具有較強的內固性特徵，他們在其群體內部發展各種緊密的社會關係網路甚至亞社會組織，同時也傾向於發展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群居社群。這種性質的關係易於誘發社會衝突，但兩大群體間的集體對抗至今尚未出現。
學者們注意到對流動農民的職業歧視及社會歧視可能造成他們和流入地居民的衝突(李強，1995;袁亞愚，1997;姚洋，2017)，而這一社會歧視的根源在於他們是地位差別較大、強弱懸殊的社會群體。政府對流動農民就業領域的諸多限制，是其他社會罕見的。流動農民在獲取工作和職業流動上的不公平待遇，與他們取得的工資的不公平待遇相互關聯，其中就業崗位方面的歧視最為普遍。隨著勞動力市場的開放，流動農民所具有的低成本優勢，將對城市居民就業產生競爭與替代效應。這一問題隨著城市失業問題的顯現，更引起了各地政府對流動農民的進一步限制，但這些限制很難達到預期效果。對城市中新生部門企業的分析發現，不論政府以歧視性就業為特點的反失業政策手段如何嚴厲，由於它違背新生部門企業成本最小化原則，所以這些企業會千方百計地規避這種政策的約束，因而這類政策約束充其量只在國有部門內部有效，而且這一有效性也是以犧牲國有企業創造就業能力、降低城市居民在開放性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能力為代價的(蔡彩，1998;楊雲彥等，2017)。
流動農民融入城市社會的主要障礙不在於流動農民本人，而在於外部環境的制約，其中首推城鄉分離的戶籍管理制度和村籍制度，以及城市社群的排斥制度，學術界對此已基本形成共識。即使外部制約環境(如戶口制度)有所調整，也難以改變如下現象：出於自身合法性考慮，城市政府必須考慮所屬轄區居民的意見表達，而對作為非轄區居民的流動農民的要求暫時置之不理(如合法權益保障、享受義務教育及政治參與等權利)，這樣就出現了種種就業限制等保證城市下崗失業者優先就業的保守主義政策;而城市普通居民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放棄其自身的優越感，這一優越感來自於改革前的再分配經濟體制保障的種種特權。這些都造成了他們對流動農民的社會歧視，也限制著流動農民通過建立社會網路而融入城市社會，並進一步形成對農民的擠壓，迫使農民只得依賴原有社會關係維持自身生存與生活。
正如許多研究表明的那樣，流動農民的社會交往圈侷限在親緣、地緣關係中。社會經濟地位的低下導致他們與城市人接觸交往的困難，而這種困難又直接妨礙著他們與城市文明同化、交融。同時，流動農民在城市中接觸的是一種與他們以前社會化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他們不可避免地會感到迷茫和無所適從。這種情況可以用迪爾凱姆的“失範”來描述，表現為個人在社會行為過程中適應的困難，喪失方向和安全感，無所適從。失範在社會層面上就集中體現為犯罪。但這種失範會因社會關係網路的作用而降低(柯蘭君等，2017)。
從流動農民個人看，在經濟上的成功雖然有助於同化，但同時也降低了對融入的渴望程度與努力程度(李靜，1996)。從流動農民初次流出的不同年代來看，在90年代，初次流動者更偏重於認可農民的社會性身份，而對農民的制度性身份的認可在減弱，出現了對自己農民身份認可的模糊化、不確定現象，從而導致年輕的流動人口遊離出鄉村社會體系和城市社會體系之外(王春光，2017)，由此可能出現對城市的認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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