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口號
勿忘國恥，警鐘長鳴。
理性愛國 抵制日貨
勿忘國恥，振興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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毆打勸學生讀書的蔡元培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全國，宣佈：從即日起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變旗幟。此舉從形式上宣告了中國統一，在此之前，擔任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便作了《關於青年運動的提案》，蔡元培認為中國已經大體統一，國民政府不再需要依靠學生運動來推進國家統一了，因此學生還是應該潛心學習，所謂“救國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圖，還在學術。”
秉承這種認識，九一八事變後，蔡元培便不贊成學生通過罷課、示威的方式來抗日，“犧牲這麼多的光陰與學業，豈不是很可惜、很可惜的麼!”1931年12月13日，蔡元培向上海各大學校長髮出一份勸阻學生來南京示威的電報，此舉對學生運動不啻是潑了一瓢冷水。
不過，蔡元培的勸阻並未能阻止學生前往南京示威，到12月15日便有數萬學生前往南京示威，當日10時左右，兩千餘學生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示威，蔡元培作為北大老校長、大學院院長，自然要同示威學生對話，結果便被打了。
據《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一書記載，當時蔡元培“甫發數語，該團學生即將蔡氏拖下毆打”，隨後學生們將蔡元培綁架，“向門外衝出”。《蔡元培年譜》則記載，“由於年事已高，腿腳也有殘疾，蔡老先生被強拉著拖行幾百米，右臂紅腫異常。”
蔡元培事後接受採訪時談及自己傷勢：“予頭部受棍擊，似無傷害，惟右膀被暴徒扭拉，頗傷及筋絡……”不過蔡元培並未怪罪學生，而是認為自己作為教育工作者，未能教育好學生。
主動參軍抗日的學生極少
學生除了以罷課、示威的方式進行抗日請願外，其實很少有人主動參軍走向前線。據齊紅深《流亡：抗戰時期東北流亡學生口述》一書對50名東北流亡學生的調查，不少學生並未直接參軍：在日偽政權中任職的有13人，佔26%，流亡到“國統區”後讀書和工作的42人，佔84%，到達共產黨控制區域後工作、參軍26人，佔52%，流亡後返回偽滿洲國上學或抗日的3人，佔6%(不少人流亡到過日偽、國統區和共產黨控制區，統計不互相排斥)。
從這個調檢視，直接參軍抗日者並不是多數。同樣的情形，在“一·二八”淞滬抗戰後再度出現，據華彬清《1949年之前的南大黨組織》一文記載，1932年1月29日，南京各界五萬人歡送十九路軍開赴前線，當時僅有4名中大學生報名參軍，赴上海抗日，可見參軍人數極其稀少。
實際上，不但學生很少去參軍，有些學生團體，雖然打著參軍支援抗日的旗號，但毫無實際行動，比如著名的學生請願團體“青年援馬團”(支援馬占山抗日之意)，他們抬著棺材從上海出征，卻選擇走路到東北，魯迅先生不無諷刺的寫道：“中國現在總算有一點鐵路了，他們偏要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如果走到東北，恐怕要三五載，這是哪門子救國抗日的辦法呢?
張學良痛斥學生說大話使小錢
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選擇不抵抗，使東北三省迅速淪陷，張學良本人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馬君武先生便寫了一首《哀瀋陽》諷刺張學良：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阿嬌舞幾回。
不過馬先生誤會了張學良，當晚張學良是在為東北水災募捐，並非跟胡蝶跳舞(參見《顧維鈞回憶錄》)。不過這一首詩傳播甚廣，也激發了當時的愛國熱潮。但晚年張學良卻不以為然，據《張學良口述歷史》記載，張學良晚年曾反問：“可是抗日那事有什麼好處?誰拿出力量?空話。誰幹什麼了?就老百姓拿出力量了嗎?說大話、說漂亮話誰都會說，但是做起來誰做?我問你，有什麼幫助?”
張學良還講起了張伯苓給他的建議，即建議學生參軍上前線，但學生們不答應，後來提議學生到後面挖戰壕，但學生嫌“挺累的，我不去。”張學良直言“我真是看不起。”
即便到了晚年，回憶這段歷史，張學良還是忍不住痛斥學生：“說大話都會說，罵人都會罵，讓你幹，你也不幹。那有個擔子、挑子，你去拿去，那你怎麼不拿?讓你去拿，我也拿不動。哎呀!我已經九十一歲了，這個經驗太大了，我就說啊，說大話使小錢。”
結語：
學生參軍抗日，其實1943年後才發軔，到1944年才形成高潮，這與蔣介石所提“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密不可分，但若追溯到九一八後，中國的學生並無主動參軍抗日的舉動，甚至不少學生運動還是受各類派系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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