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書》是我國著名文學翻譯家傅雷與夫人朱梅馥寫給傅聰、傅敏等的家信摘編，寫信時間為一xx四年至一九六六年六月。這是家書，但又不僅僅是家書。傅雷先生早年留學法國，在美術、音樂鑑賞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與兒子通訊時，他也對中外的藝術家及其作品做了深入剖析，其間不乏對貝多芬及莫扎特等音樂家的經典點評。因此，《傅雷家書》也是一部優秀的美學鑑賞作品。
由於在傅聰幼年時傅雷先生對他的教育過於嚴格，導致父子二人關係並不親密。面對這樣的父子關係，傅雷先生在通訊伊始就對兒子表達了自己的悔恨，並且在以後的信中也一再提到自己的教育有不適當的地方，並感嘆兒子能夠避開這些不利因素，成為一個真正優秀的藝術家。他的去懊悔的同時也夾雜著自豪：當兒子傅聰在國際鋼琴賽事上獲得大獎時，他會忍不住大讚道：“想不到你有這麼些才華，想不到你的春天來得這麼快，花開得這麼美，開到世界的樂壇上放出你的異香……我做父親的一向低估了你，你把我的錯誤用你的才能與苦功給點破了，我真高興，我真驕傲，能夠有這麼一個兒子把我錯誤的估計全部推翻!”;當他感到兒子在思想上更加通達更具哲思時,他又這樣寫道：“你分析能力比以前強多了，態度也和平得很。爸爸看文字多麼嚴格，從文字上挑剔思想又多麼認真，不會隨便誇獎你的”;而當他感到兒子在日益成熟時，他絲毫不吝表達自己的愛意與讚美：“孩子，你一天天的在進步，在發展：這兩年來你對人生和藝術的理解又跨了一大步，我愈來愈愛你了，除了因為你是我們身上的血肉所化出來的而愛你以外，還因為你有如此煥發的才華而愛你：正因為我愛一切的才華，愛一切的藝術品，所以我也把你當作一般的才華(離開骨肉關係)，當作一件珍貴的藝術品而愛你。”這些文字，即便沒有什麼文化的人，也可以輕易領會，因為天下父母皆是如此!
我們常說“嚴父”，而嚴父的“嚴”正是基於對子女前途的憂慮而產生，是一種更悲劇性的付出。因為，當子女們年紀尚小時，往往無法理解這份隱藏在嚴肅外表下的感情，很可能在父輩與子女之間刻下了一道深溝。只有到兒女心智足夠成熟，甚至直到自己也為人父母，才能真正理解父親。傅聰先生即在自己的某封回信中這樣寫到“我一天比一天體會到小時候爸爸說的“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可見他也漸漸理解了父親的一番苦心。
傅雷先生正是基於對兒子的深情，才藉著書信與筆墨表達出平時未曾出口的關懷。然而，這樣深摯的關懷，又怎會僅僅停留在表情達意的層面上呢?
傳雷在給傳聰的信裡這樣說：“長篇累牘的給你寫信，不是空嘮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閒話)，而是有好幾種作用的。第一我的確把你當作一個討論藝術，討論音樂的對手;第二，極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讓我做父親的得些新鮮養料，同時也可以間接傳佈給別的青年;第三，借通訊訓練你的──不但是文筆，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時時刻刻，隨處給做個警鐘，做面‘忠實的鏡子’，不論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細節方面，在藝術修養方面，在演奏姿態方面。”
從以上這些文字看來，傅雷先生的確是按照他在信中對傅聰先生提出的“做人，做藝術家，再做鋼琴家”來要求他。
傅雷先生性格嚴謹，對待朋友如此，對待工作更是如此。他苦於自己的文字太“實”而不夠靈活，不能完美地展現某些原著的神采，為此專門閱讀老舍等作家的作品，求得更具活氣的文字。傅聰的弟弟傅敏這樣描述他的父親“爸爸一生工作嚴謹，就是來往書信也整理得有條不紊。每次給哥哥的信都編號，記下發信日期，同時由媽媽抄錄留底;哥哥的來信，也都編號，按內容分門別類，由媽媽整理成冊。”這樣的身教，加之信中的諄諄囑託“提醒你一句：信中把‘自以為是’寫作‘自已為是’，此是筆誤，但也得提一下。”、“自己責備自己而沒有行動表現，我是最不贊成的。這是做人的基本作風，不僅對某人某事而已，我以前常和你說的，只有事實才能證明你的心意，只有行動才能表明你的心跡。” 足見他時刻對兒子的做事方法乃至一些生活細節提出自己的建議，這是凝結了一位智者思慮的筆墨。
傅雷先生為人坦蕩，稟性剛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與夫人朱梅馥雙雙憤而棄世，悲壯地走完了一生。
他的高潔品德在與傅聰的信中表露無遺，由於傅聰先生一直在外國學習、表演，傅雷先生總是提醒他祖國、民族的重要。某次傅聰想回國探親時他以減輕政府的經濟負擔為由拒絕，而事實上，他內心裡極渴望與兒子團聚。這也許是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良心——對自己的個人生活不過分要求，可是對工作及祖國的熱愛總是無限度的。
書中展現出的傅雷先生的優秀品德,也許在現今的社會中已經絕跡，但正如普希金所說：而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回憶。所以，正是基於此，這份回憶便更增其可貴。
傅雷的家書，文字精粹優美，是真情的流露，讀來感人至深。我們從他的家書中，不但解到了這對父子之間感人的故事，還能學會做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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