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黨介紹人大綱

專賣管理局剛組建的時候，我當人事幹事。一天副局長找到我，要我到廳人事處去接剛到的土改幹部，我立即騎上單車，直奔沙面而去。

廳本部在沙面沙遜大廈辦公。我上到二樓，大廳已坐滿了正等待各單位來領的土改

幹部。土改幹部的來源是多方面的，有南下大軍，有曾在當地打過遊擊的游擊隊員，有學生，有如土改根子那樣的土改積極分子。接幹部的人事幹事們往往出於本單位的考慮，把檔案挑來挑去。迴廊裡的一張乒乓球檯上擺滿一堆堆分配好了的檔案袋，有一個單位卻堅持要把一份檔案退回去。主持分配的一位副處長黑著臉把檔案往我面前一扔說:“小范，你們是新單位，需要人。”檔案袋躺在我面前，我首先看到的是“陳仕榮”三個字，抽出檔案一看，立刻明白那個單位退檔的原因。陳仕榮同志是個殘廢軍人，右眼失明，右臂炸斷，更要害的是在土改整隊時受了撤銷區委委員職務的處分。我仔細看了檔案之後，把檔案接了下來。我到大廳點名叫到這個名字，站起一個面頰瘦削，右眼窩深陷，寬大的袖管裡隱隱只見半截手臂的人，他的右眼可能仍在發炎，不斷眨動著。我向他點了點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二天副局長把我找去罵了一頓。說我挑了什麼幹部，把沒眼少胳膊的都要回來，還當什麼人事幹事？那年我才19歲，已有了5年革齡，正是心高氣盛的年紀，哪受得委屈！我頂撞道:“他是為革命傷殘的，是在打游擊時面迎一顆手榴彈受了重傷的，你說這話有沒有一點階級感情？”副局長被激怒了，我們爭吵起來。

我提出來不幹人事工作，要求調動。不久成立監察室，我調過去當監察幹事。監察室共有五人，由陳仕榮和一位姓何的轉業幹部負責，兩人均為副主任。從那時起我就稱他陳主任。老陳雖然身有殘疾，但他不是一個只坐辦公室的主任。那時的口號是“向蘇聯學習”，要求監察幹部到第一線直接對企業日常業務活動進行監督檢察，工作任務繁重，陳主任同我們一樣，常常跑倉庫、碼頭及業務科室，談話、爭論及查閱單據，極端嚴肅認真。不會騎單車的他，就只得步行或擠公共汽車，經常是一身汗水。他是個硬漢子，打仗不怕流血，工作不怕困難。他的傷口一直不好，我有些奇怪，後來才知道他負傷住的醫院條件極差。遊擊環境，設在山野茅棚的醫院，消炎用鹽水，連做手術的起碼工具都缺。他的手臂是用一把普通的木工鋸鋸的。醫生鋸不下去，是他自己奪過鋸子鋸的。他是重傷員，在療傷和轉移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還主動照顧戰友，幫助院方做思想工作，後留院任指導員。他的行為與精神感動了很多人。一個同他一樣出身貧苦的護士愛上了他，甘願伴他終身。但老陳這樣的硬漢是不會躺在床上要別人照看的，一解放就投入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新戰鬥。第一期土改臨近結束時，他愛人老黃臨產，時值炎夏，蚊蟲肆虐，農會主動借出一頂沒收來的蚊帳給老黃暫用，不料想土改整隊時老陳因而被以貪汙農民勝利果實論處，受到黨內撤職處分。這對他當然是個很大的打擊，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消極。戰爭是考驗，委屈是更大的考驗。

我的辦公檯在他對面，常看到他伏案寫字的情景。右臂斷了，他練習用左手寫，那難度可以想見，汗溼的瘦顴骨上常因用力而泛起一層血色。他堅持著，磨練著，漸漸地居然寫出了清晰的文字和流暢的文句來，他的毅力不能不令我起敬。他和有些老幹部不同，不因文化較低而不動筆，他努力自己動手。我發現他汗流浹背伏案而寫的不僅僅是監察記錄、報告之類，還有他個人的申訴材料，他說他只相信事實與真理，希望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不被冤枉。每說至此，他那隻塌陷下去的眼窩眨動得非常利害，因劣質瓷眼球磨擦而發炎紅腫的眼皮裡，流出帶膿的淚水來。他的手臂也在發炎，我不明白為什麼幾年過去了，他的眼與手臂一直得不到很好的醫治？為什麼在那殘損的身體裡仍燃燒著旺盛的為真理而鬥爭的火？

後來，他和老何成了我的入黨介紹人。

監察室和局領導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兩三年間，職工對局長違反財政紀律、侵佔職工福利金及其腐敗的生活作風多有不滿並多次向監察室反映，我們也多次向局長提出意見，但他一直置若罔聞，不屑一顧。無奈，陳主任主持監察室開了個會，要求大家堅持與不良傾向作鬥爭。會上大家一致同意將局領導的問題向上級反映，遂由我執筆向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寫了一個報告。省紀律檢查委員會派工作組進駐兩個月之後作出結論，並給予了當事人以黨紀處分。第二年開始整風與反右，我預感到那位局長要翻案，要報復，果不出所料，我成了批判物件。我的主要罪狀是“反對黨的領導”。我不服，於是局長髮動周圍的人同我劃清界限，深揭狠批，以至於有人為了自保或撈取政治資本不惜去捕風捉影、無中生有地編造材料。在幾個月的批判過程中，只有一個人一言不發，他就是陳主任。在那種政治氛圍和政治壓力下，我相信能這樣做的人很少很少，也很難很難，比身處會場中心，不肯低頭、不斷進行辯駁的被批判者的我還要艱難。會場主持人多次厲聲敲打他，甚至於點了他的名，他仍一言不發。僅餘的左眼目光平視，穿過狂熱的會場，穿過冰冷的牆壁，望向原野，望向戰壕中的戰友；他是一尊雕像，一尊讓許多人在它面前汗顏、低頭的雕像。

我被送到海南島農場勞動近兩年之後，回到廣州，在廳辦大朗農場繼續勞動。這時身殘的陳主任正下放在大朗農場任黨委書記兼場長。他見到我，不像有的領導那樣關心地勸我認錯，只平淡地說:“要注意身體。”我心領話中“留得青山在”的厚意。我從海南島回來時，嚴重水腫，他只能用這樣的方式幫助我、鼓勵我。陳主任沒有把從海南島回來的這批待罪之人當成勞改犯，而是當作“人”甚或“同志”。一次收割試種的肉草，每人都挑著200斤左右的擔子從水田裡走上岸過磅，正好他路過，有人攔住他向他報豐收，報大夥擔子的重量，他聽後高興地鼓勵了幾句又說:“以後不要再挑這麼重的擔，不要弄傷了。”那年春節前，副場長要我們下塘給廳裡打魚，塘大拉網小，幾十個人在塘裡泡了三四個小時才打上二三百斤魚來。正值寒流襲來，上岸後個個凍得渾身發紫，觳觫不已。陳主任正在食堂瞭解過節的供應，看到如此的一群人就問是怎麼一回事。副場長告訴他說:“是下塘給廳本部打魚。”陳主任不滿地說:“他們過幾天吃魚就不行嗎？正是寒流到來的時候叫人下水，不好吧！”副場長辯解:“不是想給廳報個豐收嘛！”陳主任憤怒了:“這種喜報不報也罷！”接著他吩咐事務長，晚餐給每個下塘的人增加一砵飯(半斤米)、四兩酒。農場結束後，陳主任留在大朗辦商業幹部學校，任校長。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們對這位獨目斷臂、寧折不彎的“當權派”一點辦法沒有。再後來陳主任又調了幾個單位，但一直沒有他榮升的訊息。我想這屬必然，像他這樣耿直的人，是不會與謀權者合流的。

上世紀末我去看他，他說:“我一直相信，總有一天你會得到平反的；作你的入黨介紹人，我從來沒有後悔過。”前幾年他去了，清貧一生，留下的只有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高貴品德。

我以他是我的入黨介紹人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