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黃仁宇先生則明顯地表達了他對朱翊鈞的同情與悲嘆。下面是小編為你們整理的幾篇文章，希望你們喜歡閱讀。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萬曆十五年》英文直譯為“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這本書是黃仁宇透過不一樣的人物從不一樣的側面來看當時的社會。其中各個階級、各種性格，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無不成為當時制度的犧牲品。作者以1587為基點，從小事著眼，輔以當時人物，描述了藏在表面和平下的制度危機。
首先提到的是萬曆皇帝。萬曆十五年時，皇帝已心灰意懶，多年沒有上朝了。萬曆以前也是一個野心勃勃，期望透過勵精圖治到達”萬曆中興”的有為的皇帝。而文官集團只期望皇帝做一個象徵，一個毫無主見的傀儡，在各種繁瑣的近宗教式的儀式中扮演一種道德上的楷模，以之教化百姓、團結官僚集團。我過去以為皇帝無所不能，什麼事都能夠按自己的想法去辦，但歷史告訴我不是這樣的。萬曆是一隻囚禁籠內的鳥，而這隻籠子是成熟的文官集團。萬曆在籠中失去有天性之愛的正常人的生活，母親的感激不能慈愛地表達，妻子妃嬪對萬曆僅是畏懼，兒子在爭儲中疏遠，連唯一有心靈交流的鄭妃也無法使她的兒子立儲，來討心愛的人的歡心和保證她的未來。他應對的是“訕君賣直”的口是心非的官員，這些人只是把正直當商品。用誹謗和所謂“敢諫”來獲取名聲，他們所的也不只是名節，還有伴隨道德楷模所帶來的還鄉後的權威。萬曆的不作為是對官僚集團的反抗，高階官員不增補，以致六部部長都有多位空缺。
首輔張居正是向現實妥協的人，但是他不是隨波逐流，而是個認清潛規則、利用潛規則的現實主義者，如果說當時的文官大多是陰陽的兩面派、陰謀家，那麼張居正毫無疑問是其中玩弄陰陽的佼佼者。張居正當上首輔也是一次次玩弄陰謀權術的結果。就方法上看張居正的手法骯髒，但是張居正做的事又是為了百姓和國家，一條鞭法的大膽改革旨在將繁瑣的稅賦簡化，以減少其中貓膩，對官員的考察法提高了行政效率，儘管這提高效率的方法仍是上級向下級施壓而沒有從體制上解決根本問題。張居正的改革充實了國庫為萬曆三大徵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在我看來張居正要獲得成就，在朝中扶植親信，是無法避免的，沒有那些親信的支援，沒有把握到方方面面的實際權力，沒有下級辦事官員的執行，張居正位置再高，帽子再大，也只能是萬曆第二。張居正是個改革家，但他應對的社會積重難返，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張居正苦心十年後操勞而死，其改革方案也被一一廢除。
申時行是個與張居正不一樣的首輔。他是深諳文官心裡者，懂得在皇帝與文官間調和。申時行是文官制度下楷模，看似沒有什麼功績卻辦成了很多大事，只是他能夠為治黃河選取正確人選卻無法保證正確的人選一向被選取。最後他也無法逃脫個人的杯具命運，被百官彈劾驅逐。他期望透過當時的官僚政治推動仁政建立和諧社會，也是失敗告終。
海瑞是個杯具。文官集團認為海瑞和萬曆一樣用來作為官僚集團的裝飾就能夠了，這樣的頑固人用不得。海瑞的杯具不止於被官僚集團拋棄而無法實現人生理想。同樣在於海瑞即使處要職也無法實現理想。從海瑞經理的案件來看，海瑞正因技術手段的不足無法憑證據等決定，海瑞做不到公正，他能做的只是偏袒窮人，而百姓也絕不都是善類，海瑞也曾抱怨刁民假稱富人強佔田，導致案件變複雜。海瑞以儒家要求自己，也要求別人，但這已經不是那個遙遠的時代了。官員的貪汙腐化也不能以現今標準來看，那些“常例”是朝廷默許的，也能夠說是中央對地方的財政需求一種妥協和放權，比如支付吏的工資。甚至能夠說海瑞是在向當時的經濟制度發起挑戰。比如“不少小說和筆記都寫到，一個人得中進士，立即有人前來出謀劃策，如何買田放債，如何影響訴訟，如何利用權勢做額外收入的資本。”可見土地牽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甚至不只是王公大臣，還有平民百姓。官職不止是一個行政上的職位同時還是獲得財富身份地位的工具，而這利益收益的不是官員一人，還有官員背後的整個家族。一個家族中的貧民常常是靠官老爺接濟，獲得教育機會的。另一方面看海瑞看似為民做了公道，但那些地主難道就不是民嗎，他們取得的財產就能夠任意處置嗎，
制度上的杯具也就在此，正規經營得利者因其潛質積累財富成為地主往往代表先進生產力，而這部分人一向是被歷史輿論打壓醜化的。兼併為何不能是社會發展的產物，英國工業化前也有圈地戶外，可能是當時沒有沒有解決失業農民生計的方法，比如工場或工業化的工廠，因此失業農民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然後發起席捲帝國的風暴，最後簡單打敗複雜，一切又回覆單元的均勻的狀態，開始新一輪的帝國興衰。總的來看，海瑞個人道德之長，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
以上三人或是要改革，或是要持續現狀，或是要回到洪武年代的吏治，但都失敗了。包括萬曆皇帝在內他們應對的是深刻的制度問題。
讀完這本書最大的收穫是看到歷史的複雜性。張居正、戚繼光、海瑞都不是單純能用善惡評價的。其行為的複雜是正因其背後歷史環境的複雜，要妥當評價一個人不能脫離他所處的環境。除了善惡之外，還有很多事不是想當然的，例如萬曆皇帝的權力範圍不大，不能隨心所欲，沒有金融機構做中間調節造成的社會經濟畸形(如全民高利貸)，此刻不合理的東西在當時可能就是合理的，甚至是必然出現或者必需的。
讀完這本書仍稍感不足，雖然《萬曆十五年》從小事著眼，其中有部分民間經濟的敘述，但對明白作者的大歷史觀仍感不足，當然也可能是我本人讀書不足。我感覺中國歷史對於上流人士給予了過多關心，而忽略了下層百姓如何求生存求發展，對農民常常一個小農經濟的印象貫穿始終，但各時各地的小農經濟定有不一樣，富裕的土地和貧瘠的土地，山地和平原水鄉，北方還要應對遊牧民族的搶掠，南方要和少數民族融合，各地狀況不一樣，經濟發展形式也應當不一樣，數字管理是否有其需要，又是發展到何時需要，為何不能自行產生，都是問題。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不瞭解農村就是不瞭解這個國家。但從《萬曆十五年》中窺見的民間經濟無正規銀行而不得不借高利貸，甚至稍富裕者都可能是高利貸者;無法巨集觀調節的貨幣流通及後果;通貨緊縮;科舉制與平民獲得財富地位的緊密結合等等經濟狀況仍是我不菲的收穫。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以前對《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印象最深的是關於中國缺乏數字化管理的論述。當黃仁宇描述著一場雜亂無章的古代戰爭時，難以置信的統計和控制之劣，近乎荒謬，遠遠偏離了我對智勇雙全的先民的恭敬想象。黃把中國形容成一個龐大的以禮儀統治的國家，由天子和官僚作道德楷模，指引小民的生活，而管理則是模糊和雜亂的。具體到基層州縣，政務中充滿了模糊的統計數字和含糊誇大的文字報告。
再讀時，這個論斷的真實性在我的頭腦裡大打折扣。黃無疑誇大了道德規訓(抄一個福柯的詞哈)的力量，並低估了地方官對地方的控制——很難想象這個由龐大稅收養活的王朝沒有潛質進行嚴格的稅收，並把軍事等方面的動員力深植到地方。
再讀的亮點是關於官僚體制。根據黃的描述，龐大的文官集團並不象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團一樣和衷共濟、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於個人的力量相對整個體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過於微小，為了尋求安全感，他們務必結成一些集團，謀取共同利益。講到張居正時，黃說張的任人唯親幾乎是無從選取的，正因他應對數萬人的官僚隊伍，沒辦法考核和選取，只能選用自己瞭解的人。
聯想到紅樓夢中的四大家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實際上是政治謀生手段，是自保和發展的必然要求。綜觀中國的選官制度，從漢朝的“舉孝廉”，到魏晉的九品中正制的門閥世族子弟作官，再到隋唐的科舉取士，只有加強了中央在體制中的權威，使每個人擁有同樣的機會，在選官過程中才不會出現力量的聚合現象，即一個個體不需要投靠一有力實體以在競爭中獲得機會。但這只是選官階段，只是仕途的門檻。
既已成為進士，有了公務員資格(當然，在考取公務員資格過程中，古往今來，作弊一向是屢見不鮮的超體制行動)，今後在仕途上的發展、能否得到肥缺和升遷機會，其評價途徑就不得而知了。在明朝，每六年進行一次全國大考核，不任事的官員會被斥退或強迫退休。然而正面的褒獎從何而出?升遷的名單如何確定?想必不是件十分公開的事。就象這天的選民們並不知道也無從預測人大開過後有哪些新官上任。新聞聯播裡念名單的時候，我每每覺得他們是剛從哪個石頭縫蹦出來的大聖。
沒有簡明可操作(如科舉一般)的程式，單個的官員永遠是最弱勢的群體。在混沌而充滿風險和競爭的體制中尋求自保的最好方式，便是結黨。雖然聖人說“君子不黨”，但君子要想實現“治平”和“升官發財”的理想，不黨恐怕是不成的。
中國歷史奇妙就奇妙在，它是由無數輪迴組成。驚人的相似性是最富戲劇性的資料。於是在中國的官僚體制中，黨同伐異、相互攻擊和權謀妥協，一其始終。臺上投票握手，臺下踢腳，表面上看波瀾不驚，小民仍頌之為人民公僕，鬥爭是永遠無從與聞的。
黃認為中國官僚體制中，所依靠的道德缺乏約束，又沒有良好的數字化管理，作為帝國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團內部存在無數利害衝突，構成了“一個帶有爆炸性的團體”。有明一代，在萬曆後期，官員便已看透了中樞勢微，只需敷衍應付。那時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風或者三講，於是官場不良風氣如瘟疫般氾濫，貪汙腐敗風行，並愈演愈烈，“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其因此能勉強維持，實在是替代的辦法尚未找到”，而且龐大、歷史悠久如我們的帝國，僅靠“慣性的作用”也可繼續存活若干年月。
對這個關於危機和崩潰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懷疑。據我的印象，沒有哪個王朝的崩潰是由吏制腐敗直接、或有極大相關性間接導致的。想來想去都是地方武裝勢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結果。即使是蘇式唯物史觀高唱讚歌的農民起義，也但是是起到了較大的助力而已。也沒有聽說哪個王朝的誕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誰都知道中國的開國皇帝，基本都是立刻得天下，怎樣也要打贏一場解放戰爭才能坐穩江山。而為了打仗而積蓄力量時，不可能廣施仁政而不橫徵暴斂。
這就牽扯到一箇中國社會的穩定性問題。在自動控制理論裡面，聽說有個叫做“魯棒性”的東西，指的是某樣東西的抗衝擊潛質、自我穩定力。吏治腐敗，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到國體根基，社會體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吏治腐敗、而持續自身的穩定性?
記得十幾年前，天真的學長們走上大街，到處張貼標語如：“賣掉賓士，還我鈔票!”歷史於是又一次證明，使中國社會持續穩定(或破壞它)的，不是百姓，而是控制著鐵和血的“仕大夫”。
黃顯然把帝國的體制看得過於單薄了，更需要思考到的是，體制的對立面是零散勢單的無數愚民。除了以宣教方式起作用的一面，這個體制已經自發構成了某些遊戲規則。這些規則產生於制度的罅隙，是基於自然界優勝劣汰的無政府狀態，用吳思的詞，這些就是“潛規則”。
古往今來很多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堅信中國是禮儀之邦，人人事事都尊制循禮。這種錯覺掩住了無數雙有穿透力的眼睛。
吳思把中國還原成一個暴力左右的社會，由一個個、一層層暴力集團統治。我認為，他用人類學的方法發現了“潛規則”，這一重大發現的好處對中國而言肯定超過了馬克思對剩餘價值的發現(況且好象這個剩餘價值也不是馬克思最早發現的)。魯迅以前講他一個朋友看史書，從字縫裡只看出“吃人”兩字，他和他的朋友都狂得很帥很有穿透力，偶很是心儀。
在以德治國的背後，是無數制度的缺乏和失去控制的現實，在那些空白的地方，滋生出基於達爾文理論的潛規則，實則這些潛規則才是支配中國社會結構運作的真正幕後老大。因此即使如黃氏筆下所描述的，萬曆皇帝正因立儲問題與群臣交惡，消極怠工而使官僚機體敗壞。整個帝國的真正規則，並沒有受到任何損害(從善惡性質講，以前也好不到哪兒去)。萬曆的行為可能只會給規則的執行帶給更好的生存環境。
結黨依舊，貪暴依舊，買官賣官依舊，上京開會上供跑官依舊，只是外部環境更寬鬆了而已。何況那時候交通不便，跑跑官也不會出車禍死在路上，想搞性賄賂也不用非得自己獻身，成本實在低多了。形勢一片大好。
黃的自傳《黃河青山》，讀過兩遍，每次都是在他開始講自己的學術生涯時打住，後面的數頁曾幫我一次次入睡。這許是正因我更喜愛看作為國軍軍官的黃先生的故事。在抗戰期間，讀大學的黃投筆從戎，之後在中國南方的偏遠地區打游擊(遊走也許更貼切)，跟總部失去聯絡，帶著一幫衣不蔽體的飢餓士兵在曠野中跋涉了半年。我猜想這段鬱悶的經歷給黃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國人對軍隊和戰鬥的控制潛質，使書生的他驚詫而至於忿恨。他所說的數字化管理，如果沒記錯，應出於馬克斯·韋伯的“簿記式管理”，能夠想象，脫下軍裝讀博士的黃先生在讀《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時，該是多麼的興奮。也不管韋伯所說的這個是公司管理，即使是與明朝同一時代的西歐國家的政府也不曾有過，何況中國?
(完全植根於西方土壤的資本主義，在中國是不存在對應物的。資本主義從西歐產生，然後鋪展到全世界。而所謂“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絕對是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是蘇聯五種社會模式的蹩腳註腳，圍繞它的時刻地點的爭論，是一場多麼搞笑的學術鬧劇!它唯一的貢獻就是養活了中國那麼多歷史學家，又是出書又是評職稱又是開學術研討會，開心得不亦樂乎!)
如果用中國根本不可能產生的所謂“數字化管理”來解釋中國的朝代更替、帝國的崩潰過程，其荒謬程度能夠與“關公戰秦瓊”比肩。更沒法解釋同樣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清，又怎樣存活數百年。(MD，封建又是個我不能容忍的偽命題。)
不是用歷史去發現、質疑理論，而是將歷史活生生地Yan割後去註解理論。這麼不歷史主義的觀點，竟然出自一個大歷史學家的手筆，而大一時的我還以前那麼崇信他。。。畢竟是個丫頭片子啊。。。
吳思能發現潛規則，必須是從他對中國土匪，以及小民在亂世的生存選取的研究中獲得的靈感。中國科班出身的歷史學家大都認為“歷史，就是制度的歷史”，繼而把制度侷限在上層建築範圍，再縮小到對官制的研究，因此估計是沒法象他這樣獨闢蹊徑了。中國人的學術創新潛質是怎樣被束縛的，能夠想象一下。
最近也在重讀王小波的雜文，發現他也寫過一篇關於〈萬曆十五年〉的書評。關於這本書，王沒什麼高深見解，只是樸素地舉了個反例。他說，中國要真用數目字管理，只能更糟——大躍進時，衛星上了天，經濟和生產但是下了地。
不真正改變中國的機體執行環境和模式，生搬硬套來的東西全都靠不住。錢鍾書說，西方什麼東西到了中國都會走樣，呵呵，是之謂也。
不管怎樣說，〈萬曆十五年〉還是一部好書，正因我讀的時候強烈愉悅，它帶給我的啟發層出不窮。作者讀史的視角和縱橫擺闔史料的潛質真是太強了!批評他，我多少有點黃口小兒的感覺。但是關注經濟時代，批評也是增長點啊——以此亂糟糟的文字向黃先生致敬。
搞笑的是，20xx年曾與中華書局此書的責編@西豐客人兄一齊吃海底撈，飯中並未聊到此書。此刻看到此文和老兄的評論同在此書主頁下，還真有點意思。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萬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經讀過好幾遍了。近來再重讀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國古代政治的最鮮明特點是觀念治國。
早在國人歷史早期，古人便憑藉想象將世界和自身進行描述和明白。這倒也不稀奇，幾乎所有禮貌的早期都有這個特點。但將想象充分賦予到政治中的，中國卻是為數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諸侯國。周公同幾乎所有的古人一樣，不能科學地明白天下的構成;他同時認為周王貴為天子，萬民理應萬世順從，但之後的事實證明，並非如此。周朝人力圖使政治體制順應自然，但由於知識的侷限，實際是讓自然順應了他們的意志，這便造成了政府行為自上而下的慣例，而中國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終構成，後世之人自覺不自覺地理解了這一觀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之後，觀念由對天的感性過渡到對儒家思想的理性。歷朝歷代的首要任務與其說是治國，莫不如說是對儒家思想的推廣和執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職責與其說是推佈政令，莫不如說是身先士卒，踐行儒家禮儀，與萬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能夠稱之為儒教了。
造成這一現象的是中國的自然環境和政治傳統。中國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術發展的限制迫使從周公起的統治者以觀念規劃全國，構成一套獨有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是上端細緻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統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複雜多變的實情，二是實在沒有潛質去處理數以千萬計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農集團。為了統治的便利，只有靠觀念，即之後的儒家道德。這種道德一來能夠統一文官觀念，讓他們即使分散在各地，與中央隔絕，也潛質解當地的疑難;二來能夠規範百姓，使他們各自安分守己，少為國家制造麻煩。道德的產生是因技術的無奈，而實戰的結果證明，道德的力量遠遠超過行政和司法，這就是我們反覆強調“以德治國”的原因。
這種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證據就是秦漢、隋唐創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時代在發展，我們永遠也找不到放諸四海而皆準道理，永遠也找不到一勞永逸的創造。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到了明清時期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中國在歷史的座標系中開始走下坡路，這也許就是黃仁宇先生創作《萬曆十五年》的緣故。
《萬曆十五年》並非只寫萬曆十五年這一年的故事，也並非只寫萬曆年間的故事，他寫的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優越的終結，是對“以德治國”的深刻剖析。取名“萬曆十五年”也許只是個象徵，也許只是正因音韻的和諧。
中國古代德治政治的優越性結束了，形式也結束了，但它的流毒卻遠未終結。儒教的本本沒有多少人再學習了，儒教的精華沒有多少人再記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卻深
深紮根在現代人的心靈深處，正因中國處於封建社會幾千年，而進入現代社會還不到一百年。這種紮根的結果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中國人的劣根性，這就是現代中國人還存在的諸多毛病。即便是年輕人，任你穿的很“哈韓”，吃的很“歐美”，唱的很“港臺”，但骨子仍未脫離中國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惡劣性”!儒教講究“仁”，二“人”即為“仁”，中國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長“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級組織的任何一次改革與反改革、革命與xx，始終繞不開人事的問題，最終的落腳點都是對人的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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