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子夜》讀後感

《子夜》標誌著茅盾的創作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成熟階段，是我國現代文學一部傑出的革命現實主義的長篇。它從一九三一年十月寫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動筆以前，還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準備和構思的過程。

茅盾對於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國社會有比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在他的朋友中有做實際工作的革命者，有自由主義者，同鄉故舊中有企業家、公務員、商人、銀行家，並且常和他們來往。他很熟悉上海工商業的情況，有一段時間把“看人家在交易所裡發狂地做空頭，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辦什麼廠”當做是“日常課程”(注：《我的回顧》，見《茅盾自選集》上海天馬書店1933年4月初版)。當時學術界正在展開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茅盾將親自看到的社會現象同論戰中一些理論對照，這就增加了他寫作《子夜》的興趣，決定通過生動具體的藝術形象，回答託派散播的中國已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謬論。在寫作《子夜》的時候，作家又充分地運用了他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獲得的社會經驗。他說：“當時在上海的實際工作者，正為了大規模的革命運動而很忙，在各條戰線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我那時沒有參加實際工作，但是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過實際工作的經驗，雖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對於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們工作的困難情形，大部分我還能瞭解。”(注：《〈子夜〉是怎樣寫成的》，1939年6月1日《新疆日報》副刊《綠洲》)過去的這段經歷，以及這一時期參加左翼文藝運動，接近革命者所得來的具體感受和間接經驗，不但豐富了他的創作素材，同時也使他有可能對客觀現實作出較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民族工業資本家吳蓀甫和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之間的的矛盾和鬥爭，是貫串《子夜》全書的主線。環繞這條主線，《子夜》反映了一九三年左右革命深入發展、星火燎原的中國社會的面貌。

關於這一歷史時期的中國社會，毛澤東同志曾經作過深刻的分析。他在說明由於帝國主義的爭奪中國，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混戰之後，接著說：“伴隨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是賦稅的加重，這樣就會促令廣大的負擔賦稅者和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隨著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工業的矛盾而來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的事實，這就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家從拚命壓榨工人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1卷第98頁)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動在這樣一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上；而且透過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發展，鮮明有力地顯示了整個時代的發展趨向和壯闊波瀾。它以上海為中心，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全貌；寫的是一九三年兩個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這些事件裡又隱伏著中國社會過去和未來的脈絡。將紛紜複雜而具有重大歷史社會意義的生活現象通過謹嚴巨集大的藝術結構表現出來，這是茅盾作為我國現代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最值得重視和學習的地方。

在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縝密的藝術構思和卓越的創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作家筆下的工業資本家吳蓀甫，不是庸碌卑瑣的人物。他曾經熱心於發展故鄉雙橋鎮的實業，打算以一個發電廠為基礎建築起他的“雙橋王國”來。但是僅僅十萬人口的雙橋鎮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他的“目的是發展企業，增加煙囪的數目，擴大銷售的市場”。他有這樣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謂企業家”全部打倒，“把企業拿到他的鐵腕裡來”。不僅這樣，他還知道如果要發展民族工業，首先需要“國家象個國家，政府象個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視著企業上的利害關係而外，還“用一隻眼睛望著政治”。他具有遊歷歐美得來的管理現代工業的知識，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夠煽起別人勃勃的事業雄心，願意和他合作。但是吳蓀甫這個工業界的騎士卻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紀的歐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帝國主義侵略的魔手緊緊扼住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咽喉，因而他的發展民族工業的雄心不能不成為一個無法實現的幻想。他不能不過一種“簡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幾條戰線上同時作戰：他要與美帝國主義的掮客——金融資本家趙伯韜進行勾心鬥角的鬥爭；他熄滅不了工廠裡風起雲湧的罷工運動；他用盡心機收買過來的許多小廠都成了自己脫不下的“溼布衫”，他和孫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經營的益中信託公司不能不在軍閥混戰、農村破產、工廠生產過剩、趙伯韜的大規模經濟封鎖之下一敗塗地。他們發起組織益中信託公司，時未兩月，“雄圖”已成為泡影。野心勃勃、剛愎自信的吳蓀甫，也只剩下了一條“投降的出路”。通過上述這些描寫，《子夜》揭示出了作為民族工業資本家的吳蓀甫的兩面的性質：他和帝國主義及其卵翼下的買辦金融資本家之間存在著矛盾，和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人之間也存在著矛盾。在帝國主義統治下，中國民族工業是永遠得不到發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永遠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這是歷史的必然的法則，誰也不能夠改變或者動搖它。當時在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託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國主義的入侵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佔優勢，中國社會性質已是資本主義的反動論調。他們抹煞華洋資本之間的差別，掩蓋帝國主義扼殺中國民族工業這樣一個鐵的事實，企圖用“左”的詞句來反對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達到他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關於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刻劃，給了託派這種謬論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從多方面的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中來突出吳蓀甫的性格特徵。作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吳蓀甫的性格是一個鮮明的矛盾的統一體。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業立場的義憤”，但另一方面，壓倒他的一切的卻是“個人利害的籌慮”。他是“辦實業”的，他以發展民族工業為己任，他向來反對擁有大資本的杜竹齋一類人專做地皮、金子、公債的買賣；但是他也不能不鑽在瘋狂的公債投機活動裡。他希望實現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國民黨反蔣派與地方軍閥的聯盟“北方擴大會議”的軍事行動趕快成功，然而當北方的軍事進展不利於他的公債活動的時候，他又“惟恐北方的軍事勢力發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強悍，但又不能不表現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他有時果決專斷，有時狐疑惶惑，有時滿懷信心，有時又垂頭喪氣；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實質上則是舉措乖張。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統一在吳蓀甫的性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