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愛的黨支部：
反腐不避政治局常委，這種超常規、超期待的大動作，表明執政黨在對待黨紀國法與至高特權的關係上，選擇站在了維護法治的堅定立場，蘊含著執政黨執行黨紀國法的嚴肅性、權威性和絕對性，體現出中共執政決意走上法治軌道的強大決心;而在中央委員會上專題研究依法治國，這在黨的歷史上尚屬首次。
xx年7月29日，世界再次為中國“震撼”。這一天，中共中央決定對xx立案審查，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大老虎”終於浮出水面;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十八屆四中全會，主要議程是“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兩件大事，其實都關乎同一個話題，那便是法治。
反腐不避政治局常委，這種超常規、超期待的大動作，表明執政黨在對待黨紀國法與至高特權的關係上，選擇站在了維護法治的堅定立場，蘊含著執政黨執行黨紀國法的嚴肅性、權威性和絕對性，體現出中共執政決意走上法治軌道的強大決心;而在中央委員會上專題研究依法治國，這在黨的歷史上尚屬首次，它更加表明執政黨對法治建設的高度重視，對中國的現代化轉型而言，無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歷史性意義。
不過，在讚賞這種超常規動作的同時，亦應看到，中國現行法律從未規定可以對任何層級的高階領導人法外開恩。僅從法律來看，這至少沒有超越法律的常規，這種超常規指向政治慣性和普遍的社會觀念。
中國具有數千年的人治傳統，求索法治的道路崎嶇曲折。十八大以來，從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到“建設法治中國”，從新法治十六字方針到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執政黨力行法治的思路與部署清晰可見。更為可信的是，這種矢志法治的決心在很多領域開始得到踐行，諸如反腐“有案必查” 對法治原則的兌現，廢除勞教對於法治精神的捍衛，司法改革對於法治理念的汲取等等，都預示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站在了新的時代起點。
中國共產黨對於依法治國方略的不渝信念，源於對法治求根治本優良本質的認同，源於對時代中國各種矛盾和問題的省察，也源於對治國理政歷史規律的把握。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並不是最優的統治方案，但卻是現實世界中所能找到的“最不壞”的方案，因為法治優於“一人之治”和“少數人之治”。無論是破解改革中的阻力與障礙，還是擺脫既得利益的束縛與干擾，無論是走出絕對權力的****定律，還是步入權利神聖的時代殿堂，都需要法治在更縱深的層面落地生根。當前，中國正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區”，各種複雜的矛盾糾紛和利益衝突逐漸顯現，權力的失範與社會治理的失效不斷挑戰社會公平，與各種“治標” 的方式相比，只有法治才是求根治本的良方。選擇法治，堅定地推進依法治國方略，中國夢的實現便有了堅實的根基。
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為核心議題，必將勾畫出未來法治中國的發展藍圖，寄託著華夏兒女百餘年來追求現代化的綿綿厚望。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治建設已經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建成，形式法治的構建更加完備。立足於這種現實基礎，中國法治建設正處於從形式法治向實質法治的轉型階段。
這種轉型的一個重點和難點，在於司法機構的獨立化運作。十八大以來，審判獨立成為司法改革的重點關鍵詞，xx和最高法均多次提到“要確保審判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xx年2月，xx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時，就提出“要確保審判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其後，在全國高階法院院長座談會等多個場合，最高法院院長周強也多次談及“審判獨立”。而審判獨立的提法更加密集，最高法院領導人在公開場合提到司法改革時幾乎都會提及審判獨立。有專家分析審判獨立將是司法改革方向，還有人解讀為中國正在走向司法獨立。
欲讓法治真正成為黨的執政方式，成為政府的行政方式，成為全民的生活方式，千百年沉澱下來的心理、習慣與傳統，還會呈現出諸多文化層面的阻力。由此，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更加呼籲頂層設計，更加要求系統配套，更加強調知行合一。
法治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剛開始的構建需要所有側重。不同國家基於不同的歷史傳統和現實狀況，選取不同的方向作為法治著力點，進而分化出不同的推行實質法治的進路。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主要採取的是一種“司法中心主義”進路，強調法院對法治的捍衛、發展功能;以德法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則主要採取“立法中心主義”進路，強調製定法的權威與規則效力，立法機關而不是司法機關構成法治大廈的“拱門石”。中國的法治走的也是一條“立法中心主義”的道路，將“有法可依”作為法治系統的首要前提，通過在經濟、行政、社會領域急速立法，最終確立起治國理政的規則框架。
但是，在目睹立法如潮的同時，普通民眾並沒有相應地增長對法律的信心和期望，甚至懷疑“法”的存在。法律為什麼實施不下去? ?制定出來的法律為何不能贏得人們的信仰?中國法律實施過程中究竟遭遇哪些瓶頸?念茲於此，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不得不面對當前中國法治建設的最大困境：法律體系背景下的實施難題，並由形式法治轉入實質法治建設階段。
基於中國不同的政治體制，推行實質法治依賴司法的崛起，同時也依賴在行政執法的歸位，司法與行政執法共同構成一種“執法中心主義”的法治進路，以推動良法得到良好的實施，重塑法治的權威與公信。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在執政黨的治國理政“總盤子”裡，為何對行政體制改革持續傾注心力，為何將司法體制改革置於突出地位予以頂層設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當中，特別強調了兩方面的法治改革，一是行政執法體制改革，一是司法體制改革，兩者共同指向法律的實施系統。
xx指出:“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實施，或者實施不力，搞得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那制定再多的法律也無濟於事。” 而只有從司法和行政執法領域打通法律運送正義的兩條“大動脈”，才能為整個法治肌體輸送新鮮血液，維繫政體和國家、社會肌體的健康。
所以，保障嚴格執法，克服非平等執法、釣魚執法、尋租性執法、非文明執法、限制性執法、選擇性執法、運動式執法、疲軟式執法、非法性執法、滯後性執法等行為，徹底糾正行政執法不嚴;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確保司法獨立與公正，讓每個人在司法個案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這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重中之重。如此，我們才能從法律大國轉型為法治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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