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在講話中，毛澤東以蘇聯的經驗為鑑戒，總結了我國的經驗，論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大關係，提出要調動國內外一切直接和間接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以此為起點，開始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最初有益的探索。《論十大關係》涉及我國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等各方面，本文主要從毛澤東探索有別於蘇聯的經濟模式這一方面談一點心得體會。
眾所周知，建國初期，因為國內國外、主觀客觀等一系列因素，我們學習和模仿蘇聯的經濟模式來搞我國建設。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學習與模仿帶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選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蘇聯實行“一五”“二五”計劃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國際形勢日益惡化，新的世界大戰日益逼近，嚴重威脅社會主義蘇聯的生存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後有限的實踐經驗和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主要來自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關設想的基礎上形成的。
它的主要特點是：
1、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實行了以社會主義制度的生存為前提，以重工業包括國防工業優先發展為核心的高速趕超型經濟發展戰略；
2、在經濟制度上，消滅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並實行與之相適應的單一的按勞分配製度；
3、在經濟管理體制上，實行由國家行政手段調節的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並在執行機制上排斥商品生產和市場機制。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和二戰中曾顯示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在1940年初步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用10年左右時間，跑完了歐美先進工業國家100年的工業化路程，並在50年代七年級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工業強國。這更增強了對我國的吸引力。因而我國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化三改”過程中引進了蘇聯的經濟模式。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我國的經濟體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顯帶有蘇聯經濟模式的影響。社會主義改造實現的目標與蘇聯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統一的以行政調節為主的計劃經濟體制。主要體現在：國民經濟只剩下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分為全民和集體所有制兩個層次；取消市場，實行糧棉等重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預經濟生活；分配領域中實行低消費，高積累並趨於平均主義。
但是毛澤東從來就不是個教條主義者，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他始終認為蘇聯的建設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蘇聯經驗，應該從中國實際出發。證實毛澤東這種態度的最好例項，就是中國走了條和平的而有別於蘇聯的鎮壓和剝奪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突破蘇聯經濟模式的思想就愈來愈明顯。《論十大關係》就是這一思考的重要成果。毛澤東曾說過：“建國後，前8年照抄外國經驗，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應中國的路線，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他還說“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1956年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總結批判充分暴露了蘇聯模式的弊端。毛澤東“以蘇為鑑”的思想更加明確了，如何避免蘇聯走過的彎路和如何突破蘇聯模式的問題便提上了議程。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指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們還想走？”提醒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中要引以為戒。
促使我國必須突破蘇聯模式更強烈的動因，則是仿效蘇聯給自己帶來的諸多問題。我國採用蘇聯經濟模式在“一五”計劃期間對有效地集中財力、物力和人力進行重點專案建設，對發展國民經濟實行計劃管理，保證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保證市場穩定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積極的作用。但是“一五”後期，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經濟建設規模的迅速擴大，這種模式的弊端就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體現在：1、所有制結構過於單一，難以適應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多層次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產力發展的後腿；2、在經濟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過多，國家統的過死，壓抑和限制了地方企業的積極性和機動性；3、在經濟執行中忽視商品生產和市場的調節作用，既影響了流通又影響了生產；4、在分配上存在著重積累輕消費的現象，影響了勞動者的積極性。這些都影響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說明蘇聯模式已不能適應包括蘇聯自身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於是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從中國實際出發，深入調查研究，提出了有別於蘇聯的具有自己特點的中國經濟模式。主要有：
1、在工業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業擠輕工業和農業，而是農、輕、重協調發展。蘇聯工業化道路是以重壓輕，以重擠輕，用剝奪農民的辦法，通過工業品和農副產品的剪刀差實現高積累來發展農業，結果造成重工業的片面發展和農業、輕工業的落後。中國“一五”計劃直接受蘇聯影響，對農業和輕工業重視不足。毛澤東對這種情況深為憂慮，及時糾正了這種錯誤認識，指出必須用多發展些農業、輕工業的辦法來促進重工業的發展。他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國情出發，強調“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並把這提高到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高度來認識。毛澤東指出：“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毛澤東提出的這種與蘇聯不同的實現工業化的道路的具體途徑，使50年代中期我國在農輕重比例關係上處理得比較好。
2、在分配上，提出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一條中，毛澤東指出：“國家和工廠，國家和工人，工人和工廠，國家和合作社，國家和農民，合作社和農民，都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在國家和職工的關係上，他指出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既要不斷地保證增加國家的積累，滿足擴大再生產的需要，又要使勞動者的收入每年有所提高。在國家和農民的關係上，他鑑於蘇聯推行義務交售制把農民挖得很苦，嚴重挫傷農民積極性的做法，主張要“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在工農業產品交換中，要“採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國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農民拿多少以及怎樣拿法，都要規定適當。”這對於糾正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重積累輕消費的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別是農民生活具有重大意義。
3、在經濟管理體制上，反對中央集權過多，主張給地方和企業以適當的權力。蘇聯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毛澤東對此是不贊成的，他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指出“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但毛澤東認為既要反對片面強調高度集中統一的傾向，又要反對那種不服從統一指揮而搞絕對獨立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還認識到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管理方面的有益經驗可供借鑑，“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很注意的。它們的制度和我們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們發展的經驗，還是值得我們研究。”這裡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注意解決中央和地方關係的過程中，毛澤東已敏銳地察覺到不應該把企業看作國家機關的附屬物，應適當擴大企業的權力。掌握一定的自主性。在《論十大關係》講話後不久，他就提出允許企業成為“公開合法的半獨立王國”。這裡毛澤東實際上已經提出了經營權和所有權相分離的重要思想，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此外，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的論述中，還朦朧地認識到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過於單一，計劃經濟的統購包銷政策的一些負面效應，影響了生產力的充分發揮，而且給人民生活帶來許多不便，開始對我國的所有制結構與經濟執行機制有了一些反思。不久，毛澤東就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經濟佔優勢的情況下，從當時我國生產力水平低，經濟比較落後這個客觀事實出發，利用個體經濟和某些資本主義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補充，搞多種經濟成分並存以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必要性，並稱之為“新經濟政策”。這是他企圖突破蘇聯單一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固定模式的一次可貴嘗試。在同年召開的黨的八大會議上，陳雲等同志還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即國有經營為主體，個體經營為補充；計劃生產為主體，個體生產為補充；國家市場為主體，自由市場為補充。對市場的作用有進一步認識。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還指出要鼓勵沿海工業的發展以促進內地工業的發展，加速經濟建設以支援國防建設。以上這些思想盡管總體上還未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認識上也有侷限性，但它們實際上已經明確或模糊地提出了中國自己的經濟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已開始突破蘇聯經濟模式，顯露了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一束可貴的思想火花。令人遺憾的是，毛澤東在實踐中沒有把這些有益的探索和突破貫徹下去和進一步深入，在“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重新陷入過去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並且日益僵化。
毛澤東探索有別於蘇聯的經濟模式是在50年代國中期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當時對建設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認識不可能象今天這樣充分和深刻，因而這種探索難免帶有很大的侷限性，也難免有失誤。我們不應過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為探索真理終究比佔有真理更可貴。無論如何，毛澤東畢竟邁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已成為一筆寶貴的思想財富，為今天新時期的經濟體制改革作了一定的準備。可以說，我們今天經濟建設的成就是站在毛澤東這個歷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我們不能忘記毛澤東的艱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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