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__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重症醫學科主任，女醫生張繼先最早發現武漢疫情以來，截至20__年2月7日16:49分止，據國家疫情資訊中心披露，全國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人31252人，疑似病例26359人，死亡人數637人，治癒人數1643人。其中雲南省累計確診病人136人，累計死亡人數0人，累計治癒人數13人。一場凶猛的疫情肆掠祖國大地，同仇敵愾，團結一心，全國三十個省市自治區、解放軍，數十支醫療隊，數千名專家，冒著生命危險，逆行而上，奔赴湖北疫情前線。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企業、個人捐錢捐物，掀起一場全民抗擊新型冠狀病毒，保衛家園，保衛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人民戰爭。自疫情發生一個多月以來，最近治癒人數超越死亡人數;每天新增確診病人逐漸減少，呈現向好的方向發展的好勢頭。
縱觀中國歷史，各種疫情總與我國發展相依相伴，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全國依次控制或基本消滅了鼠疫、天花、霍亂、傷寒、痢疾、白喉、迴歸熱、血吸蟲、瘧疾等疫情。特別是我國經受住史無前例的20__年“非典”疫情的考驗，戰勝了“非典”惡魔，受到聯合國衛生署以及國際衛生組織的稱讚。歷史前移，國民黨民國統治時期，全國各種疫情更此起彼伏，數不勝數，據有關歷史記載，民國年間平均每兩年就發生一次大疫情。僅法定傳染病和指定傳染病，造成死亡人數達萬人以上的重大疫災次數達59次之多，涉及鼠疫、天花、霍亂、傷寒、痢疾、白喉、迴歸熱、瘧疾等，據不完全統計共造成2500341餘人死亡。據有關歷史記載，民國期間，有具體名稱的重大傳染病萬人以上的死亡事件有：1912-1917年新疆和田連續發生瘟疫，死亡10萬餘人;1917-1918年發生于山西、綏遠地區的肺鼠疫，其傳播範圍涉及山西、內蒙、河北、山東、安徽、南京6個省區，造成14600餘人的死亡，1916年新疆發生麻疹，死亡15091人;1918年湖北應山發生瘟疫，死亡3萬餘人;1918年雲南洱源、箇舊、蘭坪的瘟疫，死亡1.4萬人;1919年雲南永勝的瘟疫，死1萬人;1925年四川省約20萬人死於瘟疫;1925年雲南昆明的濫腸病，死亡1萬人;1928年湖南會同的黃腫症，死亡近3萬人;1930年甘肅由旱災引發的一場瘟疫，造成50-60萬人死亡;1931年青海因“牛羊傳染”傳染至人，總計死亡約26萬餘人;1932年，霍亂在全國橫行，至少有40萬人因此而喪命。1948年，陝甘寧邊區20餘縣發生瘟疫，死亡2萬餘人;……雲南省作為邊疆民族地區，經濟、科學、文化、醫療水平更是落後於全國，歷史上被稱為瘴癘之區，曾經是各種疫情的重災區，僅以普洱市思茅區(現為普洱市行政區首府)為例，民國時期疫情對雲南社會經濟的破壞，可見一斑。思茅區，清為“思茅廳”，舊為思茅縣，思茅市，現為思茅區。歷史上，思茅縣在雲南享有“金騰衝、銀思茅”的盛譽，因商業發達，這裡曾是滇南的貿易中心，普洱道尹府也曾駐節於此。清雍正七年(1729年)到同治二年(1863年)的100多年間，是思茅壩子史上第一次大繁榮時期，當時的思茅壩子常住人口近10萬，城內有茶號20餘家、銀鋪40多家，趕著上百匹馬的藏人馬幫每年都會數次浩浩蕩蕩出現在城裡，前來購買茶葉。到了光緒年間，持續的繁榮之下，思茅城被闢為商埠，甚至引來了外國人。這裡設有法租界，思茅海關的關長由英國、法國、丹麥、日本、俄國和比利時等國派人輪流擔任。當時的思茅海關屬北京的海關總署。民國初期，思茅壩區商賈雲集，城區有街道22條，為滇西南第一大城市。壩區內2萬多畝良田地無一荒蕪。人口有7-8萬之多。當時的思茅人以幾句樸實的語言描述著當時的繁華場面：“街上每天要宰五條牛、五十口豬”“做生意要在人頭上遞錢”。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繁榮昌盛的邊城，在1919年至1949年的三十年間，一種由蚊子叮咬傳播的疾病——瘧疾，給這座邊城帶來了災難性的毀滅性打擊，據《思茅縣誌》記載，當時民國政府官員趙仁山調查，城區回梓街、小石橋、珠市街、財神廟等街道居民死亡2/3;架龍是個200多戶人家的大寨子，只剩下7戶;高家寨、唐家寨共200多戶人家，只剩下高小生一個人。有村中尚未死絕的人家，夏秋忙於收割，嬰兒幼童棄置家中無人照管，收割完畢時，嬰兒已死，當時有句俗語，說“收割之時兒哭娘，收割之後娘哭兒”。《思茅鎮志》記載，民國30年(1941年)夏秋時節，田中稻穀成熟無人收割，只得由駐軍代收;軍民染疾而死者不在少數，死後無人掩埋，屍體隨意丟棄，街坊門聯全是白紙。至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城區街巷荒蕪，郊區80多個村子中，有70多個渺無人煙，成了當時世界聞名的超高度瘧疾區。到1949年思茅解放時，思茅城區從常住人口7-8萬餘人的繁華邊貿城市，變成虎狼出沒、荒煙蔓草的凋零村落，三十年間，思茅壩區人口劇減，到1949年思茅解放時，壩區人口已不足20__人。最具諷刺意義的是，1922年，官居省長高位，居住雲南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醫療條件最好城市——昆明，雲南省代省長劉祖武全家也沒能倖免染病毒，因猩紅熱疫情爆發，全家三人感染此病而不治身亡。由此可見民國時期的防疫措施是多麼不到位，多麼缺乏科學的疫情管控措施和缺醫少藥、診治手段。新中國建國後通過完善的醫療體系和管控體系，已經完勝了民國時期這些病毒和疫情。17年前，我們已經戰勝了20__年新型“非典病毒”疫情，有了戰勝新型“非典病毒”疫情經驗。我們有黨和國家的堅強領導，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優異的社會主義制度，儘管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初期，我們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但團結、動員起來的十四億同胞，已經爆發出巨大的凝結力，在這種力量面前，什麼艱難險阻，都阻擋不了中國人民的前進步伐。撫今思昔，對比兩個社會對疫情掌控的優劣，一樣的土地，不一樣的結果，我們更加愛黨愛國。我們堅信：祖國一定會攻克治療“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難關，我們一定可以戰勝“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夢想，如一盞明燈，照亮我們前行的道路，指引我們向前，激勵著我們努力奮鬥直至成功。我們年輕，年輕人就應該有夢想，為追逐夢想不停息。也許一個人的夢想的力量是單薄的，但是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的夢想的力量聚集起來就可以改變國家甚至世界。中國夢，凝聚13億中華兒女的夢，推動著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為夢想奮鬥，只因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實現中國夢。
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讓我們想到了中華民族曾經的興盛與衰落。曾經的繁華告訴我們，中國要崛起，要走復興之路，達到曾經的輝煌;以往的衰敗警示我們，復興之路存在許多艱難與挑戰。
有一種過程，叫波瀾華夏夢。自公元前2070年，大禹建立我國曆史上第102個王朝——夏，便已註定這世界的東方將有一顆明星升起——華夏。花開花敗，潮起潮落，在華夏的古典史冊裡，也記載著一個個王朝的興盛與衰落。秦國，經歷了商鞅變法統一了六國;漢武帝平定七國之亂才使中央集權加強;唐朝的貞觀之治，實現唐朝的鼎盛;元朝在地方上實行行省制度，鞏固了多民族國家;清朝設立軍機處才使君主專制加強。華夏一步一走過來，走向光明。
有一種進步，叫知恥而後勇。1840年，列強用鴉打開了中國大門，從鴉戰爭到第二次鴉戰爭，從中日甲午戰爭，到八國聯軍侵華，華夏族兒女在戰亂下忍辱負重，在經歷多年學習和改變後，迅速崛起。為了實現救國救民的夢想，堅忍的中國人艱難的摸索著，直至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帶領中國人民走向光明，讓日本無條件投降，建立一個新的中國，開始了新的生活。
有一種發展，叫中國速度。從新中國百廢待興到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迅速，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綜合國力增強，國際地位提高。現在，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13億人的夢想將在中國這片土地生根發芽。
十八大提出“中國夢”， 即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社會和諧。
設定了偉大的中國夢三部曲：第一步，用20年的時間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二部，再花30年的時間到新中國成立74週年，全面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三部，在整個21世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體現了全體中華民族兒女的共同心聲，分步走的戰略使目標更加明晰，為人們提供了明確的奮鬥目標與方向，中國夢的實現指日可待。
中國的發展，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作為一箇中國人，我是自豪的，我們趕上了中國發展的黃金時代，可以為祖國的發展添磚加瓦。我們大學生，作為一個青年團體，更要發揮先進示範作用，用自己的行為感染更多的人，將中國夢宣傳開來，弘揚其精髓和內涵，推動我們的核心文化內涵走向世界。
中國夢，每個中國人的夢，作為祖國未來希望的我們，更要熱衷於為國家的發展做貢獻，努力提升自己，讓夢想落地，開花。
大家好!我演講的題目是《你是榜樣，我的方向》。我的周圍有著這樣的共產黨員，他們在平凡的崗位上默默地工作，任勞任怨，無私無悔，用自己的光和熱履行人民法官的神聖職責。我們行政庭庭長徐蓉就是這樣的一員，從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名共產黨員的高尚風範，為自己剛起航的法院征途找到了方向。
我眼中的徐蓉：敬業、負責。每天，她總是最早一個上班，最後一個離開。有時，為了準備一個庭審提綱、或是為了反覆斟酌一份判決、亦或是為了收集一份臺賬資料，她常常犧牲休息日，甚至吃飯時間。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什麼力量讓她如此執著的忘我工作?通過和她相處的點點滴滴，我終於明白了，身為共產黨員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讓她有不竭的動力。她常說“在這個崗位上一天，我就要踏實幹一天，對得起黨和人民對我的信任”。
行政案件不同於其他案件，當事人一方系國家機關，極易引起政府與群眾矛盾升級。為儘量避免群眾與行政機關在訴訟過程中的對抗，防止過多的干預對行政審判帶來的負面影響，行政庭把住收案關，減少訴訟案件的收案數量。但是不立案不等於沒矛盾，於是庭外協調和解成為徐蓉“隱形”的工作。因為協調和解，能夠將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二者結合起來，高效、徹底地解決行政爭議，較之簡單的判決，其積極作用十分明顯。徐蓉帶領行政庭成員奔走於行政機關與群眾之間：一邊與行政機關建立聯動機制，向行政機關傳送司法建議書、進行法律培訓等等;一邊耐心細緻聽完當事人的訴說，然後通過講情理、明法理，做好息訴工作。這樣的工作徐蓉十年如一日重複著……
徐蓉有副熱心腸，關心年輕幹警的成長。有人調侃“徐庭長就像搖籃，剛送走蹣跚走路的幹警又迎來嗷嗷待乳的新人”。我是幸運的，遠離家鄉，並不感到寂寞，因為在我新的崗位上有這樣一位熱心而又“嘮叨”的老大姐幫扶著：當我情緒低落時，她總會找我聊聊天、談談心;當我記錄速度跟不上時，她總會放慢庭審節奏;當我裝訂卷宗或是書寫送達回證馬虎了事時，她總會不厭其煩的提醒：“年輕人要注意細節，人往往就是在細節上出了大問題，法院工作來不得半點馬虎……”
她的故事是那麼平常普通，但她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詮釋著什麼是“責任”，什麼是“奉獻”。更重要的是，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一種精神、一種方向、一種榜樣。
其實，我們漣水法院有許許多多像徐庭長這樣的榜樣。他們沒有顯赫的職位，沒有耀眼的名望，沒有驚天動地的創舉，也沒有催人淚下的事蹟。但是，他們有著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有著對黨對人民的一片忠心，有著將自己一生奉獻於審判工作的決心。他們勤奮、樸實、兢兢業業，在法院工作中忘我付出，用天平和國徽撐起了一片公平和正義的藍天。
歡喜做事，事勞而不覺其累，良友伴行，路遙而不知其遠。年輕幹警們，讓我們以他們為榜樣，為黨旗增光添彩，為祖國安寧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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